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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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发现这本日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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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这样说不大确切。还在神学院时，我对伯纳德特就非常着迷，我对她几乎无所不知。于是，我开始怀疑在她生命的高峰时期是否会写下一本日记。她在圣吉尔达德修道院患病时，有迹象表明她曾利用间隙时间写过一本日记。但我无从证实有无这样的日记，是否完成，存在何处。圣吉尔达德修道院院长知道我的兴趣。后来，大约两年前，或者更久一些，我读到伯纳德特的一封信。那时我们正准备公开展出伯纳德特留下的文字材料，到处收集有关她生平的一些实物，我偶然发现了她写给巴塞尔·拉格斯的一封信。拉格斯是附近巴特里斯镇的一个农民。”
“我听说过巴特里斯这个地方，”阿曼达说。
“最初，伯纳德特用法文给拉格斯写信，后来怕他读不懂，又用比戈尔地方话重写了一遍。因此，在伯纳德特留下的文字中有这封法文信。信写于1878年，正是她去世的前一年，她在信中告诉拉格斯她写完了一本日记，打算把它送给他，作为他们相处那一段生活的纪念。”
阿曼达皱了皱眉头，“在拉格斯家？”
“伯纳德特和拉格斯家的亲密关系在伯纳德特的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鲁兰神父说，“年轻夫妇玛丽亚和巴塞尔·拉格斯是卢尔德北边巴特里斯镇勤劳的农民。伯纳德特的父亲有过一座磨房，拉格斯夫妇常去那里。1844年伯纳德特出生不久，她的母亲路易丝发生了一起事故，一支燃烧着的蜡烛从壁炉上掉到她的围裙上，胸部轻度烧伤，使她没法给伯纳德特喂奶。恰巧那时，玛利亚·拉格斯的头胎孩子流产，想找个婴儿吃奶。于是，她同意暂时收养小伯纳德特，每月收五法郎喂奶费。小伯纳德特断奶后，玛丽亚不忍她离开，直到一年半以后才让她回到自己家里。自此以后，伯纳德特和拉格斯家开始来往。”
“她第二次上他们家是什么时候？”阿曼达问。
“1857——1858年间，那时伯纳德特13岁。”鲁兰神父说，“伯纳德特的家境每况愈下。她的父亲干活很累，挣不了几个钱，几张嘴等着要饭吃。霍乱几乎夺去了小伯纳德特的生命。就在这闹饥荒的年月里，邻近的拉格斯家不但活了下来，日子过得还算好。他们挣到一大笔财产，牛羊成群，儿孙满堂，打算雇一个帮手。他们同意再次收留伯纳德特。她的工作是给女主人打杂、放羊。作为报酬，他们管她吃住、上学。于是，伯纳德特又在巴特里斯镇的拉格斯家住了下来。事实上，日子并不轻松，和卢尔德的家里相比，餐桌上的食物是多一些，但也并不十分丰富。玛丽亚·拉格斯对伯纳德特爱恨掺半。她要伯纳德特不离左右，态度严厉，有时甚至故意为难。她经常把伯纳德特当奴隶使唤。不过，也有补偿，巴特里斯地势高，空气清新，对伯纳德特的健康大有好处。这姑娘在山下放羊，悠闲自在，经常做白日梦，垒小祭坛祈祷。尽管养母给她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但伯纳德特赢得了当地教区牧师、心地善良的阿伯·阿德尔的同情，他非常乐意帮助她。”
“听说他竭力激发伯纳德特对圣母玛利亚的热情。”阿曼达大胆地问。
“是的，我猜你是从凯奥克斯神父那儿听到的吧？”
“不记得了。”阿曼达没有说真话。
“没有关系，”鲁兰神父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不知道阿伯·阿德尔对伯纳德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事实上有一天，他注视着伯纳德特大声说道：如果有朝一日圣母玛利亚再次降临人间，很可能只出现在这个单纯质朴的农村姑娘面前。这样做会影响她吗？我们还没找到什么事实根据。阿德尔对她采用的问答式教学没多久便结束了。后来，阿德尔离开了巴特里斯镇，致力于本尼狄克教派活动。此后不久，伯纳德特就对她父母说，她厌倦了巴特早斯镇的生活，很想回到卢尔德自己的家。于是，1858年1月，她在巴特里斯镇呆了八个月后，终于回到了卢尔德。”
“回到卢尔德一个月后，”阿曼达说，“伯纳德特便在马萨比耶勒山洞前第一次见到了圣母玛利亚。”
“是的，”鲁兰神父承认道，“不管怎样，伯纳德特到内韦尔当修女后，仍对拉格斯一家以及她在巴特里斯度过的那一段时光非常怀恋，尤其是对养父拉格斯和他那三个幸存的孩子。在这本日记中，她最后一次详尽记载了自己短暂一生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而又神秘莫测的事件。日记写完后，她深知自己在教堂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决定赠送给拉格斯家留作纪念。我得到线索后，马上动身去巴特里斯寻找那本日记，我相信拉格斯从未读过，因为它是用法文写的。日记的主人玛丽亚和巴塞尔早已离开人世。经过一番耐心查访，终于发现日记下落。日记在亲戚中间辗转流传，最后落入拉格斯一个远房表妹手中。”
“她是谁？”
“巴特里斯镇一个中年寡妇，名叫尤金妮亚·高蒂尔。高蒂尔和一个叫让的小侄儿住在一起，高蒂尔太太是他的监护人。她果然从某个地方找到一本已经发霉的日记本。我很怀疑她是否读过。她对早不在人世的伯纳德特毫无兴趣，只关心那个逐渐长大成人的侄儿和他的前程。我走到她跟前，要她给我看看那本日记，表示教堂愿意作为一件文物收买下来。高蒂尔太太轻轻把我推到一边，急忙翻看那本日记。她这才第一次读到圣母玛利亚告诉伯纳德特的秘密，知道圣母玛利亚不久将再次降临卢尔德，高蒂尔太太终于明白自己拥有了稀世珍宝，自然我很快也知道了。起初她的要价高得惊人，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双方都做了让步，最后教堂花一大笔钱买下了日记。高蒂尔太太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事实上，她买了一幢新房子，现在还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
阿曼达的好奇心愈来愈强，“你买下了全部的日记吗？我听说有一部是早期日记，记录伯纳德特的童年生活，是这样吗？”
“当然我们想全部买下，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记录伯纳德特在山洞前的有关事情。我读过早期日记，写得太多，主要是她在卢尔德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在巴特里斯当牧羊女的一些日常琐事。我想买下配成完整的一套，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高蒂尔太太不愿割爱。我猜她希望把日记留给侄儿做纪念，因为它记录了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在巴特里斯的艰苦生活。不过，这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圣母玛利亚今年再次降临卢尔德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想我告诉你的日记的来龙去脉你全部清楚了，希望对你计划写作的心理学论文有所帮助。”
“真是太好了，”阿曼达说，“你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准备起身告别，“我只是在想，去巴特里斯镇看看一定会很有意思。”
“也许没什么值得看的。一百多年过去了，小镇的变化并不大。也许你能了解些伯纳德特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哦，我得跑一趟。你说——高蒂尔太太还住在那儿吗？”
“还住那儿。听人说，她买的房子距离拉格斯的贝格宅邸不远。眼下，贝格宅邸已成了巴特里斯镇的博物馆了。”
“你看我能见到高蒂尔太太吗？”
“我不好说，”鲁兰神父把阿曼达送到门边，“她是个倔强泼辣的女人，不大好客。我想她很难改变多少，看着办吧。祝你走运。”
正当保罗·克莱因伯格博士在琢磨如何治疗伊迪丝·穆尔的病情时，他等候已久的巴黎长途电话铃响了。他一直在等候莫里斯·杜瓦尔的电话。今天早上秘书告诉他，杜瓦尔晚上8：30给他打电话。
克莱因伯格呆在阿斯托里亚饭店这间阴森森的房间里，心情烦躁，百无聊赖。他坐在椅子上，不时瞄一下时钟，试图继续读最近发表的几篇医学论文（其中有杜瓦尔的两篇），当时针指着8：30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桌上的电话机上，高兴的是电话铃立刻响了起来。
他拿起听筒，盼望是杜瓦尔来的电话。当他听见杜瓦尔那热情而急促的声音时，感到非常高兴。
“是你吗，保罗？”杜瓦尔叫起来。
“是我。”
“好久好久不见了，”杜瓦尔说，“没想到你会从卢尔德打来电话，你在那儿忙些什么？”
“发掘神圣的奇迹呀！”克莱因伯格答道。
杜瓦尔哈哈大笑起来，“今天所有的奇迹都发生在遗传学家的实验室里。”
“别太大声，我不想让卢尔德的人听见你的话，我正是为这方面的事找你，我想和你谈谈你眼下正在搞的科学奇迹。”
“这是我爱谈的话题，保罗。”杜瓦尔说，“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你已经不搞常规肿瘤手术了，正全力以赴进行实验室基因移植和遗传工程——”
“我来说明一下，”杜瓦尔打断道，“我放弃常规肿瘤手术，是因为手术没有多少成效，或者至少说是效果不明显——但我的兴趣仍在肿瘤方面。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来搞遗传实验，重点是肿瘤。”
这样看来，效果一定很好，克莱因伯格心里想。“你的实验报告，你发表的那些在猴子、免于、老鼠身上进行实验的文章，我都认真拜读过了。应该说你的研究有重大突破。”
“取得较大进展，”杜瓦尔更正说，“在采用健康基因取代染病基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今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里……”
“我刚拜读过你最近发表的文章，莫里斯，用你自己的话说，在基因移植技术上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足进步。”
“是的。”杜瓦尔非常肯定地说。
“好极了。现在我解释一下打电话的原因，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如果你回答的和我想的一致，我再提第四个。你看行吗？”
“讲吧。”
第一个问题带有试探性。他开始问道：“现阶段，你是否在人体上做过肿瘤遗传变异和移植？”
“不，还没有。不过，我成功地做过一些其他基因移植手术。在1980年由马丁·克林博士于加利福尼亚首次开拓的领域里，我对患倍塔靶形细胞增多症——血液紊乱的病人做过处理。这种病有生命危险。对上述病人我做过基因移植，把健康基因引进到缺损细胞中去，成功率极高。”
“好吧，第二个问题，”克莱因伯格说，“你能否对肿瘤患者施行同样手术？”
“当然可以。很多次我一直想做这样的手术，那正是我的研究范围，我的一切实验全是围绕这最后一步进行的，我可以做。”
“第三个问题，你估计有多大成功把握？我是指患者完全康复。”
“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了，我是说，如果患者病情稳定，手术成功，完全康复可达到70％。”
“能有那么高？”克莱因伯格吃惊地问道。
“我的估计比较保守，是的，保罗，至少有那么高。”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算不上什么问题，听起来令人又吃惊又高兴。这是我的第四个问题。我想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现在负责一个病人，你能不能为她尽快做做手术？”
“干嘛不呢？你只要告诉我时间就行了，我可以安排一下日程。征得病人的同意了吗？”
“还没征求她的意见，”克莱因伯格承认道，“我想在病人同意之前和你谈妥。要是病人答应，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做？”
“在哪儿做——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四，”克莱因伯格说。
“我很忙，这你知道，可什么时候不忙呢？也许安排在周末好些，星期天也行。对，就在星期天吧。”
“你能到卢尔德来做手术吗？我这边比较好安排一些。”
“到卢尔德？怎么不行？读过卡雷尔的报告后，我一直想去看看。”
“正像卡雷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卢尔德确实异乎寻常或者叫名不虚传。”
“我翘首以待。”
“我现在就去征求患者的意见。说实在的，莫里斯，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会尽力而为。她的病很重，但出于个人的考虑，阻力仍然会很大。尽管如此，我还要试试看。如果我能说服她，你是否还要先看看病历？”
“那是当然。”
“五年来，她存下了一大堆病历，直到昨天我还给她诊断检查、做透视。如果能找出办法，我当然不会麻烦你。”
“别说麻烦不麻烦了，快给我病历吧！”
“谢谢，我这就叫埃丝特·莱文森护士带上病历乘飞机到巴黎，明天一早送到你的办公室。”
“好极了。”
克莱因伯格仍有一些事拿不准，开诚布公还是绝口不提？最后他决定一吐为快。“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保罗？”
“既然你没在人体上进行过基因移植，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信心十足？”
电话那端一阵长久的沉默。杜瓦尔一向快人快语，对这件事似乎有些踌躇。沉默仍在继续，克莱因伯格耐心等待着。
“好吧，”杜瓦尔大夫终于开口，“我——我可以答复你，让你满意。不过我想说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切勿外传。”
“好的，我发誓，保守秘密。”
“太好了，”杜瓦尔大夫说，“你问我为何对人体基因移植这样信心十足，对吧？我现在来答复你，因为我已经在人体上做过了——对三个人做过了，更确切地说。我刚才没对你说实话，只说对动物，没对人体做过。18个月以前，我对巴黎市区以外的三个晚期病人做过基因移植。两例为肿瘤病人。三个人不仅全都死里逃生，而且身体恢复了健康，精力也很充沛。”
克莱因伯格大为震惊。“我的上帝，莫里斯，我简直不相信——太好了，祝贺你。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你会被提名诺贝尔奖的。真可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谢谢，谢谢，但它永远不会被人知道。未经医学委员会和道德委员会批准擅自进行此种手术，我会受到严厉惩罚。只要委员会认定不宜用于人体，手术一搁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问。只有他们认可，手术才算合法。许多优秀人物原可免于一死，然而在此期间只能饮恨九泉。你知道，保罗，这是借谨慎从事之名行医学政治之实。”
“这我知道。”
“我的标新立异很难为人赞赏。这里不妨提一下加利福尼亚的克林博士。他曾经对一个尼泊尔患者和一个耶路撒冷患者分别采用分子重新组合处理。事情公开后，美国国家研究所砍掉了他的全部研究贷款。我估计经费资助损失在25万美元左右。这样的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别着急，莫里斯，医学界同仁决不会知道你来卢尔德的目的。你刚才的一番话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我佩服你能当机立断。”
“保罗，相信我，这是一次新的机会，也是一次新的挑战。我得不厌其烦地再次提醒你，此事一定要保密。我甚至不准备用卢尔德的医护人员，我打算从里昂我从前的学生当中挑选助手。你瞧，我是多么小心谨慎。我再说一遍，事情公开后必定是一场灾难。我这是第四次明知故犯，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危害匪浅，这样就会失去大部分贷款。委员会会一口咬定时机尚不成熟，但你我都清楚，成功之前一切都可以说成是时机尚不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