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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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牓”一辞，自出楚辞九章“涉江”“齐吴牓以击汰”之语，但牧斋实亦兼取王逸注“自伤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泽之中也”之意。用此作结，其微旨可以窥见。前引黄棃洲“薑山启彭山诗稿序”谓“虞山求少陵于排比之际，皆其形似，可谓不善学唐”（参南雷文案柒“前翰林院庶吉士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读者若观此绮怀之千言排律，篇终辞意如此，可谓深得浣花律髄者，然则太冲之言殊非公允之论矣。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
（十二）
牧斋自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正月廿九日鸳湖舟中赋有美诗后，至杭州留滞约二十余日之久始往游齐云山，游程约达一月之时间，最后访程孟阳于长翰山居不遇，乃取道富春，于三月廿四日过严子陵钓台，直至六月七日始有“迎河东君于云间，喜而有述”之诗。据此牧斋离隔河东君约经四月之久，始复会合也。此前一半之时间牧斋所赋诸诗皆载于实逮集及东山酬和集，但此后一半之时间则所作之诗未见著录。以常理论之，按诸牧斋平日情事，如此寂寂，殊为不合。就前一期中牧斋所甚有关系之人及在杭州时之地主汪然明言之，牧斋诗中绝不见汪氏踪迹。考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第壹题为“暮春辞家闽游，途中寄示儿贞士继为昌”，然则然明之离杭赴闽访林天素在崇祯十四年三月，此年二三月间牧斋实在杭州，且寓居汪氏别墅。牧斋此时所作诗中未见汪氏踪迹者，或因然明此际适不在杭州，或因汪氏虽亦能篇什，但非牧斋唱酬之诗友，汪氏虽在杭州有所赋咏，牧斋亦不采录及之，故此前一时期中无汪氏踪迹，尚可理解。至若后一时期既达两月之久，而牧斋不著一诗，当必有故，今日未易推知。
检陈忠裕全集壹肆三子诗稿有“孟夏一日禾城遇钱宗伯，夜谈时事”五言律诗二首，按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四年辛已条云：“是岁浙西大旱，漕事迫，嘉之崇德、湖之德清素顽梗，属年饥，益不办。大中丞奉旨谴责，令予专督崇德，而自督德清。予疏剔月余，遂与他邑相后先矣。”然则牧斋于辛已三月廿四日过钓台经杭州，于四月朔日即在嘉兴遇见卧子。自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初一日其间时日甚短，故知牧斋此次由黄山返家行色匆匆，与前之往游新安从容留滞者绝不相同，盖牧斋因河东君之不愿同游，独自归松江，恐有变化，于是筹画经营不遗余力，终于经两月之时间遂大功告成矣。卧子此时不知是否得知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消息，但牧斋于此际遇见卧子，其心中感想若何虽未能悉，然钱陈皆一时能诗之人，卧子既有篇什，牧斋不容缺而不报，今初学集中此时之诗独不见卧子踪迹者，当是牧斋不欲卧子之名著录于此际，转致有所不便耶？卧子此题二首之一有句云“山川留谢傅”，殊不知河东君访半野堂初赠诗有“东山葱岭莫辞从”句，陈柳两诗语意不谋而合，可笑也。
又检陈忠裕全集壹捌湘真阁稿“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云：“明主终收璧，宵人失要津。南冠荣衮绣，北郭偃松筠。艰险思良佐，孤危得大臣。东山云壑里，早晚下蒲轮。”此诗作成之时日未能确定，但既有“南冠”“北郭”一联，则至早不能在牧斋因张汉儒诬讦被逮至北京入狱经年得释归里以前，即崇祯十一年冬季以前。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季秋覃除。”十三年庚辰条略云：“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则此诗有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之可能。更考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崇祯十三年庚辰八月所作永遇乐词“十六夜见月”云“天公试手，浴堂金殿，瞥见清明时节”句下自注云：“时中朝新有大奸距脱之信。”据明史壹壹拾宰辅年表崇祯十三年六月薛国观致仕。国观乃温体仁党，夙与东林为敌，（参明史贰伍叁薛国观传并详牧斋永遇乐词钱曾注。）牧斋所谓大奸当指韩城而言，卧子诗“宵人失要津”或即兼指温薛辈，盖温薛皆去，牧斋可以起用矣。
又牧斋永遇乐词尚有“十七夜”一首云：“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似牧斋此时亦游寓苏州。但初学集肆叁保砚斋记略云：“保砚斋者，戈子庄乐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端砚以诒其子棠，而以名其斋也。戈子携其子过余山中，熏沐肃拜而请为之记。崇祯庚辰中秋记。”则崇祯十三年中秋日牧斋犹在常熟，是否十七日即至苏州尚难确知，假定其实至苏州者，卧子赠诗自应同在吴苑矣。更检杜于皇濬变雅堂诗集壹载“奉赠钱牧斋先生”五古一首，不知何时所作，唯诗中有句云：“何期虎丘月，一沃龙门雨。”此首前一题“半塘”云：“虎丘连半塘，五里共风光。此时素秋节，远胜三春阳。西风埽不尽，满路桂花香。”故知茶村于中秋前后在虎丘遇见牧斋，或即是崇祯十三年秋季与卧子赋赠牧斋诗同时同地。盖杜氏与几社名士本具气类之雅（见变雅堂集伍“送朱矞三之任松江序”及杜登春“社事本末”），殊有同时同地赋诗以赠党社魁首之可能也。俟考。
总而言之，钱陈两人交谊如此笃挚，当日牧斋应有诗书以答卧子厚意，后来刻初学集删去不录，亦与删去酬答卧子禾城赠诗同一事例，似因避去柳陈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则必由于瞿稼轩之主张。瞿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遂为师母讳耶？
复检杜登春社事本末略云：
是时乌程（指温体仁）去位，杨（嗣昌）薛（国观）相继秉国钧，西铭（指张溥）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计非起复宜兴（指周延儒）终是孤立之局，乃与钱蒙叟（谦益）项水心（煜）徐勿斋（汧）马素修（世奇）诸先生谋于虎邱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时吴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而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中，为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辛已二月间事。于是宜兴以四月起，（寅恪案：明史壹壹拾宰辅年表崇祯十四年辛已栏载：“延儒二月召，九月入。”同书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杜氏“四月”之语，误。）而西铭即以四月暴病云殂。
寅恪案：牧斋与张项徐马谋于虎丘石佛寺，杜氏虽未确言何时，以当日情势推之，或即在崇祯十三年中秋前后，亦即卧子茶村赋诗赠牧斋之时也。俟考。
至于钱陈两人论诗之宗旨，虽非所欲详论，然亦可略引牧斋之言以见一斑。有学集肆柒“题徐季白卷后”略云：“余之评诗，与当世觝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之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盛矣。”据此可知牧斋虽与卧子舒章论诗宗旨不同，然亦能赏其才藻，不甚诃诋。卧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斋，观卧子此次在嘉兴赠牧斋之诗及陈忠裕全集壹捌湘真阁集“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又臥子安雅堂稿壹捌壬午冬“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述牧斋稼轩由苏被逮至京事其略云“予与钱（谦益）瞿（式耜）素称知己。钱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益急，予颇为奔奏，闻于时贵。”等可为例证。
至于舒章，则有一事关涉钱柳，疑问殊多，颇堪玩味。舒章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贰通略云：
昔诸葛元逊述陆伯元语，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宜相辅车，共为珍惜，不欲使将进之徒意不欢笑。弟反复此言，未尝不叹其至也。但以迩来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薮，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论，使不至于披猖。是以对某某而思公叔之义，见某某而怀仲举之节。谈议之间，微有感慨，非好为不全之意，见峰岠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颖，而嫋情嫫母，遂致纷纷。谤议之来，不在于虞山，而在于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诸君亦无深求者，更无所用解嘲之语耳。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
寅恪案：前第叁章论春令问题中已略引及舒章此书。据卧子年谱推测，舒章作此书时当在崇祯十年卧子将由京南旋之际。书中所谓“虞山”乃指牧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盐姚叔祥士粦。（可参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据舒章之语，则对于牧斋殊无恶意，可以推见。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谓“才意通颖”之某某，究属谁指？其所“嫋情”之“嫫母”又是何人？据李书此节下文即接以春令问题，似此两事实有关联，即与河东君有关也。前第叁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钱氏之语必有根据，但关于李待问一节材料甚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颖”之“某某”即指“问郞”而言耶？以舒章作书之年月推之，谓所指乃存我在此时间与河东君之关系，似亦颇有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舒章以“嫫母”目河东君，未免唐突西子，而与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誉河东君之美者，实相违反矣。一笑！
牧斋此次之游西湖及黄山，不独与河东君本有观梅湖上之约，疑亦与程松圆有类似预期之事。据前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叁拾通云：“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彥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考此札之作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时松圆亦同在牧斋家中，颇疑牧斋因松圆此际正心情痛苦，进退维谷，将离虞山归新安之时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黄山之预约，以免独与新相知偕行而不与耦耕旧侣同游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迟至崇祯十四年辛已春间始遣人持书远至新安作此预约也。
但检初学集肆陸“游黄山记序”略云：“辛已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钱谦益序。”及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略云：“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初辛已春，约游黄山，首途差池，归舟值孟阳于桐江。篝灯夜谈，质明分手，遂泫然为长别矣。”黄山记作于崇祯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虽不详，亦在孟阳既卒十二年以后，皆牧斋事后追忆之笔。两序文意，若作预约孟阳于辛已春为黄山之游，而非于辛已春始作此约，则与当日事理相合。然绎两序文之辞语，似于辛已春始作此约者，恐是牧斋事后追忆，因致笔误耳。或者牧斋当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新知初遇，旧友将离，情感沖突，心理失常之际，作游黄山记时正值河东君患病甚剧，作耦耕堂诗序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等时间精神恍惚，记忆差错，遂有如是之记载耶？至若游黄山记之一云：“二月初五日发商山，初七日抵汤院。”证以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下注“起辛已三月，尽一月”之语，则此记“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讹，固不待辨也。
复次，孟阳与牧斋之关系其详可于两人之集中见之，茲不备论，但其同时人，如前第叁章引朱鹤龄愚庵小集“与吴梅村书”载宋辕文深鄙松圆，称为牧斋之“书佣”，后来文士如朱竹垞论松圆诗，亦深致不满。茲略录朱氏之言，以见三百年来评论松圆诗者之一例。
明诗综陸伍所选程嘉燧诗附诗话云：
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奚必读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得无类是欤？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
夫松圆之诗固非高品，自不待言，但其别裁明代之伪体，实亦有功。古今文学领域至广，创作家与批评家各有所长，不必合一，松圆可视为文学批评家，不必为文学创作者，竹垞所言固非平情通识之论也。
松圆与牧斋两人平生论诗之旨极相契合一点，茲姑不论，唯就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两人之交谊言之，则殊觉可笑可怜。松圆本欲徇例往牧斋家度岁，忽遇见河东君在虞山，遂狼狈归里。牧斋又约其于西湖赏梅，松圆因恐河东君亦随往，故意负约不至杭州。俟牧斋独游新安，访孟阳于长翰山居，孟阳又复避去，盖未知河东君是否同来之故。及牧斋留题于山居别去之后，松圆返家，始悉河东君未随来游，于是追及牧斋于桐江，留此最后之一别。噫！年逾七十垂死之老翁跋涉奔驰，藏头露尾，有如幼稚之儿童为捉迷藏之戏者，岂不可笑可怜哉？牧斋固深知孟阳之苦趣，于孟阳卒后，其诗文中涉及孟阳者则往往追惜于桐江之死别，情感溢于言表。由今观之，牧斋内心之痛苦抑又可推见矣。
牧斋此次即崇祯十四年二月之大部份时间滞留杭州，其踪迹皆于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寓杭州诸诗中推寻得之。检此集此卷所载诸诗，自“有美诗”后至“余杭道中望天目山”，只就牧斋本人所作而河东君和章不计外，共得九题。取东山酬和集贰所载牧斋之诗参较，则初学集所载多东山酬和集五题，盖此五题之所咏皆与河东君无关故也。但此五题虽与河东君无关，然皆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所作，在此时间，牧斋既因河东君之未肯同来，程松圆复不愿践约，失望之余，无可奈何之际，只得聊与当时当地诸人作不甚快心满意之酬酢，实与此时此地所赋有关河东君诸诗出于真挚情感者，区以别矣。此类酬应之作原与本文主旨无涉，自可不论，唯其中亦略有间接关系，故仅就其题中之地或人稍述之，以备读者作比较推寻之资料云尔。
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栖水访卓去病”云：
（诗略。）
寅恪案：有学集叁贰“卓去病先生墓志铭”略云：“去病姓卓氏，名尔康，杭之塘西里人。”又光绪修唐栖志贰山水门“官塘运河”条云：“下塘在县之东北，泄上塘之水，受钱湖之流，历五林唐栖，会于崇德，北达漕河，故曰新开运河。”据此知牧斋于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廿九日在鸳湖舟中赋有美诗后，当不易原来与河东君同乘之舟，直达杭州，初次所访之友人即“杭之塘西里人”卓去病。后此九年，即顺治七年，牧斋访马进宝于婺州，途经杭州，东归常熟，有学集叁庚寅夏五集“西湖杂感”序云“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亦由此水道者，盖吴越往来所必经也。
“夜集胡休复庶尝故第”云：
惟余寡妇持门户，更倩穷交作主宾。
寅恪案：此两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