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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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源学校副校长 曹彦彦
作为一名教师，我天天和花季年龄的学生们在一起，我知道王宏甲先生所描述的中学生活是那样真实。例如，初三孩子考试后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因为他无法面对无微不至的母亲；孩子们早已不盼望假期，因为更加枯燥的补课生活在等待着他们．．．．．．我不忍看王先生描述的他们的痛苦、不忍看他们的困惑，但我知道：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回避孩子求助的心灵。
我有自己的教育梦想，但正像书里描述的那样，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常常使我痛苦地从梦中醒来。我喜欢看着青年学生书生意气、挥斥方酋，不想用现实的功利之心打搅他们的壮志豪情，因为我知道：祖国的振兴最早来源于青年的理想。我喜欢看孩子们汗流浃背地尽情玩耍，不想用多如牛毛的练习题打断他们球场上的呐喊与奔跑，因为我知道：健康才是他生存最基本的前提。我喜欢看他们单纯、坦率的明眸，喜欢原谅他们的无忌童言，不想过早地告诉他们竞争的无情与残酷，因为我知道：诚实的品德将筑起未来的文明社会。我想保护弱势学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不够聪明而没能学好功课，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家境清苦而少了很多机会，我想让别人允许我慢慢教他，哪怕他只学会了一点点。我想让每一个孩子都喜欢学校、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老师、每一个孩子都喜欢上学。
作为一名教学管理者，我喜欢看到各种教法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兼容并蓄。我喜欢老师们听专业讲座、看专业书籍，积极了解科学研究的前沿，不想让他们陷在习题集里，整日揣摸着题型变换的伎俩。我喜欢老师们平心静气地观察孩子，帮不同的孩子制订不同的目标，不想用一条录取分数线来拴住所有师生的脖子。我喜欢老师们去曲阜、进沙漠，在广阔的视野中培养宽广的胸怀。我喜欢看见老师们家庭和睦，儿女成才，不想用愁苦的晚自习剥夺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我不想用本科率来与其他学校较量，不想逼迫教师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放弃仁爱。我深深地感谢王宏甲先生能够理解教师的重负与奉献，因为他看到了教师心中那柔美圣洁的光环。
作为一个母亲，我对儿子的未来有万花筒般的憧憬。我怕学习压垮他的健康，我怕分数压垮他的自信，我怕课程限制他的爱好，我怕教学限制他的创造。我盼望着王宏甲先生呼唤的新教育时代尽快来临，让我的儿子享受到科学本身的魅力，而不是分数的诱惑。
作为一名地理教师，我敬佩这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纳木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我在课堂里讲过，但没有去过，当我看到王宏甲先生带着心脏药，穿着旧皮靴到那里采访的照片时，敬意油然而生。从湿润区到干旱区，从平原到世界之巅，从经济特区到不毛之地，从教育高官到无知孩童，从远古到未来，从最激进到最保守，王宏甲先生积极而负责地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您看到过他一本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吗？最初，我发现他不看别人写的关于王能智老师的文字时，我以为他傲气十足，最终，我理解了他信奉眼见为实的高洁文品。您听过他向您讲述青藏铁路筑路官兵后代的教育现状吗？一个个小故事串起的是一位作家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
请允许我向王宏甲先生表示真诚的祝贺、感谢和祝福！
让我们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和一生幸福而努力工作！
写于2004年教师节前夕
读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北京上空AM747掀起新教育风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长篇连播节目资深编辑 叶咏梅
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次与作家王宏甲的又一次电波合作，我更难描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此次举措对我心中的震撼，而这一切的一切恐怕缘于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本身。
作为王宏甲历经9年的采访与积淀，拿出了令全国千家万户都关注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时，在我看来应该是始料之中的，大约也唯有他才肯花这样的气力，从他的的第一本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起，王宏甲便是这样的人。
15年后，王宏甲从农村题材的《无极之路》到科技题材的《现在出发》，又从新经济题材的《智慧风暴》到如今的教育题材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我是一次次为王宏甲掀起的“风暴”所感动、所钦佩、所震撼！
我同王宏甲平日来往不多，每每都是在他的作品里，在我的广播里相遇，称得上是一种神交。记得我在王宏甲《现在出发》的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说，王宏甲使我们在他的作品里认识了刘日，认识了周国泰，而我们广播媒体就应该把他的认识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刘日、周国泰，因为像刘日、周国泰己经不属于他们个人，他们属于社会与大众。
可以说，我与王宏甲15年来的作品神交，对他本人更深的认识是在这次《中国新教育风暴》中才有的。我曾去无极暗访过他采访过的人，为的是审核 《无极之路》作品是否真实，我信服了。我也亲眼目睹过他执著的采访态度，那是我们一起随中国民族乐团出访欧洲时。但在这部《中国新教育风暴》里，我不仅仅看到他历时9年的时间、3万里的足迹、纵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面积，还从他笔下的无数故事里，我感悟到王宏甲的那颗不同寻常的赤诚写作的心——不媚俗、不张扬、不停顿，为我们奉献一部比一部更精彩的好作品。
这次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问世，我以为是他四部力作中方方面面做得最顺利最成功的一部，是不是“水到渠成”？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使我看到了责任编辑隋丽君大姐的慧眼、慧心与魄力！这部作品从它的质量 （直到印刷前还在校正修改，我们已是三校稿录音的，可与出版的书仍有许多细微处的改动）、它的装帧是上乘的，它的发行——新华书店总店能一次性印数达12万——在当今也属罕见。
这次广播能这么快就推出来，我要特别地感谢方明、雅坤两位老师。他们两位演播艺术家在录播节目时也很激动，那种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是广大听众看不到的。他们都说这书出得太及时了，因为自己也“家有学生”，书中讲的非常实用。由于他们的鼎立相助，这部作品才有可能在出版 （8月27日出版）的第三天 （8月29日），我们中央台的文艺之声就与听众朋友见面了，每天播出时间：14：00—15：00、19：00—20：00、00：00—01：00。我们相信它会掀起全国的新教育风暴！因时间关系，匆匆几言。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一堂“经典教学”课
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
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
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自己的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声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
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划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
下课。
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
“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不理解？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不是老师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说做并用。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不要问上述教师是谁，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
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带着一个谜出发
2003年春，北京市筹划在这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几乎百分之百。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并不在上述3个区，而是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今天的书刊都可以登载照片，我就不必描绘他的形象了。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他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新西兰的阳光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