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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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
半年前在台北开会，闲暇时与友人焦桐夫妇小聚，酒足饭饱之余，不禁谈到他们的新文化事业——二鱼出版社，和海峡两岸三地的出版业。
谢秀丽刚从大陆回来，说到大陆的出版业仍然蓬勃，正方兴未艾，畅销书不少，竟然也有几本以哈佛为名的书，销路不错，而最畅销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她的母亲，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续集。我说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话： “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坐在旁边的我妻玉莹于是当机立断，怂恿我也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哈佛经验的书。我仍犹豫不决，考虑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来，我写杂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学术生活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嫌，也许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丽——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极有经验的编辑——就把出版合约交给我了，我只好签字，生米瞬间煮成熟饭，我只好先为自己找几个借口：
其一当然是我现已退休，在名义上已经不隶属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实，哈佛校方从来不管教授在外边的言论）。
其二是有鉴于台湾地区大学生出去留学的人数愈来愈少（大陆和香港似乎无此问题），由此可以影响到知识视野愈来愈偏狭，所以目前各有关方面正在谋求解决之道，想尽快想办法鼓励留学。因此我这本小书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数大学生出去留学的兴趣？倒过来说，对大陆一窝蜂式的旅美渡金风气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则是个人的理由。人过60岁以后开始怀旧，留学经验当然是个人回忆中的“高潮”，特别是在哈佛求学的那段“八年抗战”的岁月，更难忘怀，也常同我妻津津乐道，甚至有时在学生面前也曾自夸过：“想当年我作学生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听课读书，哪像你们如此懒惰？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影印费用又贵，不忍心破费，于是自己边看边作笔记。听课当然从不缺席，每学期除了选修四门正课外，还要旁听五六门其他学科的课，每天在校园里从这个课室赶到那个课室，为的就是不想漏过堂上大师们讲的一字一句……”说着说着，就不免自鸣得意起来。
“英雄不提当年勇”——看来我还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当年的读书经验可以为年轻一代的学子提供少许启发。这本书的第一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见我对自己的求学经验的心得远超过我的教学经验。关于我在哈佛的这段“前半生”，曾在我与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那本书是现已故世的傅伟勋先生约写的，指明要我谈谈个人的求学经验，遂与建华一问一答以“对话式”的文体写出来，我因教学事忙，由他执笔，他的文采和学识也为那本书增光不少。
这本书则是我自己执笔，但仍以口语体平铺直叙道来，“对话”却成了“独白”，而且因写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滥造”之嫌。但自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饰的好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过去多添色彩，从平淡朴实中达到我的回忆目的。然而，当我写到第二部——我的教学经验时，却开始感到不耐烦起来，非但觉得内容乏善可陈，而且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么名人，甚至觉得自己多年来受“名牌”之累，终于摆脱之后，实在不愿再为这家名牌大学作广告，因此写来往往力不从心，对哈佛的学术地位既没有作深层的剖析也没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从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于这家知识名学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而我由于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来，对母校早已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这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应”视为必然，也不鼓励年轻学子对哈佛产生盲目的崇拜心理，这种心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风行尤甚。说不定这本书会对哈佛的名声产生一种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计了。
不论如何，我这两段“哈佛经验”弥足珍贵，可惜在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我无法用普鲁斯特的那种婉转而精致的文笔，把事无巨细反复叙述得生动异常，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加写一篇略带自省的结语，为我这一代哈佛的学生作一个小小的见证。又觉全书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录中加上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杂文，一是写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韩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读书时代有幸拜他为师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学生陈建华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写我讲书（但也对我过誉）的文章也一并放在附录里。
我的妻子李玉莹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当然义不容辞，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笔来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这本书，和我们婚后我写的所有作品一样，要献给她。有人说我不爱“江山”（哈佛）爱“美人”，恐是过誉了，但也说对了一半。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也是我不少文集的出版者）听到我写这本书的消息，捷足先登，抢先在台湾和大陆版出书之前先出一个香港版，在兹一并致谢。
2004年12月18日于香港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1节 序曲
我申请到哈佛大学去读研究院，纯属偶然。记得在台大外文系就读的最后一年（1961年），毕业在即，前途茫茫，于是随着班上大部分的同学（而且是女同学居大多数）申请赴美。当时到美读书是一种风气，大家趋之若骛。然而，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到美国念什么呢？只有极少数的人敢念文学。
偏偏我在台大外文系的几位同学和好友——刘绍铭、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秀美）、欧阳子（洪智惠）、林耀福、戴天（成羲）、张光绪等人——都热爱文学，在大三就办了一本现在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杂志《现代文学》。而我呢？除了为他们摇旗吶喊并偶尔翻译几篇文章外，别无贡献。我虽喜欢文学，但不敢专攻纯文学，那么，到美国去读什么呢？
于是我就胡乱申请，到处乱寄申请信：耶鲁和印地安那大学的戏剧系（我在大四那年选了董汉玖教授的戏剧课）、爱荷华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新闻和传媒系、还有加州洛杉矶分校的电影系。最后，为了更“实际”一点，觉得应该申请读一门“有用”的学问：因为我读的是外文，所以以为可以学外交，而外交就是“国际关系”，于是我糊里胡涂地决定申请到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以防万一——万一我的戏剧和电影梦落空的话，至少还可以学到一样东西谋生。而且当外交官也颇体面，说不定还可以在某国外交部举办的舞会中和某大使女儿共舞！这是我在新竹中学读书时一位英文老师（他曾作过驻古巴使馆的一等秘书）说给我们学生听的“好故事”。
一切申请手续布置完善后，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不妨试试申请哈佛。”我当时颇为犹豫，以为机会渺茫，白白浪费了申请费，后来又觉试试无妨，反正我在外文系四年读书的成绩不错——一个名列前茅的学生。说不定会受到这个名列前茅的名校青睐吧！
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后来才知道，在美国读研究院，主要看你要学的那一门的准备功夫作得如何？英文考一百分也没有用，而如要申请哈佛念本科，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每一个申请的学生不仅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个个都是天才。那么，我要申请到哈佛念哪一科呢？哈佛没有戏剧系，更没有电影或传媒，我应该念什么呢？在大二的国际关系课上第一次听到哈佛教授费正清的名字，而且据说他对台湾当局不甚友善。我不知从何处得来的灵感，以为自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皮毛常识可以得到他的重视，遂决定申请哈佛的东亚研究，而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修科，先修硕士班的“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这个项目。
申请表寄出后，我未几就毕业当兵去了，很侥幸地抽签“中举”到空军幼年学校去作英语教官，每天除了教课外，无所事事。该校位居台湾地区南端的东港，周末还可以坐火车到高雄的“空军俱乐部”去和中学女老师跳舞，玩得乐不思蜀，竟然忘了申请到美国念书的事。第二年（1962年）春天，父亲寄给我几封美国大学的信，我的申请纷纷落空，而独有芝加哥和哈佛大学收了我：芝加哥给我免学费的待遇，而哈佛的信中说我得了一份“另类奖学金”，我看后欣喜若狂，但又觉到信中的英文名词有点太怪——“alternate for a fellowship”——我把“alternate”这个字初解为“另一种”奖学金，却把“for a”这两个小字眼忽略了，后来回家和父亲商量，他也作同样解释，以为我得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后来几经细读“文本”之后，才领悟到我原来是“备取”或“后补”：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我或者还有机会，否则无望。
谁还会拒绝哈佛的奖学金？我在绝望之余，终于决定接受芝加哥大学的“免学费”奖学金，至少可以为父母省下一笔可观的学费。其实父母亲根本无力资助我“自费”留学，他们两人任教的全年薪水，还不够买一张到美国的飞机票！为了我到芝加哥的旅费，他们必须借债，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儿子可以负笈留学。天晓得我当时为什么要选一门我对之毫无了解的“学问”？到了芝加哥以后，我才发现，所谓“国际关系学”全不是那回事，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时事。要研究必须有方法，而我初进芝大就要学所谓“游戏理论”（game theory），把各个国家的政治和军力当作一盘棋子，或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海员”——不是真人，而是像当今计算机游戏中的电动木偶——并以此来推测“安全”指数。
到了芝大不到两个月，我就陷入“存在”危机：我来美国干什么？为什么要学这种“游戏”？为什么要啃这些似懂非懂的理论天书，我还要作什么外交官的美梦？我还选了一门“国际政治”的课，讲授的是鼎鼎大名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教授，他刚刚出版的那本教科书 Politics among Nations 正炙手可热，这本书大谈国际关系上的“务实主义”，所以对于中美关系上的所谓“道义”完全嗤之以鼻。
于是，我消沉了！生平第一次陷入“抑郁”（depression），也发生了个人的认同危机（这一个经验，我在和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了很多，此处从略。）怎么办？脑海里又涌现了哈佛给我的“备取”资格。
于是我又以姑且试试的心情发了一封信给哈佛，重新申请。这一次，我在申请书中写得更具体了一点，特别把我的“芝加哥经验”也写了进去，并且特别强调我师从该校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他授的几本课——中国古代书籍的考证学和目录学——我都因近水楼台的关系（在远东图书馆打工）而选修。钱先生不但是我的恩师和“汉学”启蒙者，而且是助我申请哈佛成功的关键人物，他为我写的一封信起了关键作用，因为有了他的“权威性”的推荐，我申请作中国文化的研究生是有资格了。
然而为什么要在美国研究中国？我本身西化得很厉害，非但对“国学”毫无兴趣，而且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也仅是普通大学的程度。惟独对中国现代文学情有独钟，因为我在芝加哥这一年，为了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拚命读“禁书”——当年在台湾地区国民党禁掉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因此也为多年后我研究鲁迅种下一个“基因”。但是我遍查哈佛的课程表，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而中国历史方面，除了费正清教授外，只有两个我不甚熟悉的名字：L。 S。 Yang（杨联升）和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后来我也在杨先生门下修课，并在博士试时，承蒙他亲自口试通过，而史华慈教授却成了我的业师。至于费正清教授，他门下的学生太多，我大概只选修了一门阅读课，其他皆旁听，而且在他课中成了“捣乱份子”，大放厥辞批评他的著作，认为只有制度和政治史，没有人情味和人文气息。此是后话。
芝加哥一年快结业时，我收到哈佛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全部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奖学金。就这么糊里胡涂地搭上顺风车到了麻省剑桥——哈佛的所在地。
在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先谈谈自己初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就学的经验。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2节 芝加哥经验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哈佛的留学经验完全奠基于芝加哥大学——没有芝加哥，也就没有哈佛。那一年的芝加哥经验，将我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没有痛苦，也不会有快乐，所以我至今仍然感激芝大。20年后我竟然又回到芝大任教八年之久，可谓缘份，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芝大学术传统的幽深，在这个中古寺院式的学府中我前后“修行”有9年之久，得益匪浅。
1962年秋初到芝加哥时，我坐的是“灰狗巴士”，从明尼亚波利斯城出发，开了将近一昼夜，于清晨（或黄昏）时分长驱直入抵达芝加哥城市中心的总站，我的老同学成露茜已经在车站等候。她早于三年前已经到美国留学，在芝大念图书馆系（后来转行社会学，卓然有成，最近刚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由于她的引荐，芝大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在我未到之前就为我保留了一个工作职位，解决了我在经济上的当务之急。
成露茜看我一副土相，话也没有多说，就带我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到了芝大校园，我当然争着付钱，她也没有坚持。司机是个黑人，高头大马，成露茜嘱我在付款时多加一个“quarter”（廿五分钱）的小费，我当时还不熟悉美国硬币的种类，于是从口袋掏出一个五分钱的nickel，以为是个quarter，司机看了一眼又退回给我（抑或是丢在地上，至今已记不清楚），一脸不屑的样子，然后开车扬长而去。成露茜事后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土包子”，没有挨揍已是万幸，也幸亏有她这位女士在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席话吓出我一身冷汗，从此又回到“乖孩子”的模式，作人行事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在这个充满非我族类的大城市内，第一次尝到了“疏离”（alienation）的滋味。尤其是当初冬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季节，我一个人在傍晚踯躇于海德公园（Hyde Park，芝大的所在地），拖着一天工作后疲累的身体回到公寓的斗室，或在寒冬气温降到华氏零下十几度的时候，我的脸冻得发麻，还要步行返校，走不了几步就要到街旁商店中去避寒取暖，那种滋味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但更难受的还是心灵上的空虚。每天除了想像之外就是不断问着同一个问题：我到美国来留学的意义到底是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