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余秋雨--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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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非人性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褥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 ，？ … 对这一切灾难的爆发式反抗，就是同归自然。
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累赞。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
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重负，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有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
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居息”。我预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我突然设想，如果我们在世纪门槛前稍稍停步，大声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有杨朱说不准）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惟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从尼泊尔向中国边境进发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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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及时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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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最主要的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探深，山壁瀑布湍急。开始坡上还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线条，逗弄着云天间的光色。这一切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弥漫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上的瀑布泻落时无法全部纳人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平心跳。
确实不是一般的回国。我们是沿着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一步步量回来的，我们是捧掬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水一曰n 喝回来的，我们是抹着千年的泪滴、揣着废墟的叹息一截截摸回来的，我们是背负着远古的疑惑和现实的惊吓一站站问回来的。
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回到一个地方。己经很近，就在前面，我们在离别之后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一一月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书h 寸。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个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在心底喊了一声：祖国．今天我终于及时赶到。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我们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踞脚望去，看到桥上还站着不少人，一打听，原来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哈达和青棵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两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二000 年一月一日，尼泊尔至中国的边城掉木，夜宿樟木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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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叹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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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国境后，日记停写，但已经形成的一种惯性一时停不下来，有了感受就想写下来告诉读者。那就由着它，再写几句吧。
经过这么一次考察，再来看国内的文化遗迹，产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刀区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敦煌造型与印度佛教形象的明显区别姑且不论，从大的角度着眼，它也证明了中国佛教的艺术化、景观化取向。也就是说，佛教走向中国的世俗民间，以美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义、自由、弹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乡的不幸遭遇。
刚这么高兴地想着，眼前又出现了那个藏经洞。今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百年间这个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伤感。我这次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看到，那里的远年遗迹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有些文物也运到了西方博物馆，但那些国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伤感，有些遗迹边上还树立着西方考古学家的雕像。
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呢？
答案也是这次考察给我的。不是由于中国人狭隘和小气，根本原因在于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断，与后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存在畅通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因此，当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活生生从一个血脉连接的肌体上剁去一块，当然疼痛无比。何况在时间上，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华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因此对这个问题，当代的年轻评论者不能诊断导过于潇洒和轻松。
这个季节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静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浑身打颤。编导黄晓燕小姐冻得鼻子上悬挂着涕水竞毫无感觉，被我们一再取笑。
见到吴小莉已经是车队进人四川之后的事了，我们一起去看三星堆。一个很难说清来龙去脉的古文明进比上，埋藏着无数美丽而怪异的高难度金属铸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现场，儿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考察过那么多文明古国遗址之后，我心中对早期人类的生态流脉，已有了更自由的设想。
考占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企图把一切新发现的事物纳人已发现的逻辑，但事实证明这种追溯的企图最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克里特文明果真来自埃及？埃及文明果真来自两河？… … 都只是依稀朦胧，难以断论。
中国古人太喜欢记录历史，这是优点，但一切历史太明晰了，反倒i 仁人生疑。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三星堆，让我们约略知道李白《蜀道难》 中“蚕丛及鱼尧，开国何茫然”的诗句并非随意，知道屈原描述过的楚巫之美有遥远的源头，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该有大量千姿百态的文明群落，这就够了。
一切伟大都有点神秘，留下一点神秘，也就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点继续开掘和解释的可能性，实在很好。
另一件与吴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学与大学生见面。
这是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大学生。在国外险峻的长途上，憋了很多话，总想找一个场合倾吐，最佳的倾吐对象似乎是大学生。
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热情洋溢，听说我们下午要来，上午就来占位置了。结果，挤得人山人海，连校长、副校长也只能埋在无数站立着的人群背后的墙角。我主讲，除小莉外，郭谨和多数队员都在场。
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声声大笑，轻轻擦泪。只可惜演讲的时间实在不够。
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
刚刚松一口气，一群记者包围上来，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
“有人说，你们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要扭泥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部，对吗？〃
“你出发后国内突然有好多人发表文章骂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反击？〃
“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露盗版有失风度，请回应！〃
“有人发表文章说，电视台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合适吗？〃
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但我还是抱头逃奔，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这些伙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真不知会有什么粗犷的反应。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
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 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你那么伟大，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
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 东方主义》 的书，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是一个叫约翰一布侃（如hn b uchan ）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足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
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和后来。中华文明的力量，不在于永远不被人耻笑，而是迟早会结束被人耻笑的状态。
但是，这段话中有一些关节仍然值得注意。我们在考察途中一再赞叹中国古代对于“外伤”（如远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这段话则描述了一个“内耗”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聪明的头脑加在一起必定什么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的一个说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个文化讲习班上发言。说他不赞成“中国进步太慢”的说法，因为慢也会积累进步，但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此关键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没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人伦关系上了。一开始把心思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并没有什么不好。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岁别可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人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太重视人际关系，两千多年下来，人际关系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源。是资源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这就从正道变成了岔道。
在这条岔道上后来又遇上了“斗争哲学”，不少人更加习j 惯了对一切探索者和创造者的“围猎”，更加磨砺了抉微索隐、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技巧，这是中华文明的杂质，不值得玩赏。
这次在国外我曾一再拜托伙伴们一起留心一个问题：这些各有危难的国家，有没有一些共同超过中华文明的优点？大家反复观察，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结论，这些国家的国民，从整体上比中国人单纯。
得出这个结论有点痛苦，因为我们早已明白有些国家的文明生态是难以收拾的，但居然他们比我们单纯！其实我们谁不知道，他们的单纯就是只顾自己，不大琢磨别人，结果反而彼此轻松。
按照梁漱溟先生的意见，我们必须重新唤回早期哲人留下的原则：初比尊重，互相礼让。
百般使命，只要人际关系复杂，便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关系单纯，便怎么也走得通。因此，我扣夕寸中华文明前途的探讨，放在简化人际关系的迷魂阵之后。
写到这里车队已到山西的平遥古城。七年前我为了探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失落，曾到这里来苦苦寻找中国第家票号日升昌的旧址，和杰出的理财大师雷履泰的身影。今天，一切都变了，日升昌已辟为博物馆，还郑重地刻上了我在《抱愧山西》 一文中的一段话，而雷履泰的故居也整理出来了。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其实真正要道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
像平遥这样一直公开向我表示感谢．而其实应该反过来接受我感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一路上就遇上好儿个。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人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抵达平遥前，我们在临汾祭拜了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