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往事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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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准备走哪条路?希望得到明确表态。我郑重申明了自己的态度。李清贵很严肃地说:“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最强大,是无敌的国家。美国在支持我们,苏联能和美国对抗吗?现在国民党部队装备精良,新疆边防巩固。三区政权根基非常不牢,我忠告你……我们已经掌握你的全部材料,你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当今世界,可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如果你仍顽固坚持立场,可能会死在暗枪之下……”他缠着要求我表明态度,我愤怒地回答道:“我没从事什么反政府活动,只是宣传联合政府十一条和平协议,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李清贵突然掏出手枪,对我吼起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说完,气呼呼地扭头就走了,当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第二天,我闷在家里,整整考虑了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准备睡觉时,听到有人叩门。在这样的局势下,晚上听到敲门声,让人感到很害怕。我自己去打开大门,一看是政府的两个人。他们说县长叫我去一趟,有急事,正等着我。我说现在该睡觉了,明天一早去吧。他们不干,说县长要我马上去!无奈之下,我跟家人告别了一下,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县政府。
警察局长张靖平先开口,说:“你知道最近你在库车,都做了些什么事吗?”我答道:“我没做任何坏事!”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什么时间去了乌鲁木齐,与谁见了面,做了些什么,回库车后,又从事了哪些反政府的活动,这些我们都清楚。你不要顽固了,老实交待吧!”我还是重复刚才的话。张靖平非常生气,冷冷地敌视着我。这时,丁立楠拿起一份电报,让李清贵翻译给我听。李清贵就把电报译成维语,我记得大意是:据西北军政公署所掌握的情报,最近南疆库车县,以达吾提王为首的部分青年,依仗所谓三区革命,拼凑15人的青年运动委员会,从事反政府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恶劣。尔等接此电后,务必立即召达吾提王面谈。如其有悔改之意,可考虑观察一段时间,予以从宽处置。如其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则镣铐侍候,立即派一个排士兵,押到西北军政公署。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电报是假的。李清贵译完电报后,县长丁立楠问:“上级电报的内容,你明白了吗?”又指着一边的镣铐问,“你都看到了吧!”我想起不久前发生在阿克苏的一个惨案,况且他们又逼着我立即表态。这种情况下,我无奈,表示退出革命青年运动,今后不再参与活动,支持民国政府。他们听后,才缓和了口气,对我说,这个态度还不错,但不能这么就算了。他们要求我再做两件事:第一,明天上午,把库车头面人物、达官显贵请到家里设宴,当着大家的面,宣布退出15人青年委员会,今后支持国民党政府;第二,在即将召开的全城民众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发言稿由政府来准备。否则,就按“上级”指示办,那就是坐牢呗!我提出没钱请客,府中也没厨师。他们马上答复,客人只是以我的名义请,费用由县政府开支……当晚又熬到12点左右,才允许我回家。
这时,李清贵执意要送我。他当时穿着警服,腰里别着盒子枪。我走到县政府大院,看到左边约十几米远的财务室那边,站着艾则孜·玉素甫和阿木提·艾则孜。这时,夜空晴朗,月明星稀,我没法和艾则孜·玉素甫他们打招呼。后来我才知道,他俩听说县政府把我抓走了,都很担心,所以来县政府大院,想了解一下情况。我进屋时,家里人都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县政府的人就来我家,张罗宴请的事。不一会儿,被请的人陆续到了我家,一共大约三四十人,区长、乡长、商会会长、维吾尔协会会长、镇长、县政府教育科长、宗教人士,县政府这边的头头丁立楠、张靖平、胡克强、李清贵等等,都来了。这次宴请是县政府以我的名义筹备的。宴中,我按要求宣布退出青年委员会。一阵沉默后,县政府方面有人问,还有谁要退出?这时,被请来的人当中,一个年纪稍小的问,不是已经有人退出了嘛。青年运动组织到底做错了什么?只不过向群众宣传了联合政府双方签署的十一条和平协议,这有什么错……那个青年没说完,县政府方面就有人打断他,宣布散席。散席前,丁立楠通知第二天召开全县民众大会。
第二天的大会地点,是在库车老城河西北面十多亩地的大会场——乌伦巴格。会场北边的正中央,用木料临时搭建了主席台;南边入口,是砖石砌成的大门。我到会场时,许多人已按指定位置就座。会场西边,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主席台两旁还站着几十名军警。主席台前面摆着一排椅子,坐着库车的头面人物:阿訇、文教工作者代表、部分科局负责人、区长、乡长、镇长,也有十来个革命青年代表。会议的议程用维汉两种文字写着,挂在主席台的前方。第三项议程,就是我的表态。无奈之下,我只好按他们提供的稿子发了言。宣布自己正式退出15人组成的青年委员会,同时表示拥护政府。我读的稿子里,有很多歌颂国民党政府的话,也有很多谴责、诬蔑青年运动的内容。当我念这些内容时,会场上的一些人,公开对我表示抗议,大声喊口号:“达吾提王滚下去!”“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话!”“坚决执行和平协议!”“实现人民民主权力和自由权力!”我立即停了下来。这时,骑兵团副团长唐秀荣站起来说,你们不能这样,达吾提王必须讲话。如果你们有意见,可按照大会议程,轮到你们发言时再讲。许多青年人高喊,如果一定要有人讲话,可让县长、局长们讲嘛,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他们也不许宗教人士代表讲话,强烈要求青年代表上台讲。这样,会议没法继续开下去,警察局长张靖平很生气,借口宣读省政府《施政纲要》,上台讲话,威胁参加会议的青年。这时候,青年组织的成员艾则孜·巴拉提把事先印好的报纸和传单,从会场大门向主席台方向扔过去。他身后紧跟着一大群年轻人,全都对张靖平的话表示抗议,大声要求他立即停下来。骑兵团的副团长唐秀荣再次登上主席台,愤怒地向青年们吼叫:“今天会场上有反动分子故意破坏大会秩序,企图引起骚乱。我要坚决镇压,你们都小心点!”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一片枪响,会场四面的军警,同时向群众开火,会场南边的国民党运输连据点炮台上,也响起了嗒嗒嗒嗒的机枪声。国民党军警就这样开始屠杀了。到处都是枪声啊!人们四散逃命,部分群众趴在地上,主席台上的人也就地卧倒。唐秀荣在主席台挥着手,命令军警停止开枪,枪声才慢慢停下来。我走出会场时,看到艾则孜·玉素甫在清点伤亡人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主要是想枪杀艾则孜·玉素甫,有意策划了这次屠杀事件。艾则孜·玉素甫幸免于难。混乱中,吾甫尔那瓦依等三名群众,无辜遇难,另外还有几个人受了伤,也都是老百姓。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11月20日,在驻扎库车的国民党骑兵团操场,召开了一个大会,县长丁立楠、骑兵团指挥官刘承绪,参加了大会。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各局的局长、国民党库车党部的负责人、还有区(乡、镇)长、阿訇,以及部分的民众,都参加了会议。县长丁立楠主持的这个会,李清贵当翻译。会上,会议前一天,也就是11月19日那场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被归到革命青年组织身上,国民党当局把自己的罪行,推脱得干干净净。当天晚上,警察局的几个人就堂而皇之地出动了,把艾则孜·玉素甫、阿木提·艾则孜、艾则孜·巴拉提(麦森托夫)等好几个革命青年,统统逮捕了。有的被关进军队的监牢,有的被关进警察局的监狱,总之,一个也没有放过。
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大。什么十一条和平协议啊、民主选举啊,彻底失败了,都是骗人的鬼把戏。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就像过去毛主席说的那样,他们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就是不让人民享有任何利益和实权。就在他们抓人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根据县政府的安排,副县长阿不都克由木·麦合苏木、维吾尔协会主席斯地克·铁木尔、商会会长司马义、吾守尔阿吉、宗教领导人物哈斯木艾来木阿訇、沙依木·穆夫提阿吉等人,还有我,乘坐两辆马车,到“11·19”屠杀中遇难者的家属那里去“慰问”。这血腥的事件,库车各族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
王府修缮完毕后,我们住了进去。
那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库车的革命青年运动发展很快,整个新疆的革命运动也发展很快。十一条协议很快就签订了,紧接着,联合政府就成立了,《施政纲要》也制定实施了,张治中出任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汗任副主席。新疆恢复了相对和平,双方被押人员统统被释放了。当时新疆联合政府还向全疆发表了题为《共同努力,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希望。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大失所望,从而也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根据十一条协议,也根据《施政纲要》的规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底,南疆各县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参议员,还有政府的县长、副县长。国民党就在这上头动起了歪脑筋,要借机搞安插,把自己的人塞进政权机构。民主选举面临严重局面。省联合政府没办法,只好向各地下派选举指导委员。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记得是11月份,我被推荐担任了一个很麻烦的职务——库车县选举委员会主任。这事,我这里可以说一说,过去也写过材料的。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份吧,新疆省参议会,为了组建省联合政府,民主选举省政府领导,将各地的省参议会参议员,统统召集到乌鲁木齐开会。阿克苏专区这边,有19个参议员,库车只有色依提·阿合麦德和我两个人。
那时候,阿克苏专区的国民党军队叫65旅,是胡胜总指挥的。除了军权以外,这个人还掌握着阿克苏的行政大权。他通过成立所谓的“保安队”、“清剿异己分子小组”等,形成特务组织网络,监督三区革命骨干;又通过选举,把一批反动分子、保守分子选进了省参议会;为了拉拢喀什的参议员,在参议员途经阿克苏时,他以请客的名义,举行宴会,席上暗示和威胁参议员,一定选谁谁谁,给自己的人拉选票。这个人啊,很坏的。
参议员们到了库车,库车的国民党势力用威吓、欺骗等手段,要参议员们投他们指定的人选的票。他们还让阿克苏的参议员一路为他们做工作,就这样一路拉拢,一直拉到焉耆。焉耆的国民党势力也同阿克苏的参议员串通一气,企图拉拢参议员当中的阿訇,拉拢头面人物。这样,焉耆就成了第三关,成了为喀什参议员设下的第三个圈套。焉耆的纳斯尔大毛拉等人,还公开出面,手持《古兰经》发誓,用这个手段拉拢人心,玷污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搞反动宣传,使阿克苏和库车的一些宗教人士、头面人物的立场慢慢动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喀什的参议员不干了,决定离开阿克苏和焉耆的参议员,独自启程。他们到乌鲁木齐后,通过阿合麦提江·哈斯木,住进了三区参议员住的旅店。这时,绝大部分参议员希望按照和平协议的精神进行民主选举,选出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人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其他人员。可是,国民党政府拉拢其他各地来的参议员,将他们安顿在预先准备好的旅店,对他们进行宣传,目的就是得到他们青睐,对付三区参议员。
我们阿克苏参议员,被安排在城墙附近的一所旅店。这些代表,统一由阿克苏专员公署专员色依提·艾合买提霍加、副专员余俊聂负责。这个余俊聂是国民党65旅的政工人员,他的立场当然很清楚了。第二天在旅店开会,会上大家议论到拉拢喀什参议员没能得逞的事。负责人谴责了喀什参议员,并警告我们,不要站在三区革命政府的立场,不要单独外出,不要跟三区和喀什来的参议员会面,思想坚决不能动摇,严厉要求我们当中的个别人员,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讲的“个别人员”,主要是针对我的。
当时,除来自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喀什,还有其他六个专区的参议员。这些人的立场有三种:一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反对三区革命力量;另一种是见风使舵,两面派;第三种就是拥护“十一条协定”和“施政纲要”,愿意伸张正义,弘扬正气,反对国民党的谬论。毫无疑问,我是属于第三种观点的参议员。到了乌鲁木齐,我逐步了解了复杂的政治局势。这时国民党搞得很厉害,金钱诱惑,人情拉拢,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部分意志薄弱的人,思想动摇的人,都被拉过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艾沙伯克。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真正目的无非还是拉拢省参议员。这个宴会上,作为东道主的艾沙·阿力普特肯,居然公开谴责苏联政府,给三区革命力量泼污水,制造参议员内部矛盾,赤裸裸地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参议员。但是,因为坚持正义的参议员毕竟还是占据优势,艾沙伯克没有办法,感到选举中不能胜出,又企图拖延选举时间。双方争来斗去,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亲自召集省参议员开会,宣布南京政府的任命,让麦斯武德·沙比尔为新疆自治区主席。这个决定,引起思想先进的参议员,乃至全新疆人民的强烈不满。麦斯武德·沙比尔这种没有得到民众拥护的人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和平协议全是假的,他们自己公开把它撕毁了。此后,新疆各地相继爆发了游行,反对麦斯武德担任省主席,搞得政治局势更加严峻。于是,当局就大开杀戒。在乌鲁木齐和其他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活动很猖獗。这样,国民党政府为了扼杀三区革命而进行“和平谈判”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出来了。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年七月,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搞得很可怕,没法保证参议员的生命安全,三区来的参议员、喀什的参议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三区革命领导人,相继一个个返回伊宁。这时,麦斯武德·沙比尔担任省政府主席不久,考虑到新疆的全局和今后的出路,我以省参议会参议员和亲王的身份,特意去张治中将军府上直接与他会了一次面。我向张主席反映民意,说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省主席,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希望张将军能考虑新疆当前的局势,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张治中回答说: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决定的,我无法改变。但是我还会指导新疆工作,请大家放心。我与张治中辞别后,把以上交谈情况带回来,如实传达给了大家。我后来听说,麦斯武德·沙比尔是经过张治中推荐,经蒋介石批准,才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
解放后的日子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和包尔汉两人代表新疆的军政两界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起义。到29日,我的家乡库车就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