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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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给我们让出空间。当我们偶尔分开，她们会主动地来告诉我或小虹另一个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表现得急于找到对方，她们就会和我或她玩到一起，同样是很快乐很忘情。但当我们之中另一个出现，她们就会像黎明时分的星辰一样自动隐退，剩下的还是我和小虹，只有我和她。和我们俩的友情相比，所有的友情似乎都黯然失色。
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相投，彼此都觉得惊讶和欣喜。我们的相互影响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没有“自我”，只有一个共同的“我们”。我们自认为有一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十分一致，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为此我们沾沾自喜。
在上学的日子里，我们最喜欢最盼望的是“学农”。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农忙假”，夏季大约在六月份，秋季大约在十月份，时间并不十分确定，每次十天左右。除了寒暑假，对学生来说农忙假是最松闲自在的时光，因为可以不读书不考试。尽管从我们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学校就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学生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可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不学习。农忙假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和好借口。而且在那时候这也算是“开门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必须确保，不能以教学进程等等原因去挤掉它。还有就是有些老师家在农村，他们也的确需要用这段时间回家去抢收抢种。
那时候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提倡的是“又红又专”，这个“红”指的就是思想品质好，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等等，农忙假自然是一次很好的检验。在我的记忆里农忙假颇讲究“形式感”——开始前都有一个全校范围的动员，师生们还要写“决心书”、开班会、出黑板报，以示对这个活动的重视和热爱。到农忙假正式开始的那一天，一大清早大家比平时更早地到学校集合，每个人斜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军用水壶，两条带子在胸前呈×状交叉，书包里都带着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当天的午饭，军用水壶里灌满了凉开水。师生们都穿着破旧的衣裤，有些人的衣裤上甚至还有很大的补丁，这是当时最标准的装束。大家做出一副准备到乡下吃大苦流大汗的姿态，往操场上一站，师生们个个灰不溜秋的，明显地比往日暗淡了不少。
实际上贫下中农对我们还是挺照顾的，真正需要体力的重活和苦活，还有需要技艺的农活是不会派给我们做的。我们在农村常做的都是些相对比较轻的农活，比如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摘棉花、割麦子、拾麦穗等等。
我和小虹最喜欢摘棉花和拾麦穗，这两样除了是“收获”，还是我们认为的有美感的农活。清早的棉花地里露水很重，很容易就沾湿了鞋袜和裤腿。盛开的棉花洁白清新，有一种朴素和纯真的美。我们腰间扎着围裙，顺着棉垄向前，很快就像怀孕似的腰间鼓鼓的。这个季节田里到处开放着紫红色的苕子花，苕子是用来做肥料的，收过庄稼的田里种一茬苕子，翻地的时候直接翻下去可以养田。坐在田埂上休息的时候，女同学们把苕子花编成一个一个的小花冠，相互送来送去。麦穗在我们眼里也是可爱的，它们色泽金黄，像花穗一般漂亮，在作文里面我们常用“沉甸甸的”、“金子般的”这样的词汇形容它们。它们遗落在收获之后的田野上，很像是走得匆忙的人遗失的随身物品，让你不由自主就想把它们捡起来。老师教育我们它们是农民辛苦的血汗，因此我们总是非常认真地将它们颗粒归仓。
间苗我们也很喜欢，嫩生生的小苗因为疏密不当需要拔掉一些，总让我们难以取舍和不忍下手，拔下的苗也让我们心疼不已。但是间苗之后回头望去，整块田里都是经过精心梳理的整齐和疏朗，让人特别舒服。割麦子是比较累人的农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而且因为不常用镰刀，有的同学刚下地就把手指给割破了——农忙假之后的记叙文里这是被写得最多的一个题材。
捉虫和施肥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都害怕那些身体软乎乎、从胸部到腹部长着两排短腿的虫子，它们爬过的地方有鼻涕一样白亮的黏迹，碰破之后会流出一摊五颜六色的内脏，恶心透了。捉虫一般是不发工具的，同学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有的把虫子包在报纸里，有的包在手绢里，有的直接放在衣兜里。不一会儿那些虫子就会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爬到手背上，胳膊上，甚至爬到衣服里面。捉虫的时候不时会听到女同学突然爆发的尖叫，有时尖叫声此起彼伏，就像开了锅一样。施肥就更不用说了，两个人抬一个粪桶，把屎尿和沤烂的肥料兑稀了浇到庄稼的根部，四处都是臭烘烘的，一望无际的田野瞬时成了一个无数倍放大的巨大无比的厕所，让人没处躲没处藏的。喜欢恶作剧的男生趁老师一错眼珠的工夫将粪勺高高举起，借着一阵好风把粪水泼得四处飞扬，邻近的同学无不遭殃。随后他们就得到了有力的回击。这样的一场恶战，空气里臭味的浓度迅速增加，田里到处是惊叫声和笑骂声。 下乡学农和在学校上学一样，我和小虹依然属于表现好的，总是在老师表扬的名单之上。其实我们并不真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我们也并不真的热爱劳动，只是因为要维持一贯的好学生的形象，因此相当克制，再苦再累，分派给我们的活儿总是完成得非常好，而且心里的真实看法和想法从来不轻易表露。
“表现”实在是一件累人不浅的活儿，但我们多少年如一日地表现惯了，这个时候自然也不能例外。学农的每一天都是早出晚归，我们最盼望的还是收工的时候，时常一边干着活，一边一眼一眼地看太阳，盼着它快点落山。有的时候分配的农活少，收工特别早，那一天就格外地愉快。同学会结伴到邻近的村庄去玩，会在田野里绕来绕去故意走很远的路，还会去划停泊在河边的水泥船。到天黑回家的时候，浑身筋疲力尽的，比真正干了一天的活儿还要累得多。
干活的时候我们都盼着休息的时间能快点到来，只要老师站在田埂上一说出这两个字或者一吹哨子，马上就会响起一片欢呼声。中午休息是学农的日子里最安逸的时光。我们坐在一起吃完自带的午餐，各自散开休息。一转眼工夫老师和同学都三三两两结伴而去，不知去向。我和小虹常常一中午都坐在小河边的树阴下，听小鸟啼叫，或者看鸭子游泳，说我们俩自己的悄悄话。我们还找到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就是去猪场喂猪。
有一天几个小孩带我们去了附近的猪场，猪圈的围墙不高，每个门大约有一米左右的间隔，我们爬到围墙上，像跨栏一样一路跨过去，居高临下地把大大小小的猪视察了一遍。我们拿一切能吃的东西喂它们，猪的胃口好得不可思议，几乎是给什么吃什么。除了热气腾腾的猪食，它们还喜欢吃新鲜的树叶子，只要看见我们手里拿着一把碧绿的柳树条子，它们都纷纷地涌到猪栏前面，你拱我挤，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我们很快和它们混熟了，它们认识我们，只要看到我们一出现，睡着的立马醒过来，打瞌睡的也立马精神了。
后来我参观过大型机械化养猪场，但没有见过如此可亲可爱的猪。机械化养猪场里的猪肥胖、懒惰、冷漠，不跟人亲，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它们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就像囚徒一般。而我们喂的那些猪机敏、活跃、热情，它们肯亲近人，对世界充满了热情与信赖。尽管同样是猪，但猪和猪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猪仅仅是肉，有的猪才是真正的猪，是大自然中活泼的生灵。我们喂过的那些曾经和我们产生过深厚感情的猪早已经在时光里消失殆尽，无迹可寻。当年猪圈的原址上也早在二十年前就建起了一座师范专科学校，如今已经升格为师范学院，成为当地培养教师的摇篮。
在猪之外，我和小虹还喜欢上了蝴蝶、蜜蜂、蚂蚱、金龟子、蚂蚁和一些长相不俗的不知名的昆虫，它们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也吸引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观赏它们，也爱着它们。这些在别人眼里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虫子和我们一起构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我常常满怀热情问小虹，或者是她满怀热情地问我：“你最喜欢哪一个？”我们把一切可比和不可比的东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用精微和精准的眼光及感觉将它们分出高下，挑出最美最好的那一个。而且的确我们能够一眼就挑出我们的最爱——非常一致，没有差错。即使偶有小小的分歧，但也能即刻达成共识。这种时时处处的一致带给我们无比的喜悦，也带给我们不可言说的甜蜜感，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沉浸在自己妙不可言的世界里。
这时候我们已经十三四岁，但我们的兴趣和感观依然停留在童年世界。因为我们整日地相互面对，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着外部的世界，逃避着成年人的世界。但是青春期还是不可阻挡地临近了。如果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的花园，我们已经闻到了从那里飘出来的撩人香气。
在石榴花开放的季节，某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和小虹在家附近的一条窄窄的麻石子路上散步。至今我还记得月光把泡桐树叶投在地上的样子。我们踩着摇曳的枝影，心也一样在摇曳。小虹问我：“你最喜欢哪个男生？”我也这样问她：“你最喜欢哪个男生？”这样问过之后我们俩笑个不停。
这是我们之间最最大胆而出轨的问题，在此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没有这么相互探问过。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声应气求，浓情蜜意，渴望知道对方心里的每一个秘密。而且在那个片刻，我们的注意力一下子从虫子上升到了人，并且准确地投射到了异性身上。我们都要求对方先说，可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同时把名字写出来，相互交换看。我们一人拿了一支钢笔，转过身去，在手心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如果说月经初潮标志着女性的身体进入青春期，那么对于我和小虹来说，这一刻可以说是我们在精神和情感上进入了青春期。
但是我们依然幼稚和蒙昧，就像一个从暗处一点一点走向明亮之地的人，需要有一个摸索和适应的过程。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十分留意异性，我们既不和男孩说话，也不和他们玩，甚至也不谈论他们，他们在我们的视野和心里都像是不存在一样。我和小虹经常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两个谈论得最多的是“发育”——这里面有太多的秘密和未知吸引着我们，而这些秘密和未知就摆在我们面前，有一天都会自动揭开答案，但我们实在是有点等不及。我们太喜欢“发育”这个话题了，我们对它怀有强烈的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在尚未弄清楚全部答案以前，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一样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发育”这个词对我们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魔力，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词像它这样幽暗、暧昧、不洁和淫荡，背后潜藏着许多说也说不清的内容。它让我们浮想联翩，心动难抑。 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家里玩，目睹她给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做饭。她把打好的鸡蛋倒进滚烫的油锅里，“啦”一声，鸡蛋在热油里四处伸展，转眼变得金灿灿的。她又手脚麻利地把切好的韭菜和鸡蛋炒到一起。她用另一口锅焖米饭，还做了一大碗放了海米和紫菜的汤，在里面滴上几滴香喷喷的麻油。我们看着她那一连串非常连贯的动作，闻着饭菜扑鼻的香味，都有点目瞪口呆。她用母亲才有的那种口气吆喝弟妹们上桌吃饭，也像母亲一样阻止他们为争抢吃的打闹。我们惊叹世上竟有这样俗气而热闹的生活，就好像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天上。
在我们初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整个年级都搬到离学校好几公里外的农场分校去上课。那一学期班级也进行了重新划分。我们接到通知赶到学校，分班名单抄在很大的白纸上，并排贴在红砖墙上。许多同学已经到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名单前寻找着自己和同学的名字。那时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一方面还在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一方面高考已经恢复，升学的压力非常突出。
盐城中学作为一所升学率历来居高的老牌中学，这个时候自然不甘落后。学校把我们八个班当中功课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上，那就是后来几乎全班升学、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考上全国重点院校、令许多老师骄傲并时常忆起的颇有名气的中三（9）班。那时即使在全国来说分快慢班都是一种观念超前的尝试，等到报纸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各名牌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了。所幸的是经过这轮分班我和小虹仍在同一个班里，而且是在最好的一个班里。当我们看见名单的时候，我们相视而笑，满心欢喜。此外虚荣心的满足也令我们深感快慰。
学校为中三（9）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这个班的一切都是特殊化的，连教室也远离另外的八个班，做操、课外活动等等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点独自为阵。老师起早摸黑地盯在班上，天天给我们开小灶，让我们做各种深奥的习题。考试是家常便饭，发下来的卷子常常就像天书一样，尤其是数理化的考试，有些卷子全班同学都能看得懂的大概只有前面第一第二题，能够整张卷子全部看得懂并且解答得出来的大概也就三两个人，或者干脆一个也没有。
本来这个班级的竞争就是白热化的，老师还在试图加压。增加课时，增加习题量，增加考试难度，各种手段一齐使出来，而且各科老师互不相让，都说自己的科目是最重要的。所喜的是这个号称“尖子班”的班上再没有谁是真正遥遥领先的尖子，某个同学可能数学很好，但别人的物理比他更好，英语和语文好的又是另外的人。考试也是一样，这一次是这些人考分名列前茅，到下一次恐怕他们都成垫底的了，连各领风骚三两天都很难做到。以前我们考试从来不下九十五分，现在好了，把这两个数字掉个个儿都不能保证回回做到。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不及格的考验的，我们都变得无所谓了，脸皮厚得像城墙。改好的考卷发下来，不管是三十几分还是二十几分，卷起来往桌肚里一塞，该出去玩还出去玩。本来老师也许是想先挫败我们，以此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我们打趴下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没有谁再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好学生，因此反倒放松了。
我和小虹从家里到农场分校走路要四十多分钟，那时城里还没有公共汽车，自行车算是最普遍的代步工具，不过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辆自行车，很难轮到孩子使用。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带着午饭，偶尔也在学校食堂吃。我和小虹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就把头钻在桌肚里闻饭盒里的香味儿，猜对方带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班主任从后门悄悄进来，就站在我们俩的座位后面，全班的读书声渐渐地小了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浑然不觉。课间也是我们不肯放过的时间，不管课上的内容有没有弄懂练习有没有做完，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到前面的豆子地里去拣上一季没收干净的蚕豆，上课时趁老师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抓紧时间在下面赌上几把，战绩好的时候一堂课下来，同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