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往事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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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


　　每个人都有权力向世界做一个交待，谁也不能漠视这一点。这世上最轻车熟路的谈话内容，莫过于谈自己，但是最谈不清楚的大概也正是自己谈自己。达吾提老人说，其实这些东西报纸上都刊登过的，于是他提供出各种省、地级的报刊资料，果然是连篇累牍，记者先生们竞相妙笔生花。然而，我还是想听老人亲口说一说，因为这是别人所代替不了的。


王位与王府


　　我这一辈子，怎么跟你说呢？经历了很多曲折。风光也好，受罪也好，都跟继承王位有点关系。那我就从这里开始谈吧。
　　汉族同志有句话是这样讲的，生活是命运。啥叫命运？我也说不好，恐怕不光是自己的努力，有时候，一些事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我继承王位这档子事儿。
　　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后来承袭了这个“库车王”，就一直很麻烦。要问是谁改变了我，我看是盛世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王位，是盛世才封的。他是当时的新疆督办。
　　那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记得很清楚，是秋天，我们库车开了个会，全县大会，各界的代表人士都参加了，300多人呢。在这个会上，县长宣布说，盛世才封我为“库车王”。那就是个命令，很简短，很有力。那年我才14岁，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人家都叫我“巴郎子王”。
　　我继承的王位，是买合甫孜王爷传下来的。买王爷是被盛世才下令杀掉的，那是1942年4月份的事。他的许多事，后面我还要讲。过了不久，大概就几个月吧，盛世才对库车县的县长韩云程说：买王没有了，我们再推荐一个吧，可以从买合甫孜王爷的亲生儿子当中选一个。结果一调查，买王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还有我。那时候，我是买合甫孜王爷的养子。
　　买合甫孜王爷和我亲生父亲是兄弟，买王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三。买王50岁的时候，有一天，对我父亲说：“我没儿子，将来这个王位怎么办呢？把你那个大儿子给我吧，让他以后接我的王位。”我父亲当然愿意，就把我过继到了买王这边。这样，我就被库车县的韩县长，推荐到盛世才那里，成了亲王。
　　我虽然当了“王”，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所以，过去人家说我历史如何如何，那真是冤枉。我不是富家的少爷，小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我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出生的。几月份？记不得了。好像是8月份的样子，树上结果子了嘛。我的亲生父母，也就是一般的群众，有好几个子女，尽管也在王府边上，可谈不上富有。我小的时候，读了一点经，可能是因为要继承王位，家里故意培养我吧。具体读的啥，也记不大清了，后来进了县立第一小学。学习成绩嘛，马马虎虎还不错。
　　我继承王位之后，文化知识就显得不够了，幸运的是，来了林基路县长。这个林基路，对我们库车贡献可大了。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事。他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份，当我们库车县长的，是受盛世才的邀请，从陕北延安过来的，是共产党员。盛世才当时是新疆督办，开始很革命的。向共产党要人才，要来一大批共产党员，建设新疆嘛，样子做得很好。后来不行了，本质就不行的。来的共产党员，有很多又被他杀害了。
　　林基路到了库车，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为民作主，很受群众的敬重和喜爱。在他的提议下，库车城内修建了中心小学，两层的教学楼，很气派的。那一年，这个学校办了个国语学习班，是利用暑假办的。我报名参加了，学了三个多月。我的汉语基础，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后来，县政府又发来通知，据说是盛世才安排的，要我到迪化（乌鲁木齐）去学习。因为当时县上财政困难，我自己经济状况也不好，政府还是从县文工队的演出收入里面，为我凑齐了路费。我拿着县政府给新疆省教育厅开的介绍信，坐了沙雅一个商人的畜力车，在路上跑了27天，才跑到乌鲁木齐。第二天，教育厅的徐厅长、新疆督办盛世才，分别接见我，说了一些大道理。根据盛世才的安排，我公费进了省立第一高中，学习了三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份，我高中毕业回库车时，盛世才已调离新疆，继任省长是吴忠信。拜见吴省长时，我向他反映了一些情况。中心意思就是，请求归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盛世才没收的我们的家族财产。吴忠信听了以后，归还了我们家族的房子，还有土地，又给新疆省第四监狱下指示，归还了买王的一些遗物，包括一件呢袄，一套棉衣，一件无领衫，一条裤子以及一张放大的买合普孜亲王照片。接着，第二年，县里又对王府进行了部分修缮，花了些钱。这时候，我除了“库车王”的头衔外，没有任何实权，也没啥职务。
　　修缮后的王府，面貌有了变化，但总的格局还是一样的。门前有条大路，很宽，可以赛马。路那边不远，就是汉城，汉族人住的，城墙到现在还很完整。进了大门，左边就是清真寺，是我们做乃玛孜的地方。清真寺后面的地方，过去是买王兄弟们住的，其他的亲属也都在附近。再往旁边嘛，就是马厩，圆形的，比地面矮一些，中间有一排马桩，还有马槽。马厩过来，是一片树林，还有草地什么的。
　　我住的地方在大门的右边，很大一片房子，又有一个小的门楼。从大门正对过去，是条很宽阔的路，笔直的，把左右两边隔开来。我住的这边，靠最前面的一排，是小平房，给佣人住的。平房很长，不太高，一头靠大门，另一头就是锅炉房。锅炉房也是新建起来的，过去没有。
　　和门楼前后位置平齐，有两个大建筑。门楼这边的，是汉族风格的一个大建筑，比较高大，很大的屋顶，门前有台阶，很漂亮，专门会客用。再过去的是另一个建筑，矮一点点，也窄一点点，是穆斯林风格的建筑，屋顶是平的。因为窄一些，所以这个房子门前也空一些。前面有民族风格的很长的过道，花格子的玻璃，是我们自己住的地方。这两栋房子前面，都有很漂亮的台阶。台阶下面，有花圃和灌木，还有几棵榆树，很高很大的。树下面有一条小路，是石子砌的。
　　再往中间一些，排着三个大的建筑。最右边的一个房子，是接待客人的寝室，汉族风格，很大，门前有很大的喷水池。正中间的一个建筑，有点特别，是一座高台，我们维语叫“热瓦”，汉语的意思大概是叫“望月亭”吧。旁边靠后面这个方向，砌了台阶，上面建了一个很大的亭子。整个台子是四方形的。上面小一些，下面大一些，四面都是斜坡，看起来很雄壮的。上面的亭子上，画了很多漂亮的花纹。在“热瓦”的左边，略微靠前一点点，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周围高一些的地方，栽着葡萄。葡萄架子中间矮一点的地方，是块空地。后面一排厨房。
　　在这几座房子的前面，有条很长的葡萄架，拐了弯的，像是一条林荫路。人可以在两边坐下来，也可以走在中间，很漂亮。葡萄架的前面，有个半圆的舞台，再往前，是草地、树木。所有建筑的右面，从前到后都有一条矮墙围着。矮墙的那边，有一大片树林。最外边是城墙。这个城墙不太高，可是年代很久远了，据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尽管它又矮又残破，但那时在我眼中它是很大的。文物嘛，要是破坏了，就没有了。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1）


　　我高中毕业回到王府到王府修缮完工的这段时间里，库车发生了很多事。很多都是我当时看不明白的。库车王的这个身份，让我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经历了很多别人不曾经历的浮沉，包括第一次被软禁、第一次在“主麻日”发表政治演讲和被迫在国民党安排召开的集会上发表退出进步组织“青年委员会”等。
　　那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我刚回到库车不久。具体时间嘛，好像是8月份吧，中旬的时候，三区民族革命军消灭了驻在拜城的国民党部队。解放拜城后，队伍又开到阿克苏。当时，驻在库车的国民党部队，有个项师长，为了抵抗三区民族革命军，继续维护他们在库车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这其中就包括将部分开明人士、社会上的达官显贵，召集在县政府大院里面，不叫他们出去，进行软禁。我是库车王，虽然年纪小，可也是被软禁的对象。那时候库车的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在周围的战略要地修筑堡垒，组建国民兵团，组织军、警、民三方面的人，在城里城外，还有山区，日夜巡逻，严加盘问外来者，尤其来自伊犁的人，甚至戴红帽子的人，都要监控；又把城外的汉人迁到城里面来，封锁城内外主要道口，在城墙、炮台上，安放重型武器，通过维吾尔文化促进会，通过集市长，还有商会什么的，加强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人不信教；他们目的是消灭宗教、拆除清真寺、杀害富人”等等，四处造谣，蛊惑人心，弄得人心惶惶。一个多月后，三区民族革命军撤出了拜城和阿克苏后，我们才被允许离开政府大院。
　　这年（1945年）年底，社会上流传一些说法，说三区民族革命军要和新疆省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去伊犁的路已经通了，三区方面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已经带着代表团，抵达乌鲁木齐，正在和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和谈，等等。库车部分开明人士中间，也有“新疆局势很快就会好转”，“政治、文化方面都会有新的变化”的传言，挺振奋人心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份，三区革命胜利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库车青年。在这种局势下，一批先进青年以艾则孜·玉素甫为首，发起革命运动，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的库车县长丁立楠、警察局长张靖平、驻库车的国民党军队长官刘承绪、副团长唐树荣，都坐立不安的，想方设法解散青年组织、消除影响。但大局又不允许他们对运动直接干涉，只好利用政府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拉拢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校长和教师，拉拢效忠国民党的部分人员，叫嚷“要自己搞青年运动”，要另起炉灶，企图用这样的办法，分化瓦解运动。他们表面上串门作客，实际上在秘密开会、互相勾结，拼凑了所谓“二十条”，诬蔑革命青年运动，最终达到消除影响的目的。
　　早在这个事情前，我对国民党的腐朽本质就有所认识。对三区民族革命军，我也不满意。这样，我对这两股政治势力都不感兴趣。当时库车局势不太好，我在乌鲁木齐呆了几天，看到大街上三五成群的民族军战士，来来往往，有很多事，自己也想不明白。有一天，我听说民族军上校阿布都热依木从伊宁那边过来了，到达乌鲁木齐，便打听到他住的那个客店，前去拜访了他。阿布都热依木身穿标准的民族军制服，很热情，和我握了手，问了好，又问起库车的情况，我向他简要介绍了自己和库车的情况，还有我此行的目的。他告诉我，三区民族革命军很快就要与中央政府代表团签署十一条和平协议，组建新疆省联合政府。新疆政治社会局势，很快就会好转，并会日趋稳定，新疆各族人民很快就能安居乐业。他还要求我向群众进行宣传。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很多事，表示坚决支持三区革命政府。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阿合买提江的请帖，邀请我参加在南花园设的茶宴，我就去了。客人到齐后，我一看，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赛福鼎·艾则孜、阿布都克力木·阿巴索夫等人全来了。客人都是南疆人，大家来到乌鲁木齐的主要目的是拜访三区革命领导，并且了解一些情况。宴会一开始，由阿合买提江致欢迎词。他指出三区革命的目的，绝不是将新疆从祖国怀抱里分割出去，而是配合全国人民，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同时，他还告诉大家：就要签署十一条和平协议了，三区要和国民党政府一起，组建联合政府，制定并且实施《施政纲要》，全面推行民主选举，人民的民主权力、自由权力，都将得到保障。
　　过了没多久，我和一个叫阿木提·艾则孜的青年，结伴返回库车。这个人具有进步思想，家在拜城。一路上，这个阿木提·艾则孜又向我灌输了很多新的东西。回到库车，我没有立即去见政府官员，而是先拜访了艾则孜·玉素甫等人，向他们通报了乌鲁木齐的所见所闻，还转达了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领导的希望，艾则孜·玉素甫也向我介绍了库车的斗争情况，最后，我们就进一步加强青年革命运动，广泛宣传十一条协议等达成一致，决定利用“主麻日”礼拜时间，进行宣传。没过多久，一个“主麻日”，我到哈尼卡清真寺，向依玛木穆安津礼拜宣礼员通知，礼拜后，我要向群众发表重要讲话，要求群众礼拜之后，暂时不要离开。礼拜后，我激动地走上领拜台，向三四千名群众介绍了三区革命的胜利、三区革命和国民党当局的和谈情况，联合政府的组建和十一条和平协议，还有《施政纲要》等等。我说，按照《施政纲要》精神讲，我们即将全面进行民主选举，全疆各地，将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构。我们将要取消压在人民头上的非法苛捐杂税，将对贪污腐败、贿赂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消除剥削和压迫！人民将享有发言权、出版权和聚会权。最后我要求，群众回去后，在农牧区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我的话刚结束，全场立刻沸腾起来。群众感到非常高兴，很激动。这是我头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发表政治演讲，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接下来发生的却是出乎我意料的，那一次的被迫发言，也是我一生的一件憾事。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15日的傍晚，我在花帽巴扎的王府，也就是今天库车的古力巴格街时，一个叫李清贵的人，独自来找我。这个人的维语名字叫达吾提卡日，也是库车人，是维汉混血儿。我和他是1939年认识的。那时，他在盛世才的省立警察局担任翻译，精通维汉两种文字，我当时学汉语的劲头儿很大，愿望很强烈，就结识了他。当时他大约只有36岁。
　　李清贵在我家喝着茶，“关心”地对我说：“我在库车有40多个耳目。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同的传言，我都随时了解。”他说的“耳目”，实际上指的就是“密探”，也就是今天说的“特务”。我这时才明白，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一起没聊一会儿，李清贵果然就劝我，要特别注意一些事。第二天晚上，李清贵又来找我，大讲特讲新疆局势，特别是库车局势，并且威吓说：“库车部分青年，老是抓住十一条协议不放，发表反政府言论，从事反政府活动，甚至成立反政府组织、刊印《曙光》周报、开展宣传”等等。还说我在“主麻日”那个演讲，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政府认为我是主谋，虽然年纪小，但社会影响大。希望我立即悬崖勒马，站到政府这边来，说这对我很有好处，政府不会怪罪我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2）


　　我很不赞同李清贵的话，回答得也很不客气。当时，我弟弟马木提也在场，我们兄弟俩就围绕这个议论一番。我弟弟在乌鲁木齐读书，毕业于省立师范学校，学识比我多得多。第二天晚上，我和弟弟在家中闲聊，李清贵又来了，见面就问：昨天我说的事，你考虑了吗？到底准备走哪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