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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Ц螅矣志醯梦崾υ诖朔矫嫖抟越涛摇２涣显谒攀狼凹改辏幸淮卧诼飞吓龅剿肪臀饰乙痪洌骸癛ead any Derrida lately？”（最近看过德里达的书吗？），我一时不知所措。后来读他晚年的文章，内中不但引了德里达，而且也兼及萨依德（Edward Said）和其他理论家。班老师深知近年来学术界的这种“理论转向”，但他精研理论后却不为所动，坚持他的中国文化本位。这一种执着，应该使那些在美教中国文化却处处炫耀西方理论的年轻一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汗颜吧。我当年对于吾师的下意识间的反抗，何尝不也是这种潜在的“西方优势论”在作祟？而吾师晚年真正达到的境界，至少我只有登高弥止而仰叹。我曾在一篇追悼他的短文中写道：最后一次去他的寓所看他，他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生早已束手无策，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他像慈父一样向我和玉莹（当时我们尚未结婚）问候生活情况，眼光慈祥，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报告说：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点时间过一种“静思型生活”，我当时不自觉地用了他批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思生活”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a”，他听后不置可否，但立即纠正了我的语言错误：“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最后这句话在大陆版《世纪末的反思》中出了一个小错，被置于引号之外，变成了我当年读过拉丁文！这个“我”的光圈不是我的，荣耀应归还我的业师。在该文最后，我提到他正在听巴哈的音乐。“每一次听都觉得内涵很深”。我现在写此文时，也不自觉地在听巴哈的音乐，尤其是那首Cantata Bwv 82号中的咏叹调，心中又涌起一股冲动：真想把这张由女中音Lorraine Hunt Liberson主唱的唱碟送给他，又怕他的在天之灵早已听过了。
不知道我的老师的中文姓名是谁起的，但确是恰如其人：史（历史）——华（中华）——慈（仁慈）。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7节 在哈佛听课之一
我在第四章“初抵哈佛”中曾经提到，我为自己开了三个“生活课程”，第一就是尽量旁听专业以外的课，特别是名教授，为本科生开的大班课。因为我深觉在台大四年对中西文化的知识都不足，既然身已在美国，何不趁此机会重读四年，彻底来过？所以我必须尽量旁听基本功课。哈佛当年和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等名校一样，以名教授开的大班课著称。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可以不花一分钱——而且得了全部奖学金——听遍各大家的宏论。况且，旁听本科生的大班课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可以坐在后排偷看“蕾克列芙女校”（Radcliffe，哈佛的女校名称，现已完全合并，名存实亡）的女生——我们都叫她们Cliffies——的俪影，甚至可以在课后借机搭讪，为我的第三类生活课程——约会美国女学生——作准备。
既然主修的是历史，所以我旁听的当然以历史方面的课为多，但也兼及社会科学和文学，每学期都要旁听五六门左右，加上本来进修的四门，每个学期甫开始总把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然而精神也特别振奋。特别是在九月底刚开学的时候，哈佛园内人来人往，到处是学生，女生花枝招展，男生西装加领带，特别是住在哈佛园的一年班学生，都故作小大人状，和现在的大学生衣着随便大不相同，我混在其中，也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
哈佛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至今依然，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物”（早在后期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到来之前就用了这个字：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混身解数，以吸引学生。我后来在授大班课时故意用一招坚壁清野的办法，大声宣布我的这门课特别难，要求很多，但学生不为所动，自有主张，该来的还是来了。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大部份是修课的本科生，还有少数像我这样的旁听生，坐在后面不显眼的地方鱼目混珠，其实教授早就一眼看出来了。
我旁听过的大班课无以计数，内容也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多年积累的知识至今还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甚至较我的专业——中国近代思想史——更深厚。后来我逐渐从历史改行到文学，所使用的学习方法仍然是旁听，再加上“旁读”——阅读大量非本科的书籍——然后不耻下问，向文学界的大师们请教。所以我至今反对学问的过度专业化，特别在人文学科方面，其实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我至今乐此而不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杂家”。况且中国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我的业师史华慈教授更是此中的典范。
当年哈佛在文史哲方面名教授如云，社会科学方面更多。也许是我的个性使然，在旁听社会科学的课时，总觉得不过瘾。当年最有名的社会学大师柏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课，我是慕名而硬着头皮去听的（课上另外一个旁听生是梅广，他是我的同房密友，专修的是语言学），他讲来十分枯躁，总是把个美国大学作为社会理性的最佳范例。他是韦伯（Max Weber）的信徒，因而导致我死肯韦伯，一知半解。另一位经济学家高布莱滋（J。 K。 Golbraith）更是如此，我听了几堂就不听了，可能因此也对经济学失去兴趣。还有一位当今在国际媒体走红的“大师”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一书著称于世），当年开了一科专为低班生修的课（编号是“社会科学第11号”），讲的是现代社会理论，我听来觉得浅薄，不久也罢听了。倒是另一门低班课，由一位不见经传的讲师Barrington Moore教授，我听来大为佩服。后来此公以研究革命的理论著称，还写过一本讨论中国农民革命的书。
当年在哈佛政府系最有名的教授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还没有当上大官，但在课室内却一副官样子。记得我去旁听他的一门大班课：“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堂他未开讲前早已满坑满谷挤满了学生，他坐在演奏台上（记得课室是音乐系的演奏厅），任由四五位助教在台前演述本课的要求和指定作业，足足说了二十分钟。然后基辛格博士才从他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了，不慌不忙，一口作状式的德国口音，和摩根索教授的正统德国口音不同，他开讲不到五分钟就大谈摩根索的理论，把它批得一文不值，反而使我本能地想维护我的这位芝大老师。虽然我在芝大一年间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总对他有一份尊敬。相形之下基辛格简直就是一位政客，后来果然如此，据说基辛格在尼克松手下当完官后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却被哈佛政府系的全体教授拒绝。
倒是另一位后来到尼克松总统政府任职的哈佛俄国史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令我大感意外。他原是波兰遗族出身，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我选了他两三门课，从而对俄国思想史着迷，并请他担任博士口试三位委员之一，却几乎惨遭滑铁卢，此是后话。派普斯教授主讲的俄国史课名叫“帝俄”（Imperial Russia），讲起一个个俄国沙皇——彼德大帝、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斯二世——头头是道，像是刚从皇宫出来的宰相一样，讲起帝俄时代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更是眉飞色舞。而我一向对俄国文学有极大兴趣，那年暑假快结束前刚读完《卡拉玛佐夫兄弟》，遂立志要作一个现代的伊凡卡拉玛佐夫，甚至想学俄文。终于美梦得逞，在哈佛的第二年暑假就开始学俄文，艰难无比，但终于能读懂俄国知识分子之父卡拉姆津（Karamzin）的原文的时候，心中真是雀跃万分，而派普斯教授刚好在课堂上讲到他，令我备感兴奋。可惜我的俄文在苦修二年后没有继续，至今已经全部忘记，连字母也记不得了。然而派普斯教授在堂上讲的俄国知识分子传统（后来他还编了一本以此为名的论文集，篇末还附有史华慈写的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约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西化派”和“民粹派”的人物生平和论点，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一九七○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竟然斗胆开了一门俄国史的课，就是派普斯赐给我的“遗产”，后来我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至今深以为憾。我甚至爱屋及乌，认为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弃俄从美，把俄文也丢了，十分可惜。俄国的光荣文化传统，实在不能以苏联的暴政而一笔勾销。
说起苏联来，我当时受六十年代的革命风潮影响，旁听了好几门有关革命的课，记忆较深的是亚当‧；乌兰（Adam Ulam）的“社会主义”、和另一位年轻教授博斯（Valentine Boss）的“俄国大革命”，后者对我的印象尤深，因为这位博斯教授（当年可能还是讲师）本非此道专家，是研究俄国中古文学的学者。他第一次教授俄国革命，用的教材就是托洛斯基的《俄国革命史》，这本书读来像小说，而且托洛斯基把自己也变成一个角色（他本来就是领袖，后被斯大林暗杀），以第三人称叙述，十分精彩。博斯教授也把俄国大革命作为一场戏剧来讲，听得我惊心动魄。班上学生不多，所以我们还作了不少“游戏”（包括问卷调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的介入革命。至今想起，这位教授实在了不起，但他当年似乎郁郁不得志，我选了他一门“阅读课”，一个学年也见不了两三次，后来他不知所终。
乌兰教授的名气当然大得多，在课上也讲俄国革命，更兼及欧洲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记得这门课我还是选修的，因此读了列宁全集，读时也向史华慈请教，史师慈祥地说：“你不必读他的全集了，选几篇重要的文章足够！”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列宁不能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因为在学术上他不是大师，而乌兰教授偏偏在课上把马克思的学说讲得太浅薄，倒是谈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如“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傅利叶（Fourier）、欧文（Robert Owen）等有其创见。乌兰教授看来十分可亲，红红的面容，一头乱发，不修篇幅，原来他特嗜杯中物，有时候上课也是醉醺醺的。多年后我走过剑桥路，突然看到前面一个老翁倒在地上，于是赶快将他扶起，看他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还不停地叫着：“Get me up！ Get me up！”（把我拉起来！），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乌兰教授，老态龙钟，我差一点向他说：“记得我吗？我曾是你的学生！”那次街头巧遇不到一两年就在报上读到他去世的消息。
另外两位教俄国文学的教授，我却记忆不太清楚了，一位芝加哥大学来哈佛客座的瓦修列克（Edward Wasiolek），他所授的课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和杰克纳”，这一个组合别开生面，我当时也搞不清楚他为何如此，将三位风格迥异的作家放在一起，至今也不甚了然，只记得他谈起杜翁的作品来十分精彩，但内容我早忘得一乾二净。另一位教现代俄国文学的教授，姓名我早忘了，只记得他是俄国人，口音很重，观点也很特别，完全是出自俄国流亡人士的立场。我坐在他的小班上旁听，他也不在乎，只记得他声嘶力竭地说：“不要相信现在英语世界推崇的二十世纪俄国作家，什么高尔基、萧洛霍夫、叶夫辛柯……都是二流货，只有柏斯特纳克（《齐瓦哥医生》作者）是个例外，当然还有纳布可夫。还有不少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作家：巴里（Bely）、布加柯夫（Bulgakov）（我只记得这两位），却都是了不起的真正艺术家！”不知什么原因，他这句话余音绕梁，令我多年难忘，后来读到Bely的《圣彼得堡》和Bulgakov的《大师与玛格丽塔》，果然令我耳目一新，这位老师说对了。还有Zamiazin的《我们》（We），他也提过，说这本小说比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更重要。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8节 在哈佛听课之二
除了俄国史和俄国文学外，我最有兴趣的“副修”学问是欧洲思想史。后来我进入哈佛历史系的“历史与远东语文”（History and Far Eastern Languages）委员会进修博士学位，规定除中国历史方面可以选择两个科域（field，我选的是中国中古史和中国近代史）之外，必须有一个专科以外的科域，一般同学都选欧洲思想史，我却独钟俄国而选了俄国史。当年欧洲近代思想史最叫座的教授是休斯（H。 Stuart Hughes），我也选过他的一门课，也是大班课——本科生与研究生合上。记得最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他在堂上大讲弗洛依德，还讲到几位较冷门的思想家如巴里多（Pareta）和博格森（Henri Bergson），后者在中国当然大名鼎鼎，影响了不少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我读休斯教授的书《意识与社会》（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颇感兴趣，但又觉不太过瘾，就像休斯在堂上讲的课一样，十分动听，但往往点到即止，没有深入。他讲书不用讲稿，手中只拿了几张卡片，抄了几个要点和大纲，在课前几分钟浏览温习一遍后就侃侃而谈，根本不须花功夫准备。我当时甚为佩服，事后思之，可能这是一门他教惯的老课，不须要再花时间准备了。有时他讲书时还略有倦意，大概课餐业务太多了，这是在哈佛当教授的“通病”，因此我觉得他在课中还没有充份展露他的真材实学，不过书单所列的书目很多，为了和更聪明的本科生竞争，我只好尽量多看他列的推荐书，诸如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都是那个时候读的。他的推荐书多是思想家的原典，因此我也开始读起原典来，读尼采一知半解，韦伯略懂一二，杜凯姆（Emile Durkheim）匆匆览过，只有弗洛依德读得饶有风趣，简直是文学作品，用的那一大堆心理学名词，大多和希腊神话有关。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一本希腊神话的中译本，开始对自己的西文名字（父母亲给我起的外文名字本来是Orpheus——古希腊的音乐之神）感到困惑担忧（因为神话中Orpheus入地狱想救回他的爱人Eurydice却失败而归），因此我觉得这些神话皆有所指。弗洛依德令我大开眼界，后来在爱理生的研讨班上还派了用场。
爱理生（Erik H。 Erikson）勿宁是我在哈佛的读书生涯中除了史华慈外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我曾在一篇旧文——“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见拙著《西潮的彼岸》）中详述他的著作对我的影响：《青年路德》、《童年与社会》、《青年认同与危机》、《甘地的真理》等书都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如今时过境迁，似乎没有人读了，甚至由他引发的“历史心理学”（psycho…history）也极少有人问津。然而我当时却着迷其深，还想引进我的鲁迅研究中，我和爱理生的缘份就是由鲁迅而起。
在旧文中我提到自己因认同混乱而想去选爱理生的高班研讨课，申请的人太多，他须要一一遴选，所以先面试，我说自己喜欢中国作家郁达夫（因为他在小说中展示性的问题），他却从未听过，只知道一个中国作家鲁迅。没想到这位大师竟然收了我，可能和鲁迅有关，我因此也步上研究鲁迅的漫漫长途。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同学杜维明在我之前已经选了他的这门课，成绩斐然，我也渔翁得利。然而维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