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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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道：“他是个天性顽皮的人，跟我弄过几次恶作剧。”有一次希尔到办公室发现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了，起初他还担心自己是被解雇了，后来才发现是马克把他桌子上的东西都装到一个袋子里挂在天花板角落的一根管子上了。
正如马克的母亲所期望的，马克的志向被定位在了公众的利益上。马克和参议员办公室的另外两名律师阅读和讨论了一些共产主义著作； 这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还是能被人们接受的，因为当时离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大清洗还有一些年。资本主义加重了人们的利己心，而这正是共产主义所批判的，因而马克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些兴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乌托邦式理想正是罗斯·费尔特所向往的，也正是她儿子为人的真实写照。马克不是思想家，可他的观点与那些常去克拉克会所的孤立主义的参议员们不同。他们总是为自己对纳粹的软弱立场辩护，说这样能制衡共产主义苏联。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派在马克的眼中是平等的。
序言（11）
尽管马克对共产主义着迷，可他还是选择了一条更现实的道路去实现他的社会理念。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申请到联邦商务委员会工作。联邦商务委员会的职能是通过取缔不公平和误导性的商业行为来矫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这符合马克的价值观。然而后来马克发现了宣传与现实的差别，他的工作总是围绕着商业斗争的双方，而无论是投诉者还是被投诉的对象都少不了贪欲。另外，这份工作还十分枯燥，马克最初的任务就是调查人们使用卫生纸的习惯和态度，这并不是项理想的入门任务。
马克在1940年通过了华盛顿特区律师考试，他有资格申请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了。这时马克不再是个爱幻想的小伙子了，他理智地看到自己有机会进入的这个组织是真正有实效的，公众对这个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谈不上崇拜的话也是广泛支持的。当时联邦调查局的主管埃德加·胡佛很善于利用媒体，他向公众展示了一个整洁、阳刚的联邦探员形象，要消灭所有美国的敌人，包括约翰·狄林格① 约翰·狄林格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银行劫匪。他和他的同伙所制造的轰动性的劫案，促进了联邦调查局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纳粹的间谍、共党分子、暴力犯罪者以及绑架林德伯格之子的绑匪② 林德伯格是1927年第一个独自驾飞机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飞行英雄。1932年他两岁不到的儿子被绑架并被杀害的案件轰动全美。等。
马克同其他许多在胡佛部下工作的探员一样，都对胡佛领导的这个严密、高效的组织深怀敬意。胡佛在公共关系上的出色成绩也令马克十分钦佩。由于胡佛的努力，联邦调查局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方便了探员们在工作中寻求市民和地方执法人员的帮助。一位老探员菲尔·巴舍说：“在关上车门之前，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
马克·费尔特真诚地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个可靠的系统。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对勤奋工作的热爱，细心的个性以及沉着冷静的风度使他成为一名有提升前景的模范探员。但马克在逐级上升的过程中从不表露出过强的提升欲望。他的一名同事乔·庞德说：“马克从不把自己的雄心写在他的袖标上。”正像马克有一次对他女儿说的：“最好的外套要能隐藏优势。”
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马克的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他所从事的工作——反间谍活动——就需要他讲究策略和善于分析。当时一个逃脱了许多老练探员视线的重要纳粹间谍被马克发现了，这使得马克一举成名。马克在那些年掌握了许多间谍技巧：甩掉跟踪者、暗中传递情报、避免引起自己人的怀疑等等。这在他日后与伍德沃德建立的秘密联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期间一直都在监督反间谍人员，同秘密特工一起工作。琼回想起有一次她回到家，发现有一个穿着破旧的“激进分子”坐在她的起居室里——其实是一个联邦探员前来报告马克他所打入的一个左翼组织的情况。马克还是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的专科学院的课程主管，负责培训新探员基本反间谍技术。因此当马克被提升到联邦调查局最高层时，他对沙利文负责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反间谍计划了如指掌，那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协调渗透到极端组织里的线人和探员。
总而言之，马克比联邦调查局里大部分人都了解间谍技巧。这种技巧中的一部分是为渗透到对方内部的探员杜撰一段经历以掩盖他的真实身份。杜撰经历的手法通常是制造一份“介绍信”，比如犯罪记录，以证明对敌人的绝对忠诚，或是抹掉真实的个人历史记录。马克在成为伍德沃德的秘密线人后，隐匿了他们已有两年友谊这个事实，伍德沃德在此事上也十分谨慎。因此在伍德沃德报道水门事件期间直至在接下来三十年里，在人们不断寻找“深喉”本人的情况下，都没有人能肯定邮报记者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两个人之间有私人来往。
序言（12）
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们都要学习保密和隔离，可没有人像马克·费尔特那样善于隔离。他划清了家庭和工作的界限，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界限，当然还有他的秘密身份和他的公开身份之间的界限。伍德沃德在《秘密线人》一书中提到一件事：他在2000年初出乎意料地突然给马克打电话说：“我希望你能回忆一下往事并多吐露一些实情出来。”他的这个老搭档犹豫了一会儿说：“让我们只是……我要挂断电话了。关上这扇门，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在担任监察处副主管的时候，马克能接触到局里每一位探员的敏感信息，他也以谨慎而闻名。在一开始他还没有得知一些机密的任务，如根据白宫的命令在国务卿基辛格电话里安装窃听器以监听国家安全官员和记者的通话。
在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里，谨慎是被提升到顶层的重要条件。另一项重要条件就是善于与主管相处。胡佛的首要纪律十分明确：不许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局里的教官和监管者反复向新成员灌输这条纪律，监管者负责执行纪律，监察员则负责惩处那些违纪者。这项禁令覆盖了每个探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的穿着（西装革履）到工作的时间（大量而漫长）。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探员不得不每两到三年就搬一次家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历，因为按胡佛的要求，这是提升所必须的。胡佛自吹高效的这套制度有一个能引以为荣的特点，那就是探员们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的过程中甚至都不会耽误任何一个任务。可另一方面，探员们的家人却因无休止的搬家、转学（常常是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许多探员的妻子因不堪忍受而自杀，甚至在这种情形下，胡佛的首要纪律依然适用。据说一名探员的妻子把家中过冬所需的水果装罐后，写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后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马克·费尔特的事业生涯中，他的妻子奥德丽始终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奥德丽·费尔特是爱达荷州大学优秀毕业生，同那个年代许多其他的女性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了丈夫的事业中：帮他挑选整洁的服装和领带，帮他装饰办公室。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后，奥德丽在他的办公桌上方装了小聚光灯，让桌子看起来更加明快一些。
然而马克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同样给有着敏感个性的奥德丽带来了压力。马克一周工作六天，频繁搬家，不能脱离联邦调查局风格的拘谨的社会生活，一连十二年下来，奥德丽终于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当时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图。后来她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当琼长大成为一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后，她们母女又常常发生争执。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又在家中调解她们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是马克职业生涯的尾声阶段，也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费尔特一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琼离家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并加入了一个宗教社团。全国反对越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拉远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城市里充斥着激昂的情绪，激进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
这样的社会潮流，联邦调查局也难免卷入其中，它的许多行动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广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在马丁·路德·金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试图监视两名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的顾问对金的影响。从不偏离胡佛政策的马克支持联邦调查局对马丁的监听行动，但不赞同他的对手——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沙利文主张的威胁恐吓那些民权领袖的行动。
马克退出了沙利文参与筹划的休斯顿计划，该计划最终也被胡佛否定了，因为那是尼克松政府用来向自己的对手开展情报战的。马克同沙利文之间的无声战斗并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还关系到联邦调查局的未来。白宫的幕僚们所推行的那个休斯顿计划是他们制约政治对手的关键手段，特别是对那些反对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参与筹划休斯顿计划的目的是在与胡佛的权力斗争中赢得政府的支持。而费尔特则站在胡佛一边，因为他明白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批准，白宫就将派出一个代表来协调和指挥联邦调查局去从事一些最为敏感的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的合法性都值得怀疑，那样联邦调查局可贵的独立性便会荡然无存。
序言（13）
1970年10月，沙利文与胡佛公开决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后说，新左派运动成为对美国的新威胁，效仿苏联的美国共产党则大势已去。胡佛已经通过常年宣扬苏联威胁论从国会那里争取了不少经费，而他的苏联威胁论的根据大都来自于沙利文搜集的情报，他听了沙利文的论调后大为震怒。沙利文的意图也很清楚：那些言论多半是在白宫的授意下发表的，因为当时白宫正在设法平息公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便为总统即将参加美苏武器谈判，进而在1972年访问中国打下基础。1971年8月，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大胆地建议他退休，可他打错了算盘，反而被胡佛解雇了。这使马克成了联邦调查局内部唯一的局长候选人。
可这并没有为马克的进一步提升铺平道路，八个月后胡佛去世的时候，白宫从外部任命了新的局长格雷。格雷上任一个月后，水门事件就发生了。对于马克和联邦调查局来说，那是个空前脆弱的时期，马克和胡佛的拥戴者们失去了为他们顶住各方压力的局长，也失去了胡佛手中赫赫有名的私人文件，据说那些文件里有许多政客的把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干涉联邦调查局的政客。尽管还有一部分没有销毁的文件被格雷和马克掌握了，可没有了把柄，马克从胡佛那里接手的也只是一个没有应变能力的局长职权。一句话，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威慑力随着胡佛一起走进了坟墓，这使联邦调查局面对政治干涉十分无助。
马克在本书中表示，他在那个夏天充当“深喉”的目的就是让白宫处于公众的视线下，以阻止它干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行动。这种初衷在华盛顿是相当寻常的；可没想到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的内幕揭发行动却变得越来越大胆。1972年10月，马克与伍德沃德开始了他们勇敢的合作； 这对日后推翻尼克松政府起了关键的作用。
直到现在，公众还认为水门事件的披露是两个勇敢机智的年轻记者的英雄行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论的确是这样。可真正在整个事件浮出水面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提供情报的那个联邦调查局高层人士，要知道，在那之前他已经为检察官们和大陪审团撰写了三十年的调查报告。
马克在扮演“深喉”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防止在与伍德沃德会面时被发现； 而是在与同事共同查找泄密者的过程中避免被怀疑。在1972年夏天，他和格雷命令对下属进行盘问，并要求每一个下属在接受提问前宣誓说实话。后来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对他产生了怀疑。马克说服格雷不要相信那些荒唐的怀疑。据马克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的记载，他当时对格雷说：“帕特，我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任何事，他们错怪我了。”
格雷当时说：“我相信你，可白宫不相信。克兰丁斯特跟我提了三四次要把你开除出去，我都拒绝了。尽管他没说，但我相信那是上司的意思。”
在那个版本中，马克直接向读者表明：“我从未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或其他人泄露过什么！”
马克的支持者们这样为他的这句表白辩解：就算他在做文字游戏（意思是说，马克只和伍德沃德会过面，可从没见过伯恩斯坦），他也没有撒谎。而在马克心中，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撒谎。就像他把自己的不同角色完全分隔开一样，在这里也可以认为他白天担当联邦探员查寻泄密者，同他晚上扮演的帮助伍德沃德理解内部信息的非官方情报提供者也是完全分开的。
最终，历史把引路人的角色赋予了“深喉”，让他去指引伍德沃德发现水门事件入室行窃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复杂犯罪网络。经过在停车场的一个漆黑夜晚后，伍德沃德突然就了解了水门事件的关键要素。他与伯恩斯坦在1972年10月10日写出了轰动性报道，将一个小小的入室行窃事件里隐藏着的国家政治危机挖掘了出来。他们在报道的第一页第一段里给整个事件定了性：
联邦调查局探员已经确定，水门事件中的窃听行为的背景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间谍和阴谋破坏活动。其目的是使尼克松总统成功连任，其幕后指使就是白宫官员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
序言（14）
五
马克·费尔特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会受到水门事件的间接影响，这种结果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胡佛在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已无力维持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的骄人成就。联邦调查局的老规矩是同在任政府合作，胡佛按这条规则组织了对马丁·路德·金的调查，对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监听。可尼克松倒台后，这些老规矩给联邦调查局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那些调查都成了有损于社会的行为。另一件事也给联邦调查局的名誉造成了损害，1971年极端分子贝里根兄弟闯入联邦调查局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堤亚市的办事处，并取走了一些机密文件，那些文件中有联邦调查局针对左派极端分子采取秘密反间谍行动的内容。1973年，联邦调查局对印第安人占领南达科他州伤膝镇一事的草率处理，又在联邦调查局 “滥用权力”的账上加了一笔，尽管马克也指责了司法部的策划人违反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程序。
水门事件是联邦调查局各种新麻烦的催化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1972年10月到1973年4月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其中许多都是在马克的引导下写出的），直接引发了欧文委员会召集的水门事件听证会和罗迪诺委员会召集的总统弹劾听证会。而这些活动反过来引发了1975年丘奇委员会召集的针对情报机构——中央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