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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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俞芬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神经痛,这是接连多写了的缘故;不要紧,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授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先生便通知世界语专门学校自己去上课的时间。该校经费困难,付不出讲课费,只每月付20元车马费。待校方送款时)
“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指来送款的该校教务处职员陈空三/编者)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授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直到1925年3月该校停办,鲁迅一直未收每月20元的车马费/编者)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
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这(指吴佩孚对夏元说的一句话:“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编者)也是苍蝇之声耳。
是帝国主义吧(指同行者刘静波讲的“大国家主义”/编者)?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
这虽是小题大作,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
·与同行者的谈话,录自陈钟凡《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文收单演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鲁迅在西安》。
我顶不赞成他的(指鲁迅西安讲学时的一位同行者/编者)“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指给西北大学招待鲁迅一行的工友钱/编者),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忆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有些苦味。(指鲁迅在西安时尝试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吸鸦片烟/编者)。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
现在想把我挤走(指杨荫榆等排挤鲁迅/编者),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与××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老虎(指章士钊,因时章办《甲寅》杂志,以“寅虎”故,因称之/编者)没有办法:下了冷口(指在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撤了鲁迅的佥事职/编者)。
这是意料中事,不过为着揭穿老虎的假面目,我要起诉。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我们自己动手。
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此时鲁迅不再抽劣等烟,而是抽较贵的“海军”牌香烟了/编者)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指章士钊撤鲁迅佥事职/编者),我不理他,看他还有什么花头。这是他不得不破着脸皮来的一着。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2集。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指章士钊,因章士钊办《甲寅》周刊,以寅属虎,故称/编者),在扮演周处(240~299年。晋人。少时,乡人称他为“三害”——含蛟与虎——之一。后竟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吴时为东观左丞,晋时任新平太守后迁御史中丞/编者)或武松。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你真是个傻孩子(据传,鲁迅房里有两把刀,一把放在书架上,一把放在床褥下。一天,果被许广平搜出/编者)。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
年们》,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赴厦门途中
“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但是因为军人们(指鲁迅与许广平在南京的一个旅馆中,遇上了来搜查的孙传芳军人/编者)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指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编者)
(增田涉问:“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
“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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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与章衣萍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在厦门
“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枕上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枕上·窗下·风中随笔》。
“这事(指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事/编者)在数月前已经提起了,不过那时厦大已先聘定了,并且语堂先生等都是好朋友。现在学校对你们怎么样?”
“他自己称是是孔教徒,曾著过一本‘孔什么纲’。”(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著的《孔教大纲》/编者)。
“做到是做了两年(指鲁迅与厦门大学聘约/编者),但是这个管不了许多。他(指着伏园)前次到广州也是这样的。
·与李淑珍的谈话,录自李淑珍《与鲁迅的一席话》,文刊
1927年1月15日《厦声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你们打着代表(厦门大学文科全体同学派金工等四人赴鲁迅住所挽留先生/编者)的头衔来,所以我不会。”
·与金工等的谈话,录自金工《鲁迅在粤的片断回忆》,文刊
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我统计所有的不动产,只有在北京一所房子,这房子是去年花八百元买来的。这样说来,我捐二角给厦门大学,未始不比陈嘉庚不慷慨了(这是按照陈嘉庚所有财产与供给厦大经费的比例而言)我钱捐了,收条却还没有拿到呢?(此语似较上一段有更大的权威性/编者)
·1927年1月13日在林文庆于鼓浪屿大东旅社饯别鲁迅的宴席上讲,见探秘《鲁迅君的作风》,文刊1927年2月17日香港(华侨日报》,转录自1999年第10
期《鲁迅研究月刊》林敏洁《向金钱世界挑战》。
最近我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点,可是这儿的饭菜又吃不惯,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来烧菜了。无非是想增加一些营养,多延长几年寿命,给那些讨厌我的人,多讨厌几年。
·与俞荻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
厦门大学》,文收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
伏园有一次烧出一个满盘血红的白菜来,我问他:“是什么菜?”伏园说:“似乎红烧白菜之类。”你想“之类”上面还要加个“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本领比我高,我是连“似乎之类”,也没有法子的。肚饥的时光,只好吃点心和散拿吐瑾(译音,德国柏林出的一种补脑健胃补品/编者)。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文刊1957年《红旗飘飘》第1集。
在广州
(黎锦明问:“你在广州觉得愉快吗?”)
“不能说愉快,也不能说不愉快。我觉得这地方还好……”
(黎锦明提到“革命”两个字。)
“我听见到的,这里的工人,似乎不大知道革命要做些什么。口里讲,实际并没有做。不过要认真做起来,也许很不易……我跟伏园讲过,很巧——他也有这种感想。”
(黎锦明又说:“您大约能负一下这指导责任。”)
“我们都这样想过来的,可是,这种事不会分到我身上。”
“这问题,我是无可无不可,但不过……总未免近似过甚——我自己呢,既非党的首领,更非任何要人……”
·与黎锦明等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两次访钟楼记》,文刊1936年12月号上海《青年界》第10卷第5期。
广州中山大学钟楼。鲁迅初到广州,曾居住在这座钟楼上。
怕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一)没有什么可闹的事,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机会,(二)因新到和语言的关系,对于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半年来在厦门大学,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就是为此。
·与钟敬文等的谈话,录自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我曾在一个周围皆壁,一动即碰的地位,而我又不能不动,所以非碰不可,因此我便写了许多文章。此刻到广州来,即无壁可碰,文章也作不出了。
这里没有什么可骂,而且用不着骂,所以骂的文章也不必作了。
我因为不懂此处方言,各种情形都没有深知,所以不能乱骂。
·与尸一等的谈话,录自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新来广州,住在大钟楼,一切世事都不知,哪里有话可说?(广州文艺界)太沉寂了,该起来说说话,干下(原文如此/编者),说着总比睡觉好,干着总比闲手好。
·与清水等的谈话,录自清水《回忆鲁迅在广州》,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我们应该同创造社的人联合,对文化有所贡献。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在南方各地讲演,最苦的是语言不通,要通过翻译。
·与李霁野等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去!只怕起不了太大效果!(指刘弄潮来邀赴黄埔军校讲演/编者)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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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1927年1月25日与刘弄潮的谈话,录自熊巢生《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文刊1989年第12期《鲁迅研究动态》。
你们看怎么办?学生被抓走,学校有责任,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如果军队可以随便到学校乱抓人,学校就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了。
·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录自何思源《回忆鲁迅》,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发传单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但这次的传单(指“四·一五”政变后广州学生为反抗大屠杀而散发传单/编者)是在白色恐怖的血腥统治下发出来的,有声有色,而且还有罢工行动,却不平常。时代的悲壮剧刚刚拉开序幕……
·与廖立峨、何春才的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
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明白了这上当。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只是弄弄文学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收《而已集》/编者),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
注,花域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载1936年11月《译文》第2卷第3期。
也有过那样的事啊(指广州事变后,一些学生充做侦探来探问鲁迅动向/编者)。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侦探之类的资格的笨蛋啊!
(增田涉问:“那是学生吗?”)
是学生,但什么都不懂的,因为反动派的爪牙就是那样的。说到学生,还有奇怪的家伙啊,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