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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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俞芬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神经痛，这是接连多写了的缘故；不要紧，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授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先生便通知世界语专门学校自己去上课的时间。该校经费困难，付不出讲课费，只每月付20元车马费。待校方送款时）
“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指来送款的该校教务处职员陈空三/编者）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授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直到1925年3月该校停办，鲁迅一直未收每月20元的车马费/编者）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
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这（指吴佩孚对夏元说的一句话：“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编者）也是苍蝇之声耳。
是帝国主义吧（指同行者刘静波讲的“大国家主义”/编者）？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
这虽是小题大作，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
·与同行者的谈话，录自陈钟凡《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文收单演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鲁迅在西安》。
我顶不赞成他的（指鲁迅西安讲学时的一位同行者/编者）“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指给西北大学招待鲁迅一行的工友钱/编者），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忆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有些苦味。（指鲁迅在西安时尝试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吸鸦片烟/编者）。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
现在想把我挤走（指杨荫榆等排挤鲁迅/编者），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与××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老虎（指章士钊，因时章办《甲寅》杂志，以“寅虎”故，因称之/编者）没有办法：下了冷口（指在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撤了鲁迅的佥事职/编者）。
这是意料中事，不过为着揭穿老虎的假面目，我要起诉。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我们自己动手。
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此时鲁迅不再抽劣等烟，而是抽较贵的“海军”牌香烟了/编者）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指章士钊撤鲁迅佥事职/编者），我不理他，看他还有什么花头。这是他不得不破着脸皮来的一着。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2集。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指章士钊，因章士钊办《甲寅》周刊，以寅属虎，故称/编者），在扮演周处（240～299年。晋人。少时，乡人称他为“三害”——含蛟与虎——之一。后竟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吴时为东观左丞，晋时任新平太守后迁御史中丞/编者）或武松。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你真是个傻孩子（据传，鲁迅房里有两把刀，一把放在书架上，一把放在床褥下。一天，果被许广平搜出/编者）。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
年们》，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赴厦门途中
“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但是因为军人们（指鲁迅与许广平在南京的一个旅馆中，遇上了来搜查的孙传芳军人/编者）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指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编者）
（增田涉问：“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
“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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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与章衣萍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在厦门
“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枕上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枕上·窗下·风中随笔》。
“这事（指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事/编者）在数月前已经提起了，不过那时厦大已先聘定了，并且语堂先生等都是好朋友。现在学校对你们怎么样？”
“他自己称是是孔教徒，曾著过一本‘孔什么纲’。”（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著的《孔教大纲》/编者）。
“做到是做了两年（指鲁迅与厦门大学聘约/编者），但是这个管不了许多。他（指着伏园）前次到广州也是这样的。
·与李淑珍的谈话，录自李淑珍《与鲁迅的一席话》，文刊
1927年1月15日《厦声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你们打着代表（厦门大学文科全体同学派金工等四人赴鲁迅住所挽留先生/编者）的头衔来，所以我不会。”
·与金工等的谈话，录自金工《鲁迅在粤的片断回忆》，文刊
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我统计所有的不动产，只有在北京一所房子，这房子是去年花八百元买来的。这样说来，我捐二角给厦门大学，未始不比陈嘉庚不慷慨了（这是按照陈嘉庚所有财产与供给厦大经费的比例而言）我钱捐了，收条却还没有拿到呢？（此语似较上一段有更大的权威性/编者）
·1927年1月13日在林文庆于鼓浪屿大东旅社饯别鲁迅的宴席上讲，见探秘《鲁迅君的作风》，文刊1927年2月17日香港（华侨日报》，转录自1999年第10
期《鲁迅研究月刊》林敏洁《向金钱世界挑战》。
最近我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点，可是这儿的饭菜又吃不惯，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来烧菜了。无非是想增加一些营养，多延长几年寿命，给那些讨厌我的人，多讨厌几年。
·与俞荻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
厦门大学》，文收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
伏园有一次烧出一个满盘血红的白菜来，我问他：“是什么菜？”伏园说：“似乎红烧白菜之类。”你想“之类”上面还要加个“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本领比我高，我是连“似乎之类”，也没有法子的。肚饥的时光，只好吃点心和散拿吐瑾（译音，德国柏林出的一种补脑健胃补品/编者）。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文刊1957年《红旗飘飘》第1集。
在广州
（黎锦明问：“你在广州觉得愉快吗？”）
“不能说愉快，也不能说不愉快。我觉得这地方还好……”
（黎锦明提到“革命”两个字。）
“我听见到的，这里的工人，似乎不大知道革命要做些什么。口里讲，实际并没有做。不过要认真做起来，也许很不易……我跟伏园讲过，很巧——他也有这种感想。”
（黎锦明又说：“您大约能负一下这指导责任。”）
“我们都这样想过来的，可是，这种事不会分到我身上。”
“这问题，我是无可无不可，但不过……总未免近似过甚——我自己呢，既非党的首领，更非任何要人……”
·与黎锦明等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两次访钟楼记》，文刊1936年12月号上海《青年界》第10卷第5期。
广州中山大学钟楼。鲁迅初到广州，曾居住在这座钟楼上。
怕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一）没有什么可闹的事，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机会，（二）因新到和语言的关系，对于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半年来在厦门大学，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就是为此。
·与钟敬文等的谈话，录自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我曾在一个周围皆壁，一动即碰的地位，而我又不能不动，所以非碰不可，因此我便写了许多文章。此刻到广州来，即无壁可碰，文章也作不出了。
这里没有什么可骂，而且用不着骂，所以骂的文章也不必作了。
我因为不懂此处方言，各种情形都没有深知，所以不能乱骂。
·与尸一等的谈话，录自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新来广州，住在大钟楼，一切世事都不知，哪里有话可说？（广州文艺界）太沉寂了，该起来说说话，干下（原文如此/编者），说着总比睡觉好，干着总比闲手好。
·与清水等的谈话，录自清水《回忆鲁迅在广州》，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我们应该同创造社的人联合，对文化有所贡献。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在南方各地讲演，最苦的是语言不通，要通过翻译。
·与李霁野等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去！只怕起不了太大效果！（指刘弄潮来邀赴黄埔军校讲演/编者）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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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1927年1月25日与刘弄潮的谈话，录自熊巢生《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文刊1989年第12期《鲁迅研究动态》。
你们看怎么办？学生被抓走，学校有责任，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如果军队可以随便到学校乱抓人，学校就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了。
·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录自何思源《回忆鲁迅》，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发传单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但这次的传单（指“四·一五”政变后广州学生为反抗大屠杀而散发传单/编者）是在白色恐怖的血腥统治下发出来的，有声有色，而且还有罢工行动，却不平常。时代的悲壮剧刚刚拉开序幕……
·与廖立峨、何春才的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
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明白了这上当。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只是弄弄文学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收《而已集》/编者），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
注，花域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载1936年11月《译文》第2卷第3期。
也有过那样的事啊（指广州事变后，一些学生充做侦探来探问鲁迅动向/编者）。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侦探之类的资格的笨蛋啊！
（增田涉问：“那是学生吗？”）
是学生，但什么都不懂的，因为反动派的爪牙就是那样的。说到学生，还有奇怪的家伙啊，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