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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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这些中国朋友最大的区别是，除了华人和留学生圈之外，我还有另一个洋人世界。虽然朋友不多，却也有几位同学变成了老友，譬如前章中提到的欧达伟（David Arkash）。记得这些洋人朋友也大多结婚成家，所以又多了几个吃晚饭的去处。也养成了我喜喝洋酒的习惯：威士忌、马丁尼、啤酒、红酒，样样都喝，但很少喝醉过。当然洋人的派对更多，派对时必喝酒，有时我也开，也照样供酒。这一种站着喝鸡尾酒的派对文化，可能是美国学界最古老的社交规距，逢开学术会议时更必有酒会，每年一度的亚洲学会年会，都有一次自讨腰包的盛大酒会，一杯下肚，胆子大了，我们这些初出茅芦的年轻学子也会找上大教授攀谈，也往往受到礼遇。记得我去过两次学术会议，其中饮酒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一次是在密歇根州大学，时逢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汉学家会议在此开会，我作学生招待，特别先搭机到达，然后再到机场接机照料从世界各地来的名人，在那次欢迎酒会上，我见到数字大名鼎鼎的欧洲汉学家，其中有位从英国剑桥来的唐史专家Dennis Twitchett，拉着我们的女招待饮酒，备极风流而不失仪态，令我羡慕万分。后来自己也当了教授，去了无数酒会，但每每念起这位教授的风度，就自惭形秽。另一次酒会的经验是在印地安那，我还是研究生，竟然接到印大比较文学系主任Horst Frenz的邀请，还附送机票，到该地去参加一次东亚文学关系的会议。记得抵达那天下午，就到这位名教授家参加酒会，他原是德国人，英语口音很重，但似乎对中国学者特别好，是最早把中西比较文化纳入美国比较文学的开山祖师，老友刘绍铭和欧阳桢（Eugene Eoyong）都被他收为学生。记得我抵达时，他亲自来迎接，还给我一杯鸡尾酒，令我受宠若惊。没想到多年后我也返回印大任教，也许因为有了这段记忆，我对印大的印象特别好，在印大四年也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生，除了喝酒之外，就是抽大麻，这当然是六十年代嬉皮（hippie）文化的影响。长头发、衣冠故意不整、以抽大麻作社交、参加群众摇滚乐大会、示威游行、大叫“作爱而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这一切皆是典型嬉皮文化的表征。嬉皮的发源地在柏克莱，东部的学校较西部望尘莫及，但学生的生活方式仍然受到影响。即使在哈佛园，也会看到口令Hari Krishina，戴跳载舞的嬉皮士，而每逢春夏的好天气，也会有大批青年男女袒胸露背坐在草地上，有人弹吉他，有人轻轻吟唱，更有不少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热（英文叫作Make out），看得我焚火中烧，但还是不愿放开来加入他们群中。
这种旁观者的心情，我终于找到一个“升华”的办法——拍电影，买了一个八厘米的摄影机，走到校园，把这些场面都拍了下来，回家再剪接成纪录片。后来还大胆拍了一部二十多分钟的半剧情片，由我的同室老友梅广主演，名叫“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一天”，先拍他在哈佛园散步，眼窥四周的嬉皮春色无边，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形单影只，于是亲自下厨，煮了一顿盛宴，又打开唱机，播一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廿三号慢板乐章），然后摆上桌布，点上红烛，一个人默默地吃饭，片子以烛影中的这个孤独学生的面孔特写结束。这都为电影拍完后，我特别开了一个酒会，在家公演，因是默片，所以到了开唱机的镜头，我也立刻开了唱机，拿出莫扎特的唱片来，奏将起来，边奏边看，自己看得很感动，其他朋友却觉得闷死了。
这就是我在哈佛作学生的日常生活。
附录第13节 最善于自嘲的人
当大家在热烈评价欧梵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他多年前一篇谈论匈牙利当代作家康拉德（George Konrad）的小说《失败者》（The Loser）的文章。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小说，但他不写自己的成就，偏写自己一生的失败。对此，欧梵说，这正“合我个人的所好”，并且说了一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当别人认为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反而感到失败。”（《狐狸洞话语》）
欧梵已经获得很高的成就，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永远未完成、永远没有终点的过客，一个经历过失败但又超越成败的人文世界里永远的流浪汉，因此总是一直往前走。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鲁迅《野草》中的“过客”有很深领悟，认为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走”的过程，“走”是在“无意义”威胁下的惟一有意义行动。也就是说，人生是悲剧性的令人绝望的存在，而“走”正是反抗绝望的唯一办法。欧梵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决不停步、决不自恋。不像许多中国作家和学人那样，写了几部书，就自我膨胀，就自以为是“话语英雄”。我把作家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愈写愈自大，一类是愈写愈自由。欧梵是属于愈写愈自由的人。
欧梵不仅不自恋，而且还常常自嘲与自省，他是我平生见到的一个最善于自嘲和自我反讽的人。他借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意象描述自己的脆弱无助：一个在外界眼里的哈佛大学教授，常常工作得不像人样，变成一条甲虫，一个驼背的、不知钟为谁敲的钟楼怪人（《世纪末呓语·变形记》）。他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特别留意与“先锋”、“媚俗”不同的“颓废”，因此也不断地谈论王尔德。然而，他却不是跟着去“颓废”，而是在王尔德身上发现其真情，并反省自己可能面临失真的危险。1998年底，他再次“读王尔德”，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发现王尔德的这些妙语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有警醒的作用。如果每一个人都只能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浮浮沉沉，在资本主义的金钱堆中追逐名利欲望，久而久之，岂不都麻木不仁？所以，我自己反而需要用王尔德的作品来警惕自己：愤世嫉俗容易，而在俗世中保持真性情难，我必须依靠自己的想像力和一点艺术上的涵养和情趣来超越现实。所以，当我愈觉自己逐渐世故的时候，愈感到王尔德那份天真的伟大。这一切都与他的同性恋及颓废无关，我最崇拜的反而是他的纯真。”（《世纪末呓语，谈王尔德》）欧梵不仅用极端的概念“伟大”二字来赞美“天真”，而且敢于反省，正视自己“逐渐世故”，有几个中国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欧梵最宝贵、最难得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当代学人和作家最缺少的品格。
附录第14节 两栖狐狸、四维痴人
欧梵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有一次难忘的见面与倾谈，受其影响，他常以“狐狸型学者”自喻。柏林以“刺猬”与“狐狸”这两个意象划分精神价值创造者的两种基本类型，“刺猬型”专注一个系统，“狐狸型”则是多方旁敲侧击。柏林以此两个意象论述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历史观，认为托尔斯泰二者兼得。欧梵大体上属于“狐狸型”，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但他在最近十几年中专注于上海与香港城市文化的探讨，又表现出“刺猬”的特征。
欧梵这一“狐狸”，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典型的“两栖狐狸”。他栖于英语世界，又栖于汉语世界；栖于中国文化，又栖于西方文化；栖于理性学术文化，又栖于感性创作文化；栖于雅文化即贵族文化，又栖于俗文化即大众文化；栖于历史，又栖于文学；栖于文学，又栖于艺术等等。他的两栖性不是在两栖的表面浮动，而是生命、情感与真诚的投入。他说他是一向的“历史痴”（《世纪末呓语·读〈中国新音乐史论〉》）。几十年前胡适说过自己是“历史癖”，“癖”还是嗜好，“痴”可是投入全生命。欧梵不仅是历史痴，而且是文学痴、电影痴、音乐痴，是确切的四维痴人。由于他出身于音乐之家，从小就有“听觉天赋”，之后又派生出“视觉天赋”，这种天赋使他对电影具有特别的感受力与监赏力。这种天赋再加上他在后天勤奋学习中培养的很强的“知觉”与“心觉”，便形成了他的一种完整的感觉系统与认知系统，也使他拥有特别的精神个性。这样，就使他涉足多种领域时不至于浅尝辄止，而是多方面均有建树。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欧梵可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雪山飞狐”（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是“双洞大飞狐”与“多洞大飞狐”。
附录第15节 丰富多采的“人生盛宴”
“狐狸型”的多方素养与多方探索，再加上欧梵本身的苦修苦炼，使他获得两个大的成果：一个是他的精神创造与整体生活非常丰富，像是“人生的盛宴”；另一个是他在四五年前完成了集各种修养于一炉的代表作《上海摩登》。
“人生的盛宴”是林语堂先生的概念，他对自己最喜欢的作家苏东坡就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他在《林语堂自传》里给苏东坡戴上十九顶帽子：“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欧梵也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和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我也可以给欧梵戴上十几顶帽子，不过为了避免落入俗套，我不讲大家都知道的诸如“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研究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学者型散文家”、“小说作者”、“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教授”等等，但要提醒大家别忘了他的另一些重要角色。他是本雅明式的城市漫游者，是“东方《双城记》”的作者，是中国“公众空间”和“人文空间”的鼓动者和实践者，而且是芝加哥大学 “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我也是这个部落的一员，等会儿再细说。尽管欧梵行走的路上有过曲折和痛苦，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感到人生是很丰富的，很有意思的。
附录第16节 集修养大成的《上海摩登》
多种素养除了造成欧梵人生的丰富之外，还造成另一结果，这就是在世纪之交产生了他的学术代表作《上海摩登》。这部著作正是他多年探讨历史、文学、电影等的共同结果，这是一部非常精采的学术著作，所谓“举重若轻”，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读这部著作时，比读许多长篇小说还有兴趣。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恐怕再也没有耐心阅读那种千篇一律的英雄排座次的章回体文学史、小说史、思想史了。《上海摩登》完全打破了文化史书的写作惯性与格局，以致很难定义这是城市历史著作还是一部文学艺术著作，我边读边想，最后觉得这是一部城市精神生态史，也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现代文化景观的大观园。这部著作在思想、语言、方法等三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思想上，它突破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权威”见解和后殖民理论的时髦见解。书中指出，所有的后殖民话语都假设了一个殖民权力结构，其中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包括他们的代表，总是拥有无上的权力。这种理论构造源于以前英法在非洲和印度的殖民统治制度。这种理论还假设了殖民者就是话语的“主体”，而被殖民者只能成为“受体”或“他者”。欧梵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在上海，西方的‘殖民权威确实是在租界条约里被明文确认的，但中国居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对此一概不予理会，当然，除了他们在租界里被捕。”而且说：“本书所论述的作家在中国的这个最大通商口岸，相当自如地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尽管他们和西人很少私人接触，他们本人在生活方式和知识趣味上却属于最‘西化’的群体。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在任何意义上，把自己视为相对于一个真实的或想像的西方殖民主子而言的被殖民的‘他者’。”欧梵最后还判断：“因为不同的历史遗产，中国的情形与殖民地印度很不同；除了一连串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失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欺凌，但她从不曾完全被一个西方国家据为殖民地。”
二、在语言上，《上海摩登》完全摆脱历史和文学史教科书那种教授腔、裁判腔、权威腔、新老八股腔，而把叙事性语言、评论性语言、分析性语言、感受性语言熔为一炉，形成一种史书写作的鲜活文体，使人读后既获得知识，又获得生命愉悦。
三、在方法上，《上海摩登》自创一局，它以大见小，又以小见大，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有宏观，可查证的数字与不可查证的史识、诗识相映成趣，而文字背后则是历史与文学的对话，是文学与艺术的对话，是世俗之城与精神之城的对话，是看得见的城市与看不见的城市的对话，这些对话、这种方法使全书展示出来的上海是多重意义的上海，既是历史原型的上海，又是文学“重构”的上海，既是客观描述的上海，又是文化想像的上海。此书在方法论上的独创，特别值得注意。
总之，《上海摩登》堪称欧梵的代表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者和文科大学生必读的书。这部著作既体现了欧梵在精神创造上的“狐狸型”长处，又说明他已带有“刺猬型”专攻于一的特点。
附录第17节 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谈了学术之后，我还想再谈谈“人”。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的评价，其实都应注意两点：一是不仅看其几篇文章或几本书籍，而是把握其精神整体（也可说是精神总和）；二是不仅看其文字语言，而且看其行为语言，或者说，不仅应当阅读其话语文本，而且应当阅读其行为文本。我评价屈原，不仅阅读其诗，而且阅读其自沉汨罗江的大行为，有最后这一行为，才能更深地阐释他生前所作的诗中关于生死的思索所具有的形上意义，也才明白这位伟大诗人生命的最后瞬间并非延伸《离骚》的宫廷乡愁，而是质疑这种愁绪。也许是因为我个人的可靠体验，所以对欧梵的行为语言感受特别深刻。
20世纪80年代末，欧梵不仅热情地帮助我和其他朋友在异国生活下来，而且帮助我度过了心理上的危机。特别需要提起的是在1991年日本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仙台市纪念活动执行委员会本来邀请欧梵和我参加，但出于某些原因，又取消对了我的邀请。这个时候，欧梵便挺身而出，向日本执行委员会发出个人的抗议，并表示自己拒绝到仙台。由于欧梵的正气，再加上丸山升、伊藤虎丸等日本学者的努力，仙台筹备活动中的学术委员会宣布解散，在东京另外举办一个学术会议，并邀请我参加。这个历史时刻，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梵身上所具有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他无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鲁迅研究者。
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于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业余人”。所谓业余人，就是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的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人。欧梵就是这种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很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对欧梵只看到他的“轻”的一面，而忽视他的“重”的一面，而他的“重”的一面，恰恰表现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