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往事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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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日子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和包尔汉两人代表新疆的军政两界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起义。到29日，我的家乡库车就解放了。我们新疆是和平解放的。解放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库车县银行副行长。那时候，库车银行副行长位置很重要，我也从心里感觉到政府对我的信任。我亲手把五星红旗升到了银行大楼上。可是，驻扎在库车的国民党残部，到处抢东西，到处放火。库车银行肯定不能幸免，最后被他们洗劫一空，放了一把大火，那真是叫人欲哭无泪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疆从此发生了大变化。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宣传队进入库车。接着，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的五师十三团浩浩荡荡进驻了库车。中共库车中心县委是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负责指导库车、沙雅、新三县的工作。五师十三团政委贺劲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来，他又被调到阿克苏专区任党委书记。1950年4月1日的时候，库车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了，成立了库车县人民政府，辖7区、21乡、155个行政村，废保甲制，建立乡村人民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部分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为在农村广泛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好的条件。运动后期，经中心县委批准，以各乡为单位召开了公审大会，21名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地痞、恶霸被处以死刑。
我们库车有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叫阿不都克然木·日西提。这个人真是罪大恶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早在1943年，他带着队伍驻守铁列买提达坂的时候，就曾逼迫一个车夫哈德尔把帕力汗等三个暗娼，从县城送到达坂。哈德尔把人给他送到了，他不但不给车费，还活活把人家打死了。第二年，他逼着农民挖水渠。一个身体很弱的小巴郎子，因为累得气喘，稍微歇了一口气，就被他一鞭子要了性命。被这个人活活打死的村民很多，他甚至举着枪，拿路上干活的农民当活靶子打，一枪一个，一连打死好几个，根本不当一回事。1948年，他和一个保长为了催缴粮草的事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开枪就把那个保长打死了。这种人被处决了，群众很高兴。还有一些情节轻一点的，也被处以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总的说来，废除了农村的封建特权。
我的情况，解放前有这么个身份，那种形势下，少不了要受到影响。1951年4月8日，库车全县召开公审大会，在问题还没彻底查清的情况下，我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这年的5月，我就被关押到阿克苏监狱。1953年的秋天，上级政策要求，对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犯要从宽处理，对运动中过激行为造成的错案，要进行复查纠正，给予平反。阿克苏专区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取证，认为两年前对我的判决不妥，就把20年改判为7年。当时担任阿克苏专区党委书记的贺劲南同志，后来有一个回忆材料，说：“达吾提·麦合苏提为起义投诚人员，当时原不应逮捕判决，然仍被错判，此事我有责任。”就这么两句话，好像就是一个结论。20年，我本来有些绝望了，改判7年，又让我看到一点曙光。那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1958年4月，我在坐了7年牢后，刑满获释，回到库车县，也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到我亲生父亲那里去。他在今天库车县的哈尼喀塔木乡，我就去那里务农，接受改造。在监狱的7年时间里，我学了一些劳动的本领，在建筑方面有些手艺。有一天，区里的党委书记告诉我，说是区里准备办个农具加工厂，需要搞技术的，也要搞管理的，我就被安排到那里，当了厂长兼技术员。上任后，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七区的办公楼翻修重建。书记说：“库车县的法院很漂亮，你就照那个样子，把我们的办公楼修起来。”我拿到楼房的图纸，找了80多个民工、20多个木匠和铁匠就干起来了。那时候，我根本就看不懂图纸，白天干活，晚上再钻研图纸，学习汉语，压力真是大啊！不下功夫不行，干不好不行，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就这样，我苦干了两年，把楼盖起来了。全区评比时，35个公社的领导，都向我翘起了大拇指。书记不让我走了，把我留在哈尼喀塔木乡，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做乡党委、乡政府翻译。从1960年的6月，到1966年的4月，我都在那儿工作，还是比较愉快的。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免了职，离开生活了9年的七区，调到离库车县城近一点的乌恰镇，在那里参加生产劳动，当然也是改造。那个罪是受得不轻，牛马病了，都要让它休息休息，可我病得都要死了的时候，还被强迫去劳动。那时，我是连牛马都不如了。1974年，队里让我上山劳动，一去就是半个多月，不许回来。家里半袋子玉米还没晒干，那是父亲给我送来的，是我好几个月的口粮呢！那时候吃饭是个大事。上屋顶晒玉米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下来，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手脚都麻木了，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是过路的人把我抬到屋里。因为伤势太重，我被送到乌鲁木齐，治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吊着胳膊，拄着拐杖。就这样，队里还命令我干活。我用吊着的胳膊扯粪袋子，另一只手拿铲子，这样子去捡粪，每天最少要捡一袋子。一捡就是四年。没有办法，也就这样熬过来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报纸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一切冤案，一切错案，都要重新调查，都要平反。我看着报纸，一边看一边流泪，我终于熬到头了！第二年，我52岁的时候，12月份，我找到县公安局局长。我说，自己这顶“反革命”帽子，都戴了23年了。我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拿掉帽子。结果，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拿到了文件。帽子去掉了！那天，我的泪水……满脸都是泪水啊！我这大半辈子，老老实实地生活，没做什么坏事，可就是这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苦，跟谁去说？没法去说。光是“文化大革命”，我在乌恰，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批斗、遭严管，1966年到1979年，受罪13年。那是39岁到52岁啊，身体也好，精神也好，可以做许多事，成了“反革命”，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1980年起，县里恢复了我的干部职务，安排我到文管所工作，在林基路纪念馆的文物保护所担任翻译。4年之后的1984年，经过选举，我担任了库车县政协副主席、政协阿克苏地区工委委员。1997年，又担任了自治区的政协委员。
其实，现在我看来，当不当什么都无所谓了。过去几十年我一直在要求入党，曾经找过组织上。我说，自己的条件不够，可以创造条件嘛。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我怎么就不能参加。有一次我找到领导，说：“你们不让我入党，是不是不相信我？”领导说：“政协工作当中，若论廉洁你是出名的。论工作的勤奋、工作成绩，你也都很出色，你不能入党，谁能入党？我们当然相信你！但是，以你的身份，留在党外做工作比入党到党内做工作更为有利！”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向领导提入党的事了。入不入党，我都照样做工作，一点也不会受影响。
我到了政协以后，一直是很忙的。找我的人很多。人家说我好说话、态度好、又懂汉语，民族方面的事嘛，大小有个矛盾什么的，找我解决一下，很方便嘛。我很愿意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一点事，群众来访，我都亲自接待，跟他们交谈、讲道理，让他们口服心服地出这个大门。信访嘛，我要亲自看，一封信都不马虎，都要提出解决的意见，有的要亲自回信。这个工作我要一直做下去，就是不让我在政协工作了，我也还是要做下去。我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但是，各族人民是一家，祖国统一，边疆安定，我们维吾尔族就兴旺发达，这个信念我是始终坚持、不会改变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的差别，穆斯林和异教徒，都是人，都要讲团结。
市场经济搞起来之后，的确有一些人，想自己的小利益多了。社会嘛，大局是好的，主流是好的，问题也存在。有的干部退下来之前，把自己的娃娃安排到好的工作单位，拼命往好的工作岗位上塞。有的人使用干部，到了自己的部属那里，政策也不灵了，也不讲原则了，搞人情交易。还有的人，见了公家的便宜，就要想方设法去占一点儿。这些东西，哪个朝代都有，哪个民族都有，跟民族有什么关系？各个民族搞腐败的人，都有嘛。我们的中央，现在抓得很紧啊。电视里面，总是提“小康”，“小康”是个什么？大家都过好日子嘛。现在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我感到自己一天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了，所以每天都要看电视、看报纸，不然就被时代丢下了。
我的家庭（1）
谈谈我的个人生活吧。这个情况也要从我的学习开始讲。我的母校是省立一中，现在是乌鲁木齐一中，毕业时我18岁了。当时在我们新疆，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和省立一中，都是很有名的学校。那里面不分民族，有汉族、回族、维族等各个民族的学生。每个礼拜有六天学习时间，上三次汉语课。到毕了业，我的汉语还是不太过硬。我现在的汉语水平，多半是后来在工作中学习的。当时，我父亲为了让我提高汉语，打算给我娶一个回族姑娘做妻子，因为回族姑娘会讲汉语，同时又信伊斯兰教，在一起生活是比较合适的。
后来，家里就给我物色到一个。姑娘是林基路小学毕业的，回族，长得很漂亮。她本人也愿意。我们家大人带着东西到她们家去提亲，也受到欢迎。可是，问题出在经济方面。她的父母以为我们家很富有，要我们拿出五两金子。五两金子啊，到哪里去拿？那时我们家半两金子都拿不出来。家里的东西都给没收了。好，拿不出来，人家不干——你是个王爷，家里拿不出五两金子，谁相信啊！算了，姑娘不嫁了，你没有诚意嘛。
其实我很中意那个姑娘的。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她长的样子，很好看的。我们见了面，感觉真的都很不错。她人长得漂亮，又会两种文字，汉话说得好，维语也不错。两人交谈了几句，彼此都有意思，可就是拿不出那五两金子，人家父母不同意，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在1946年娶了一个维族姑娘。这姑娘是个小学教师。那是一个夏天，我爱上了她。她长得也很漂亮，整个库车，数一数二的漂亮！我很喜欢的，只是她不懂汉语。那时候，我为了学习汉语，千方百计地接近汉族同志，把翻译当做好朋友对待。当了银行的副行长，更加觉得汉语很重要了。不管是我的下属，还是什么人，只要他会汉语，我就跟他学习。这样，我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
我和这个妻子，在一起生活不太长。两个人很幸福的。可惜她第二年生孩子难产，没有抢救过来。她和孩子都离开了我。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很难过。当时，我是连续三天，水米不进，那真叫痛不欲生……现在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也有婚姻经历，但还是忘不了她。她给我留下的伤痛，很深很深的，没有办法说。接下来嘛，她的妹妹对我有了好感，那时她还只有14岁，可能看到我对她姐姐的感情吧……那段时间我整天不想吃、不想喝，我的岳父母，就让小女儿来照顾我的生活。相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有了感情。
大概过了半年时间吧，我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了，就和她——汉族同志叫什么，是小姨子是吧——结了婚。我把感情转移到她的身上。我们在一起，前后生了两个巴郎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我就进了监狱。当时我被抓起来的时候，妻子痛哭得不得了，在场的人都很感动。可是我进去不到三个月，她就提出要跟我离婚。那个打击是很大的。我在监狱里面，日夜思念她们母子。她给我写的关于离婚的信，狱长害怕我看到，影响改造，就一直扣在手上。三个月之后，我才收到这个信，当时很不好受。1953年，法院解除了我们之间的婚约。
接下来，我就一个人生活。那几年，我不是坐牢就是接受改造，也没什么自由，劳动很苦，生活也很苦，哪里有人看上我啊。直到1972年，我才又娶了一个妻子。她是个农村姑娘，比较朴素。我们很快有了一个孩子，是女儿。可是时间不长，也就两年吧，1974年我摔坏了腰，她看我不行了，就不跟我生活了。我们离了婚。现在的妻子嘛，年龄不大，是个农村人，今年36岁，还算漂亮，人很好，性格很好，对我很不错。她不会汉语，但是她说喜欢我，嫁给我从来不后悔。我们一起生活也很幸福。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我很珍惜今天的生活，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在一起好好生活。
我今年快80岁了，亲生兄弟姊妹7个人，3个弟弟3个妹妹，我是老大，现在大家都过得很好。
先说说我的二弟。他叫马木提，是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时还没有解放，他没有分配，就回到家乡。当时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党务视察员的我，就凭着那一点小权力，把他也安排到新和县，做了党务视察员。1948年，他还当了一年的书记长，1949年初就不干了。
这年9月份，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先遣部队到库车后，任命我为县中心银行的副行长。之后不久，二弟在我的举荐下做了先遣队的翻译。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先遣队来之前，陶峙岳的部队乱了套，到处抢老百姓的财物。先遣队来后，要把国民党部队抢劫来的东西，一件一件登记下来，还给老百姓，具体工作很多。维族群众与汉族同志之间，语言又不通，翻译就成了做好工作的关键环节。这并不容易，人选不得当容易出纰漏。有一个翻译就出了问题。他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族，人长得好，能说会道，业务特别好，按说当翻译呱呱叫。结果呢，却是个国民党的密探，而且是个40多人组织的头头，在国民党军官学校受过专门训练，毕业后专门打入共产党里面搞情报的。这样的人还能用？翻译得再好也不敢用。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叫我给二弟找个工作。我就找到解放军先遣队的负责同志，说：“推荐一个人当翻译，不知你们要不要？”“要，要，要，太好了。”解放军非常高兴。人家正缺少这么个人，当时就叫我把二弟带去给他们看看。第二天，我把二弟带去，解放军问了几句话，他答得很流利，马上就被录用了。
我二弟马木提就这样当了翻译。后来库车县委书记调到专区行署，马木提也从库车调到南疆行署。1956年，他又被调到新疆自治区政府当翻译，但行李还没有放下来，就被新疆日报社接过去了，这一干就是36年。新疆日报社有50多个翻译，我二弟是最好的。他工作很卖力，黑天半夜翻译文章。报刊待发的一些译稿，必须都有他的签字，才能发稿。他是1982年去世的。累病的，全力抢救也没治好。他死了之后，报社从社长到印刷厂的排字工人，3千多人，整整停了一天工，为他送葬。
我的家庭（2）
我的三弟叫阿木提，小学毕业，跟在老二马木提后面学习，后来又被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