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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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奇遇”，我曾多次重述，甚至在最近一篇谈我退休的文章中又一次旧事重提，并且说：“我这四十多年在美国的学术生命，就靠这位陌生老人一句话之赐！”他到底是谁？我至今也无由得知，因为当年自己太过腼腆，似乎也没有向这位老人道谢一声，就擦肩而过。想来他必是哈佛的一位教授，而当年的哈佛老教授几乎人人都有一种随和的风度，平易近人，绝非电影中的样子（也许法学院的不同，譬如那部描写哈佛法学院生活的影片《Paper Chase》）。哈佛的老教授也个个能言善道，在课堂上是第一流的演说家，我到处旁听大班课，一半是课程内容，一半是听这些教授的“演讲词”。当时擅于此道的有：教英国史的David Owen、教法国史的Crane Brinton、欧洲近代思想史的H。 Stuart Hughes、和教俄国史的Richard Pipes。后二人的课我都选过，Pipes还作了我博士口试的委员。英文系的老教授更多，我旁听过一位最擅讲约翰生博士（D。 Samuel Johnson）的名教授（可惜忘其姓名），他讲得犹如自己就是约翰生博士的化身。这些人对我的教益和启发，我将会另章论述。
经过这位老教授的当头棒喝，我的人生观又为之一变：今后非但要抬起头来，好好地作一个（求学中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充份利用哈佛赐给我的机会，重新改造自我，而且从头来过。台大四年学的东西全部作废，要重新学习西方文化的传统，俾使得自己将来可以兼通中西之学。在生活上也要重新作人，既然生活在美国，一定要吸收美国文化，从学术到日常生活到男女社交约会，我都要从头做起。
我为自己开出的生活课程如下：
第一就是尽量旁听专业以外的课，特别是名教授开的大班课。
第二就是不与中国人来往太密，为奠定“国际路线”，和美国人同住，说英语，看电视，把一切的风俗习惯先学过来，然后再消化不迟。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必须克服自己的腼腆，和“洋纽”社交、约会，厚着脸皮也要去跳舞。甚至每周末都要有约会对象（date），尽量打入美国大学生的社交圈。
最后的这项愿望我实行得最彻底。未几就斗胆去参加社交舞会（Mixer）——往往在法学院宿舍的饭厅举行，波士顿各校的女学生上百成千的蜂涌而来，都是为了和“哈佛人”（Harvard Men）约会。严格来说，只有哈佛的本科生才有资格作“哈佛人”，除此之外，法学院的学生也很吃香（商学院和医学院距哈佛园较远，自立门户），而最不受女性青睐的就是文理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GSAS）的研究生。我虽忝居末座，仍然勇往直前，往往和另一位友人联席前往，在舞会的阴暗灯光下，不分青红皂白就拉陌生女郎下池，随着音乐手足摇摆舞将起来；一舞之后如双方不弃则再舞，当跳到慢步舞的时候，就可以把脸贴上去，舞后问她电话号码，牢记心中或写在电话本上，以备不时之需。
电话本上记了几个女性人名号码之后，就可以一一打电话了。必须“色胆包天”，厚着脸皮毛遂自荐：“记得我吗？就是那个勉强够资格的哈佛人！（对方此时必会在电话中一笑）我才来不久，人地生疏，可否请你在这个周末玩玩？吃顿饭？欣赏一下剑桥的夜景？……”如果对方推说有事，我就会在下周再打，锲而不舍，接二连三，到了第三次仍然拒绝的话，我就放弃，这是我当年订下的“三次”定律，屡试不爽，往往在第一或第二次就可“得逞”，美国女学生一般十分大方，社交经验比我丰富，甚至有时请她和我同搭别人的顺风车也不介意。记得有一次我约到韦尔斯里（Wellesley）女校的名媛，她住在该校的宿舍“塔楼”西厢，我先在查尔斯河畔拦了一辆顺风车（所谓hitch…hiking）到韦尔斯里，再把她约请出来，回搭顺风车去剑桥，吃饭观影之后，再搭另一辆顺风车送她回去。她出身芝加哥望族，美貌大方，和我出游时还戴了白手套。
当年我从未进入这所名女校的宿舍，直至今年（二○○四）六月我退休后陪妻子和友人到韦尔斯里去玩，偶然经过那幢“塔楼”，这才登登入室，兀自走进前厅，却早已人去楼空，学生放暑假都走光了。于是，我不免自鸣得意地向妻子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这幢宿舍约会过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妻闻言菀尔一笑，不置可否，我不觉又指着说：“可能她现在早已作了祖母！”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4节 费正清教授
到哈佛念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目的就是跟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我当年亦有此想，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业师，然而在考博士口试时仍请费教授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以示对他的尊重，其实我并没有选修他太多的课，大多是旁听。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为绰号。他为哈佛本科生开的两门课最为叫座：一为“近代东亚文化”（俗称“稻田课”Rise Paddies），一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和当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后住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合开的，两人为此课所写的两本教科书：《东亚：大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和《东亚：现代的转化》（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也是我们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圣经”；前者为“旧约”，后者为“新约”，可见其内容之详尽。尤其是后者，我们都把它当“史实”来读；所谓“historical facts”，当时我们确信不疑，所以事无巨细，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费教授的简单有力的文体也背下来了：譬如讲到一八七○年“天津教案”的一段中，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暴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当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Mised”，传神之至。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授的特长，他授课也是如此，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立刻进入正题，毫不浪费时间，更没有废话或“转弯”（digression，这一点和史华慈教授恰恰相反）。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引发低班学生的兴趣，时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张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作“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五十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费教授教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更加仔细，由中心以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晚清自“同治中兴”（大概想要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比美）以后的改革运动最为详尽，所以学界往往把费氏的理论归纳为“西方影响与中国反应”（Western Impact and Chinese Response）的模式，后来引起不少批评，不必我在此赘言。他的这个模式，显然得自当年社会科学上极为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也许受了韦伯（Max Weber）的影响，特重制度上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而没有“人味”；换言之，他没有把人的因素和文化的复杂性列入考虑和讨论，所以他的书读来干燥无味。所幸他的英文文笔甚佳，因此我竟然把他的教科著作我的“英语读本”，配以史华慈的名著《富强的追求：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简一繁，相得益彰。我的英文学术文体，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是从这两位老师的文体学习衍变而来的。后来又加上夏济安和夏志清二师的文学笔法，经我多番吸引磨炼以后，都成了我的写作文体。有人说我的英文写得不错，其实都是苦练——背诵、摹仿和吸取——出来的，如果有迹可寻的话，这条线也许可以从台大外文系课上学来的兰姆（Charles Lamb）和丘吉尔（大四选曾约农先生的翻译课，以邱翁的演说译为教材），拉到在美留学期间的汉学界巨壁、再引到后来读过的一批人文气息较浓的批评家如崔林（Lionel Trilling）、巴赞（Jacques Barzun）、和史丹纳（George Steiner）等人，我往往把他们的书翻来覆去地读，逐渐体会其行文和推理的妙处，然后再据为己有。我的学习语文心得是：只要下苦功，文本甚至一知半解都要死背，日久就会见效。看来这一代的年轻学子比我聪明多了，不肯下这个死功夫。
从费正清的治学转到他的文体，似乎和我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恰是我的主题。从在哈佛第一二年向费正清教授求学的经验，我逐渐悟以另一个“真理”：其实历史也是写出来的，一个学者的写法往往和他写的“史实”之间有密切关系。（后来读到Hayden White的“后设史学”理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费正清的文体是从“史实”的叙述出发，或将之放在“前景”，而在史实的背后衬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理论。如果他读过韦伯，也是为了学以致用，而没有看到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另一面——所谓文化上的“disenchantment”——一种传统世界观的“去魅”，这是个极大的危机，但费氏在坚固的史实叙述中没有把这种危机感表现出来，这是我读完他的论著后不满的原因之一。另一个理由是他把制度的改革置于“人情”之上，西方的制度进入中国以后，产生的反响也是相应的制度，譬如他大书特书的清朝外交“朝贡”制度和西方之不合、以及同治中兴以后因应而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关，皆是明显的例子，后者的总监Robert Hart最后甚至成了费氏心目中的伟人。
我的这种思想上的不满情绪，和费教授的政治立场无关。我似乎早已把我的外交官梦忘得一乾二净 ，甚至对于中美关系的问题也不闻不问。我领悟到的费教授其实是清史专家，而不是外交顾问（虽然他以其地位之尊不得不扮演这个角色），而他的学问是在研究生上的“清史档案”一课上才展露无遗，因为他可以从这批大量的档案中探究清代统治阶层对付西方列强的方法。可惜我自己没有选这门课，如今思之懊悔莫及，否则我大可细读这些“文本”，而从清人文体形式中去体会当时的政治思想。至今我们仍然认为治中国近代史的史家对于“文体”不够重视，也许这又是我的文学细胞在脑中作祟吧。
我终于忍不住向费教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大胆地藉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什么义和团的“奉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这批低下层人物的“心灵世界”（mental world）如何描述？他们的入教仪式（和太平天国一样）是否值得仔细研究？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怎么没有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而且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概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渐在思想上独立起来，不再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而费教授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非但请我（当然也有其他人）到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午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而且不止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附近新罕普舍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也认识他夫妇收养的两个女儿，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对她的女儿平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爱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少养就生活朴素的习惯。我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他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我们先洗一个“自然澡”。劳动过后，简单的晚餐吃得也格外开心，晚餐后闲谈一阵（往往是他夫人的话多），他就及早就寝了。第二天清晨他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在住屋附近）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不出雷池半步，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费教授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及早起身，大概在六时左右，七时不到——甚至在漱洗时——就开始一一打电话给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写得怎么样？什以时候写完？有什么问题？我个人后来写博士论文时也有此经验，他的学生无一幸免。上午四个小时他绝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特纳总图书馆（Widner Library）中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劳务。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号——距离图书馆仅数百步之遥，散步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后来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省下不少时间！”又谆谆告诫似地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我至今奉为金科玉律，但读起书来恐怕没有他那么专心。
费教授办事效率之高，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女秘书亲口对我说：他每天要口述录音数十封信，由她打字后当天或次日一定签名寄出，而且有信必覆，我后来也和他通过信，并从他的覆信中学习他如何造词用字。他办事条理井然，而且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料理。后来我毕业前任教时发生在美居留问题，他竟然为这小事亲自打长途电话为我向华盛顿的官员求救，解决了我的问题，更勿论学生的就业、求职或申请研究费等等杂事了。他的学生甚多，结果每人都顺利找到工作，独我例外，因为我不想找工作，后来还是因别人不能到任而被逼去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去教书。记得我当时论文尚未写就，百般无奈，竟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然后才去教书。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而且还为我弄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记得我成行前去见他致谢，他给我三封信，要我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后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学界），记得我把费教授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这一段故事，其实在我和陈建华的“座谈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湾正中版第七五至七七页）中早已讲过了。此处重述，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生动。值得在此补述的是费教授一家人对我的知遇。我并非他的及门弟子，但他却处处不忘提拔我，他的夫人费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玛）更是如此。缘由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