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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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难受的还是心灵上的空虚。每天除了想像之外就是不断问着同一个问题：我到美国来留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前途渺茫，就像深冬结了冰的密歇根湖：冻成一片白色，一望无际，看不到彼岸。
我初到芝大时，住在有名的国际学舍，这幢十多层的大楼是各国学生的大本营和活动中心，然而居住的斗室却像个监狱中的牢笼，家具简陋，一桌一床一椅，加上一盏孤灯，只此而已。我每晚在这间不到数平方英尺的斗室中自吊其影，不到午夜就饥肠辘辘。为了节省三餐的费用，我每餐都要量入为出，一顿晚餐的消费不能超过两块美金！后来实在饿得没有办法，逼得狗急跳墙，遂买了一个便宜的小电动咖啡炉，不用来煮咖啡，而是偷偷在房中煮面吃，把水煮开后，放进干面条和蔬菜，有时还加一个蛋，味道实在太淡，又胡乱洒点盐和胡椒粉，仍然难以下咽，但至少可以充饥。后来又为了省下中饭这一顿饭钱，写信给父母请他们寄上几包肉松，放在两片面包中做成三明治，在图书馆上班中午休息时就拿出来充饥；又为了省下“包装”费，舍不得花钱买胶袋，干脆用报纸包起来，所以白面包也变黑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到了饥饿难熬时，我却真正体会到面包夹肉松的美味，至今难忘。另一种难忘的“美味”是音乐：我为了调剂身心，把一个月的薪水（约一百美金）省下三十元买了一架小收音机，当我于夜深人静时听到收音机传来的古典音乐，心情为之一爽，也暂时把所有的忧虑置诸脑后。于是从此和那家芝加哥的古典音乐电台结下了不解缘。多年后我返回芝大任教时，打开收音机还是那几个熟悉的男播音员的声音（该台没有一位女将），亲切而有教养，我也从中学到不少音乐知识，一生受用无穷。后来省的钱稍多以后，立刻得寸进尺，几乎每周五中午都会乘火车到城里的交响乐厅去听芝加哥交响乐团（CSO）的音乐会，排队买便宜的学生票，坐三楼最后一排的位子，却是音响最好的“上座”，只看到台上乐队调音后整装待发，掌声响起，一位个子矮小的指挥家缓缓走上台来，举起指挥棒，理查德·斯特劳斯的交响音诗——“唐瑾”、“英雄生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CSO的拿手名曲——就从台上飞到屋顶，侵入我的身际，“此曲只应天上有”这句俗语真是一语中的。我听后走下厅来，余音仍然绕梁，甚至令我三月不知肉（松）味。那一年听交响乐的日子，我毕生铭记在心，因为这点“精神食粮”足以让我忍受在芝加哥饥寒难度日的痛苦。这位我的“救命恩人”就是执掌CSO多年的弗利兹·莱纳（Fritz Reiner），那一年是他最后的一季演出。我离开芝城后不到一两年他就退休过世了。为了纪念他和怀念这段艰辛难忘的日子，我后来把他和CSO灌制的唱片全数买下，而且每出一种新版本必买，至今还放在我客厅的玻璃柜中，时而拿出来听听，视为至宝。别人收藏名人字画，我却收藏莱纳的唱片。
除了音乐之外，我的另一种精神食粮就是电影。当时正值欧洲艺术片当道，法国新浪潮（New Wave； Novelle Vaque）影片——特吕福、夏布罗尔、戈达尔——和意大利的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以及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等大师的名作，令我趋之若狂，甚至可以真的废寝忘食，往往在周六晚上乘火车进城，到那家“克拉克电影院”（位于城中心克拉克街）中去消磨我每周的“失去的周末”。这家戏院属于二轮影院，专演艺术片，而且是两片同映，一张票价令我有足足四个多小时的心灵享受。从午夜场看起，直到周日清晨四五点钟才出来，在街上闲逛，等着乘六点钟第一班火车返回。华灯将倾，只有我一个人在凄清冷落的的街道上“鼠窜”的情景（怕警察以为我是流浪汉把我拘捕），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像一个游魂，破帽遮颜过“空”市，但内心却充满了激情，影片中的幕幕画面时而涌现：譬如安东尼奥尼的《冒险》（Laventurra）中一场男女在清晨绝望心情下做爱的镜头，更是震憾我心。然而，我孤独得连一个与我结伴流浪的女友也没有，更何况做爱？也罢，有了电影中的形象就足以令我回味无穷了。我当时差一点又想去学电影，要作一个安东尼奥尼和特吕福的门徒，还管他什么“国际关系”！
然而，国际关系的课还是非选不可。我所在的芝大“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有两位名教授，一名卡普兰（Morton A。 Kaplan），一名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两人的研究方法大异其趣，而且针锋相对，作学生的当然都要选。记得我在卡普兰的“国际关系博弈理论”（game theory）研究班上痛苦万分，不发一言，每天还需看上百页的理论书，不知其所云，真令我苦得想退课。然而卡普兰教授对我青睐有加，时而以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最后还会轻以问我一句：“李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只好胡乱敷衍过去。班上有一个德国外交官，处处争着发言，他却嗤之以鼻。到了学期将结束、学生必须写论文的时候，卡普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谆谆善诱，劝我写一篇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的论文。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读过任何春秋战国的史科，如何着手？只好到图书馆去恶补，竟然发现有与这个题目相关的中文著作。于是又废寝忘食，匆匆写完后在学期结束前最后一天交了上去，竟然蒙卡普兰教授欣赏。后来我中途而废要转学到哈佛去，卡普兰教授竟然热心挽留，但我去意已坚，还说个小谎：自己其实不想留在美国，想去欧洲！他也竟然回答说：“去欧洲？没有问题，我可以为你安排。”20多年后，我返回芝大任教，在校园里看到他，他非但一眼就认出我来，而且对我更是礼遇有加。这就是一位典型美国教授的态度，我虽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至今仍对他存有一分敬意。
摩根索教授是当年国际关系学领域的顶尖名星。我选了他两门课：一门是根据他的教科书而开的“国际政治”，另一课名叫“近期政治思想”；两课都是一百多人的大班课，我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一，更是不发一言，洗耳恭听。只见摩根索教授穿着深蓝色的三件套西装，胸前口袋里还挂一个老式的金表，他在讲课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他的英文典雅而流畅，和卡普兰教授结结巴巴的讲法完全不同。他立论时条理井然，大谈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把联合国说得一无是处（在卡普兰的课上，联合国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Player），更把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贬得一文不值。
偏偏我一心想要求教的邹谠教授那年休假，我遂失去了一个在他门下受业的宝贵机会。当时他的大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在摩根索教授的班上也列为必读书，我读后大为佩服，尤其在前言中感受到邹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风范，当然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更是在这本讨论美国对策外交的巨著中处处有迹可寻。这本书使我对于当年在台湾地区接受过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彻底幻灭，甚至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对自己当年的“愚忠”态度更是自惭形秽。从此之后，我在政治思想上开始逐渐走向真正国际主义的道路。
说起来我这个觉醒和转变也受了摩根索教授之赐。他的第二门课——“近期政治思想”——对我影响更大，因为他讲的是近代政治思想史，把二十世纪西方的三大政治潮流——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思潮——逐个剖释，对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前二者，面对于民主，摩教授却有点匆匆了事。可能他毕竟是一位欧洲遗（移）民，对二战前后影响欧洲至巨（也令他不得不移民美国）的两大“逆流”感受深刻，记得他讲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最精彩，而我却对共产主义更好奇，原因不解自明。这门课也使我读了不少书：波普（Karl Popper）的《开放社会与其敌人》就是这个时便看的，当然还有马克思和列宁。这门课也间接引起我对于欧洲和俄国思想史的兴趣，后来在哈佛求学期间，对之几乎着迷，甚至超过对中国史的兴趣。我本来就喜欢俄国文学，所以更需追本溯源研讨俄国革命的思想背景。现在思之，摩根索教授对于思想史其实并非专家，他的这门课恐怕仍然脱不了“冷战”的余绪，而我却再也不相信冷战了。
芝加哥，芝加哥——在这短短一年中，你彻底改变了我的心态、我的学历、和我的一生。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3节 初抵哈佛
那年（一九六三）暑假我从芝加哥到波士顿，搭的是顺风车，随身只带一两件简单的行李，其他书籍和杂物都没有带（记得是后来寄出去的）。我如此轻装简从，为的是表现我的流动性（mobility），似乎随时都可以到处飘泊流浪，也到处为家。至于在哈佛可以呆多久，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反正申请入学攻读的“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只是一个硕士班，两年即可修完，以后如何打算以算再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初进哈佛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诚意，也没有什么抱负。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情，完全是由于我的芝加哥经验令我对自己过去的志愿——作一个外交官——完成失去信心所致。大学四年的雄心壮志，在芝大一年之间化为乌有，从这一片烈火的余烬中如何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这是当时我最感困扰的问题。
那年暑假未到哈佛之前，我已开始为自己的学术将来作点准备，决定每天看书，只有在周末“搵”一份零工糊口。然而看起书来还是三心两意，不能专心，虽然我为自己重排的日程表非常详尽：上午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午读中国现代文学，周末打工时才能看课外的闲书，但不久就发现我在“闲书”方面的兴趣远大于“正书”。在当时心情驱使下，我不自觉地看了不少有关存在主义的书籍，却越看越迷失，而读冯友兰的哲学史时，虽然作笔记，但还是过目即忘。只有下午的现代文学“选读”才是我最喜欢的嗜好，我选的是鲁迅全集，读完后再看曹禺和茅盾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家在台湾地区都是被禁之列，所以我的奇心更强，尤其读到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中的篇节，感到出奇的兴奋，也不自觉地和存在主义连起来，变成了我当时思绪的“主轴”。没想到多年后我还是回到这些暑假读物而著书立说，文学成了我的专业，而当时为自己准备的主修课程——中国思想史——却成了副业。而存在主义的哲学思索却把我引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世界之中。说不清我当时念过哪一本书，但却清楚记得书中的主要论点：杜翁其实是存在主义的开山祖师！于是我想到从台湾地区带来的他的一本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是白先勇选给我的礼物（我曾为《现代文学》译过一两篇文章，没有稿费，所以先勇让我从两本书中挑一本作为“报酬”，我当然选较厚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另一本记得是亨利詹姆斯的《大使》）。
那年暑假将尽时，我不得不结束暑假自修的课程，匆匆就道去哈佛，安顿甫定后，就开始读《卡拉玛佐夫兄弟》，日以继夜地读，忘记了身边的一切苦恼，当我读完全书后学校也刚开学。到了那个关键时刻，我突然领悟到自己将来要作什么了——我要作一个像伊凡卡拉玛佐夫一样的知识分子！俄文intelligentsia这个字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似乎是一种特别的“族类”，我如果能身为一份子，就会解决我的一切认同危机。
我曾在一篇旧文——“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原载拙著《西潮的彼岸》）——中谈到这段经历，特别引述伊凡说的“大审判官”的故事，这个寓言恰好印证了我内心的矛盾：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真理”，可能对大多数人无利，甚至有害；“如果他为了众人福利而蒙蔽自己的良心，那么，他个人的生命意义又何在？我当时同情伊凡，因为我觉得他是反对大审判官的（假冒上帝之名，使他治下的信徒丰衣足食，然而却制造出一套虚假的“真理”），但是，他自己又提不出一套更好的办法。于是，他在受罪，我也因此有所感而随着他受罪”。
整整四十年后（二○○三年），又当暑假，我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三四个学生重读这本小说，却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同情伊凡了。“大审判官”是伊凡讲的“反面教材”，如今读起来有点夸张，但内中的论辩“张力”仍然震憾我心。不觉又想到在芝大那年的一个舞会上，我在芝大的学长——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的林毓生——第一次向我灌输他的这本小说的观点，两个人谈了一个晚上，竟然没有请女同学跳一支舞！但我至今还记得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小说中出现了三个人物，它们的哲学意义何在？我以此为题问我的科大学生，她们连一个物也记不起来。
我住在剑桥的那一间斗室也很小，但读起小说来也不觉得小。那是一幢极普通的小公寓平房，只有两层楼，房东是一个波兰老太太，另外还有一个美国房客，他每晚都出去勾引女学生，回来对我大讲特讲，庸俗不堪，而我心中都只有伊凡和葛蕾馨卡（小说中的女主角，伊凡兄弟狄米屈的情人）。这间小屋是哈佛同学谢文孙介绍的，除他之外，还有两位学长张灏和杜维明，两人后来都是思想史研究的权威，和林毓生一样。谢文孙则攻社会史，也是才华横溢，在他们面前，我不得不谦虚请教。后来我把台大的同班同学杨美惠介绍给谢文孙，二人结为夫妇，杨美惠当时也在附近的Tufts大学攻读社会学，是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驱者。
我这几位学长在哈佛早有求学经验，在他们帮助之下我也有恃无恐，但我心中仍有疑虑：作中国史的研究纯是为了奖学金，没有太大兴趣，是否选课时又会重蹈芝大的覆辙？费正清教授大名鼎鼎，谢文孙和他更熟，但我从他处听来的“贴士”（tips）并不令我安心，甚至暗暗感到自己的兴趣和他的不合。怎么办？
没想到除了费正清外还有史华慈，我第一次听史华慈教授讲中国思想史的课就入了迷，犹如在思想上发现了新大陆。关于这一段缘份，将在下一章详述。
在哈佛的生活远较芝加哥舒畅。拿到了全部奖学金，我不必再为一日三餐发愁，有几位学长从旁扶持（后来又交上几位挚友，如梅广、华昌宜和周健夫，当时都在哈佛攻读不同的学科），我也不感到孤苦零丁了。然而心中还是有点“纳闷”，那种苦闷不是来自课业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生活：也许是受杜斯妥也夫基小说的影响太深，我感到我的精神煎熬仍然炽烈，甚至开始自疑：作个哈佛研究生，我还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之一，看那些美国同学一个个比我世故，在课堂上说得头头是道，而我呢？还是维持我一往的沉默，甚至走在哈佛园（Harvard Yard）时也不自觉地低着头。
有一天，我从哈佛校园“破颜遮帽”而过，可能当时心情太沉重了，抬不起头来。迎面几乎撞倒一位老人，他向我大叫一声，声若洪钟地说：“年轻人，抬起头来，天下没有应付不了的难事！”我就像碰到禅宗师传的当头棒喝，顿时醒悟过来。
这一段“奇遇”，我曾多次重述，甚至在最近一篇谈我退休的文章中又一次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