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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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峁┲С值某稍币渤腥献约菏荳UO的一员。
这是一个与外国有着密切联系的激进组织。根据可靠的记录显示，在1968年至1974年间，该组织的成员曾数百次访问苏联、古巴、柬埔寨、北越、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为了与巴解组织会面）等国，以及因资助恐怖主义和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所而出名的利比亚。这还只是我们已知的该组织与外国的联系情况，据推测，未被情报部门发现的WUO成员与国外势力的暗中接触达数千次之多。
有确凿的情报表明，WUO还通过向美国国内走私毒品，为其各项行动筹措资金。根据报告，他们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点位于佛蒙特州里士满的“绿山公社”。那里距离美加边境不足一英里，很容易运送毒品或是越境逃亡。而且，有证据显示，该组织与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的黑手党，以及声名狼藉的毒品交易集团“法国联结”都有联系。
“地下气象员组织”于1970年9月15日发表的第四号公报宣称：他们成功地帮助蒂莫西·利里从位于圣路易斯奥比斯堡的加州政府监狱越狱逃走，对此他们“深感自豪并满怀喜悦”。（在利里博士撰写的《一个追求希望者的自白》一书中，他将他此次越狱完全归功于WUO，并暗示帮助他越狱并从美国逃往阿尔及利亚所需的资金来源于毒品交易。）该公报还声称：
我们与“越南全国解放阵线”和北越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与“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阵线”和阿拉法特站在一起，我们与拉普·布朗和安杰拉·戴维斯站在一起，我们与所有的黑人和棕色人种革命者站在一起，我们与索里代德兄弟以及所有被关押在美国集中营中的战犯站在一起，我们知道如果不彻底摧毁美帝国主义，和平就永远不会降临。
WUO的领导人经常访问古巴，仅在1968年1974年间就多达数百次。这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将菲德尔·卡斯特罗视为偶像，而后者也常常为他们支付所需的一切费用。他们在古巴接受思想教育，由苏联克格勃掌控的古巴情报机构“情报指导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igence，DGI）为他们提供游击战训练。古巴还招募了一部分激进分子为他们从事间谍和情报搜集工作。有些人被训练成为“潜伏特工”暂时蛰伏，以便在未来根据情报指导总局的命令在美国开展间谍活动。
每当这些激进分子从古巴归来之后，美国本土往往就会发生严重的骚乱事件。别名马克·拉德的马克·鲁迪斯基是WUO的一名高层领导，曾于1968年冬天赴古巴接受教育和训练。1969年春天他回国后，他组织和领导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校园达七天之久。由于此事受到了规模空前的报道和宣传，深受鼓舞的拉德又前往芝加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一场出格的反战示威游行。
黑包工作（2）
1969年，该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应邀赴古巴与北越和越共代表会面。由于美国国内反战行动渐趋平息，越共对此深感忧虑，因此鼓动这些激进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开展反战活动。越共敦促他们采取行动，而不要与政府谈判对话，而越南人的目的就是要借此来加强他们在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某些激进主义者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1968年春，娜奥米·贾菲访问了北越，在她返回美国之后，她甚至夸耀说曾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美国战斗机。贾菲暗示说这是训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9年10月，WUO协助组织了名为“愤怒岁月”的行动，以抗议对“芝加哥七君子”的审判——这七个人因为领导了1968年扰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行动而遭到起诉。头戴橄榄球护盔的WUO成员在芝加哥林肯公园集合，随后向警察发动攻击。美国国内不断升级的反战行动使得北越拒绝做出让步，事实上反而阻碍了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
除去与敌对国家协调行动和举行示威游行之外，WUO的所作所为远不止此。其成员还在美国本土发动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在此之前，国内恐怖主义与国外颠覆势力之间的联系本来极为薄弱，在某些案件中，尤其是一些与WUO有关联的早期案件中，甚至与国外势力毫无联系。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权联邦调查局负责美国国土安全以来，联邦调查局便开始应对这种威胁。早期的目标包括由纳粹德国资助的“德美帮”、接受苏联指令的美国共产党以及国内一些极端组织。
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面对类型多样的军事性组织，例如三K党、“黑人解放军”和“犹太人自卫联盟”等等，联邦调查局又以同样的热情展开工作，以防止上述组织发动恐怖主义袭击，或是从事其他不法行为。对于这些组织中的年轻成员，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当着他们父母的面，与他们进行约谈，并明确告诉他们联邦调查局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恐怖袭击计划。一些更为冥顽不化的积极分子则遭到了联邦大陪审团的审判。
对于那些能够权衡个中危险的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所面临的危险远比30年代末要大得多。联邦调查局的宗旨始终是防患于未然，不论危险源自何方，都要加以遏制。在我担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期间，我所面临到正是上述这些严峻的挑战。
因此，当联邦调查局将注意力转向WUO及其他受到WUO行为鼓舞的同盟组织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对手，WUO以其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早已名闻全国，几可与巴解组织、意大利的红色旅等暴力组织相提并论。
WUO的恐怖分子与遍及全国的许多爆炸案和攻击事件有关。其中包括1969年发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起狙击手袭击警察总部的枪击案；同年发生于芝加哥的警车爆炸案；1970年发生于底特律警署的爆炸案，并导致一名警官被炸死；以及同年发生于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的一起导致三人受伤的爆炸案。
华盛顿经常是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WUO所实施的一系列爆炸案使其名声大噪，例如1970年国民警卫队协会大楼的爆炸案；同年发生在国会山参议院一翼的爆炸案；1972年的五角大楼爆炸案。根据总务管理局的统计，1972年五角大楼爆炸案是自1970年1月以来，恐怖分子针对联邦机关实施的第六十三起爆炸案。
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搞爆炸甚至炸到了自己。1970年3月6日，WUO位于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个炸弹工厂——一栋豪华别墅——由于多枚钢钉炸弹意外爆炸而被夷为平地。在此次事故中三名WUO成员被炸身亡。
联邦调查局理应负责对这些罪犯进行追查，对此又有谁会否认呢？WUO的十八名领导人因上述的多项罪行而遭到指控，而联邦调查局则必须将他们抓捕归案。但是这并非易事。我们所要对付的是一群经验老到的革命者。其中一些人曾在古巴受训，并获得了其他组织提供的技术和帮助。他们还得到了一个高效的地下网络的支持，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被迫逃往海外。
黑包工作（3）
一般而言，联邦调查局能够依赖公众的帮助来追踪罪犯的行迹，但是在追查WUO逃亡者的过程中，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得到了许多坚定的同情者的保护和支持，而这些同情者中很多人都是以公开身份活动的WUO成员。在追查过程中，那些我们原本希望能够获得帮助的人，包括这些激进分子的父母，却往往充满敌意地对我们的调查加以阻挠。他们似乎毫不介意WUO与古巴和苏联的密切关系。尽管这些信奉激进分子公开承认是他们实施的爆炸，却也未能阻止其亲友对他们提供庇护。
对于探查本国公民与外国政府之间的秘密阴谋，胡佛于1966年下达的禁止使用某些有效侦查手段的禁令，愈发使得探员们深受挫折。胡佛不仅大幅限制了对窃听设备的使用权限，而且禁止擅自拆阅公民信件或无证搜查——即在未得主人允许或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进入各种房屋或居所。由于实施这一行动所需的开锁工具或其他相关设备通常都装在一个黑色的包里，因此这也被称为“黑包工作”。
根据有关记录显示，在白宫和联邦调查局职员的压力下，胡佛所禁止采用的部分调查技巧在1970年重新得到了应用。在当年夏末，胡佛与尼克松总统讨论了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行动，而尼克松则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够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打击措施。1970年至1971年间负责所有调查行动的威廉·沙利文后来公开宣称说，胡佛曾于1970年秋告诉他，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追踪和抓捕那些危险的逃亡分子。沙利文说他曾将这一指令传达给各分局负责调查WUO爆炸案的探员。
1972年胡佛去世，沙利文则在1977年死于一次追捕行动中。没有人能证明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的这次对话，因此我们也永远无法确定这一指令包含有什么内容。但是直接听命于沙利文的探员们显然深信他们正在恰当地执行最高当局的命令。
据我所知，这一禁令直至胡佛于1972年5月去世，帕特里克·格雷被提名为代理局长之时也没有被取消。而负责国内情报事务的爱德华·米勒和我则坚信格雷已经授权探员使用这些手段。我们只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侦查中才会使用这些技巧。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始终对两种类型的调查加以严格区分，一种是为了搜集情报而进行的调查，另一种则是为了搜集犯罪庭审证据而展开的调查。根据我对行为标准的理解，与犯罪指控无关的情报搜集工作应不受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和逮捕”这一规定的束缚。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始终在运用一套不同的行为规则。而且在我看来，与一般的刑事案件调查相比，在搜集涉外机构的有关情报时，无需得到通常必备的搜查证。尤其是当我们面对WUO这样一个组织时，由于申请搜查证必须向地方法官提供过于敏感的相关依据和信息，情况更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WUO是一个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并且与危险的敌对国家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必须不受任何限制的与该组织的积极分子展开斗争。
为了开展“黑包工作”，我们制定了一套审批程序。当地区分局提出这一要求时，他们的申请将直接送交米勒，而他随后会与我就此进行磋商。如果我们两人都认为采取这一行动不仅可行，而且能够极大地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米勒就会指示地方分局采取行动，然后将在一份备忘录中记录下来，并交给我予以确认。有时候，我会在事后才得知此事。但是无论怎样，探员只针对WUO采取了很少的几次“黑包”行动，这些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均有据可查。
由于格雷授予我行动之全权，加之他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华盛顿，因此在事先没有与它磋商的情况下，我批准了五次“黑包行动”。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始终认为我的决策是明智的。我们对恐怖分子的行动实施了第一流的掌控，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得以暂时免遭WUO的伤害。
1977年初，卡特政府委任的司法部长走马上任。对于一些重要的情报，例如共产党员的名单或黑手党的有关数据等，尽管对外均声称是由“匿名人士”提供的，但是历任总统、司法部长和任何一位足够聪明的政府官员都知道这些情报真正源自何处。尽管如此，贝尔部长对于我允许采取“黑包行动”的做法依然持有错误的看法。他所任命的检察官声称WUO只不过是由一群“政治积极分子”发起的运动，而作为美国公民，该组织的成员理应得到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尽管他们的目标是要实施恐怖行动和颠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律师开始与负责调查WUO的探员进行约谈，显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为对我提出指控奠定基础。
“有罪”（1）
在我退休后的几个月里，我发现调查的焦点开始逐渐转向我。首先，我被视为泄露了联邦调查局机密的嫌疑人。1974年4月，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出版了他们合著的《总统班底》，指明曾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向他们提供了有关信息，在书中，他们将此人称为“深喉”。四个月后，《华盛顿人》杂志撰文认为，我最有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深喉”。几乎与此同时，我以前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开始反复盘问我，想确认我是否曾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克鲁森泄露过联邦调查局的文件。
1975年，作为水门事件的余波，公众对政府滥用职权的批评也扰乱了我的正常生活。在参议院，丘奇委员会开始对情报部门的越权行为展开调查，该委员会的助理与我约谈了五次——但是结果却徒劳无功，而且令人愤懑，因为对于我所说的话，他们对绝大部分内容都置之不理，而对一少部分内容片面加以曲解。
我尽我所能地向他们强调，我们国家对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沾沾自喜和自我满足，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同意某些批评者所提出的观点，即沙利文手下的那些反间谍探员有的时候的确干得太出格了。这些探员曾经潜入一些激进组织搜集情报，并且损害了这些组织的许多成员的名誉。但我争辩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纠正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而不是中止那些旨在保护我们免遭恐怖主义袭击的行动计划。但是无论我说什么，都没能阻止该委员会向国会提出必将严重削弱国内情报搜集计划的建议——而最终结果也的确如此。
随着在竞选中承诺将减少政府袭扰行为的卡特入主白宫，新上任的司法部领导班子立刻显示出其对联邦调查局的驾驭和操控。新一届政府采取了连环指控的战略来对我们进行追查。首先，检察官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低级探员，通过威胁要将他们处以重刑，迫使他们出庭作证，对联邦调查局的中层领导提出指控。通过这种阶梯式的逐级追查，司法部便可以对联邦调查局内授权对WUO采取压制措施的高层领导（他们称之为“头羊”）进行指控。
也许我此时最好的办法的就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作壁上观。联邦调查局的中层领导也拒绝与检察官合作。有效期五年的对阴谋罪（暗中潜入行为）加以限制的法律即将到期，到那时，任何一位高层领导都不会再遭到起诉。一旦该法律失效，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便可以站出来证明说，他们的下属所作所为均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可以免于处罚。最终，我们有机会使得任何一位探员都能够免遭不公平的指控和处罚。
但是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某些探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同时他们还将面对频繁的骚扰。（司法部）民权司的检察官们便曾对某些探员进行威胁，打电话给他们的妻子，或是在深更半夜打电话将这些探员吵醒。在此次行动的初期阶段，共有约一百二十五名现任和前任联邦调查局探员遭到了无情的追查。其中某些探员被免予起诉，而另一些探员则连续数月得不到处理结果。这导致所有的探员都被迫聘请了律师。
我知道很多探员其实是在代我受过：因为我是检察官们所要追查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决定站出来面对这一切。当我出乎很多人意料地出现在大陪审团审判室的时候，布莱恩·格廷斯，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代理律师，走上前来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今天要出庭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