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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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寿洙邻的谈话，录自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
事》，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周粟说，在北平能买到鲁迅的书，只是都是翻版，印的不好，错字也多）
“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过翻印也好，大家能够看到就好，在这里简直就不准卖。”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我的生活一天就是在屋子里坐着，不能外面去，找不到新材料，所以不能作。”
“翻译一点东西，还出一本《二心集》。”
·1932年11月25日与王志之、张松如、潘炳皋的谈话，录自
潘炳皋《鲁迅先生访问记》，文刊1932年第4期《北国月刊》。
上海报刊上确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论调，（指鲁迅文章写得好，完全是由于鲁迅精通古文的缘故。鲁迅反对这种论调，但事实上这种论调有其正确的一面/编者），这是古董家骗人的话。其实，我的初期作品多少夹杂着一些古怪的字眼，但这不是金子，而是沙砾！我的白话好像小脚放大脚，所以这种白话是不纯洁的，不健康的！所以纯洁的，健康的白话，只有在年青的一代，没有受过古董的毒的年青的一代才能产生！
·与俞荻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
厦门大学》，文刊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
“这种书还在这样地出售（指鲁迅作品被一再重印/编者），说明没有代之而出的新书。这样看来，这个社会还没有进步。”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先生
的精神》，文刊《上海鲁迅研究》第6集。
我打算在生存的时候把自己的全集编起，大约以二百五十万字为标准，要是可能，今年（指1932年/编者）就希望编成的。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我的记忆》，文收
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版《秋窗集》。
我自从一九○六年二十六岁中止学医而在东京从事文艺起，迄今刚刚三十年。只是著述方面，已有二百五十余万言，拟将截至最近的辑成十大本，作一纪念，名曰《三十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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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与冯雪峰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得多一点。
要写，我也只能写农民，我回绍兴去。
其实，现在回绍兴去，同农民接近也不容易了，他们要以不同的眼光看我，将我看成他们之外的一种人，这样，就不是什么真情都肯吐露的。
……
现在的产业工人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熟悉他们的脾气。单以街头上看见的去写，是不行的。像外国的作家，根据材料和调查去写，也许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能用的办法，我们还是不行的。写报告文学可以如此做，要创作我总以为不好办。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指吴敬梓/编者）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
不能写整个的，我就捡一点来写。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吗？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
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偶然有一点想头时，便先零碎的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性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段片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细看哪些地方要增删。最后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合适的字眼，再加以更换。
我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在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我不喜欢大段的描写，总是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与客人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所谓兄弟》，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他们（指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编者）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现通译“安特莱夫/编者）有些影响。”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
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
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姚克说，鲁迅的小说“还保留着旧小说的风格”）“我想你所说的是对的。以前我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但我却并不是有意模仿那种风格。我喜欢新的技巧，不过现在还只在学习。”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你可注意到过散文的声调？我自己写完文章后总要细读一两遍，字的声调有不妥当的改一改。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可以让别人去完成这个不朽的大业（指《中国文学史》/编者）罢，我还是去写点教授学者所不齿的杂文。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此种文章（指为论战而写的杂文/编者）发表出去，凡可能反响，我都一概计划在内，对方怎么来，我怎么应付，都想得周周到到。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一个名字声音和你的相似，而姓不同的人所写的旧体诗词，是否是你用化名写了开开玩笑的？
积习难改，偶然写一首，但不发表，因为怕影响文学改革。偶然有点感触，不敢高攀天才所膜拜的“灵感”，旧体诗对自己仿佛比新体诗便当一点。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一天，母亲问我说：“人家都说你的《呐喊》做的好，你拿来给我看看如何？”及看毕，说：“我看也没有什么好！”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著，北新书局1929年6月版《枕上随笔》。
“捷克人来翻译我的东西，我倒高兴，已经签名做序。”（指收于《鲁迅全集》第6卷中《〈呐喊〉捷克译本序言》/编者）。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同鲁迅先生最
后的晤谈》，文刊1936年11月20日上海《逸经》
半月刊第18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我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我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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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与孙伏园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曾秋士（孙伏园）《关于鲁
迅先生》，文刊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
由于钱玄同先生的劝勉，才开始写《狂人日记》。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藏书一瞥》，
文刊1947年1月9日上海《文汇报》，转自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
（孙伏园问《孔乙己》的好处）
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曾秋士（孙伏园）《关于鲁
迅先生》，文刊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
（孙伏园一次问先生，在他作的小说中他最喜欢哪一篇）
“是《孔乙己》。”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1942
年4月作家书屋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孔乙己）也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
（我）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作家
书屋1942年4月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谈〈药〉
——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0日
（北平）《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3期。
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作家安特莱夫，有一篇《齿痛》（原名BenTobit）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栓和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冤死来，重要得多。
……
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涅夫（即屠格涅夫/编者）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仿佛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于牺牲的人。他的手因为带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种迷信，以为绞死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者。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谈〈药〉
——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0日
（北平）《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3期。
我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才写那篇东西的（指《一件小事》/编者）。
·与孙席珍的谈话，录自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文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这‘猹’字是我自己造的。”
“不是，比‘刺猬’还大。”
“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大概是‘獾’一类的东西罢？”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1930年5月5日章衣萍
致柏烈威信，文收1988年第11期《鲁迅研究动
态》中强英良《一位苏联人和一部苏联小说集》。
“只是由于《北京晨报》编者的缘故，使小说有这么长的的篇幅。第一章登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内，编者认为它只不过是反对孔教信徒的讽刺小品而已，第二章才看出是某种小说，就把它移在‘新文艺’栏内发表。我本来是一开始就想把阿Q杀头的，但是，一连几个星期，编者一直不许我结束这部小说，我就继续往下写。最后，趁编者休假离任，我才把阿Q的灾难结束了。”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佩云译
《鲁迅——白话大师》，文刊1935年1月美国
《亚洲》杂志，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我写《阿Q正传》，原是想通过阿Q的形象，指出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和坏脾气来。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呐喊分析》，文收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斯诺问：“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走向…txt的旅行》，文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阿Q比这（指商务印书馆出版，梁社乾译《阿Q正传》的封面，此封面为一德人所画，画中之阿Q，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旱烟/编者）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窗下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窗下·枕上·风中随笔》。
我是拿三个人结合起来成阿Q一个人的（指新台门中的外姓谢阿桂与其弟谢阿有，还有一个叫阿董的人/编者），当然重要成分是一个姓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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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与张宗祥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文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看见的。”（指《中华日报》《戏》周刊上发表的袁梅的剧本《阿Q正传》/编者）
“我觉得很有趣。”（指袁梅剧本中让孔乙己、老拱、闰土等在《阿Q正传》剧本中出现/编者）
“只是那些话算是绍兴话吗？绍兴话那有那么多的‘者’？”
“那还是让我自己来翻译吧。不过全用绍兴话演起来人家怎么会懂？恐怕在上海一带演，要改成普通话吧？”
“那一恋爱场面可以写得很有趣。”
“不过我们绍兴乡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酒店。招牌上也不写‘太白遗风’那样文雅的句子，顶多是‘不二价’。劈头看见丰子恺的画——一个工人靠在柜台上喝酒，旁边也写着‘太白遣风’，莫非外省酒店多有这样的句子么？”
“唔，有12张很不坏，不过他们画的阿Q都和我所想象的不同。我想象的阿Q还要少壮一点。还有是辫子问题。年轻的画家们‘去古已远’，对于辫子一道似乎不甚有研究，有的画家们把阿Q的辫子画得太下了，还得上去一点，因为从前农民的辫子是四周围都剃得光光的，只剩下一片脑上一个蒂的，有工作时往顶上一挽，很是干脆。”
“很好。不过得‘阿Q的地’说出来，我说‘阿Q的地’是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