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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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是在纠正了精英教育之弊后，朝新经济时代的教育转型，中国则需要把纠正精英教育”和向新教育转型两步并作一步来跨越。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家长们该做什么？您已看到，国家要求给学生“减负”，家长们却自动给孩子“加压”。学校停止了双休日的“补课班”，社会上便涌现出各种“加强班”。当前媒体较多报道的“成功的孩子”，主要是应试教育模式中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孩子，家长们热心阅读并用以激励自己孩子的也多是这方面的故事。家长们不惜代价效仿，不辞辛苦地送孩子去上一个又一个“加强班”，其实是在花钱加强一种过时的学习方式。新教育正在为开发孩子们的潜能日益展开宽广得多的成才通道，家长们是否意识到？一切新旧更替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机遇期，若能对世界教育变迁的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机遇就会离自己更近。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不更新教育无以救中华
18世纪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教育就建立了以传授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此时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教授四书五经，对西方教育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1840年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林则徐喊出“师敌之长技”，这个“师”字便道出了要“学”，学敌人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教育”喊出的第一个声音。
当一个民族严重落后之日，固然需要思想启蒙，但即使有林则徐、魏源乃至康梁这样的启蒙者，仍需全民族知识结构的更新，这只有通过更新教育才能实现。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包括需要更新皇帝的知识结构，更新翰林院大学士、进士、举人、秀才等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谓“开官智”，这就非常之难。
不更新中华之教育，无以救中华！教育，责无旁贷地成为改造和更新一个民族的重中之重。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办新学，废八股
林则徐不惟发一声呐喊，他早于1839年就派人收集翻译外文书报，编出一部《四洲志》，“四洲”是沿用中国大众所知的佛书中的旧称，实际上已把五洲四海的有关情况悉数放在了闭关锁国状态中的国人面前。
1841年，魏源捧着林则徐给他的《四洲志》深为震撼。魏源曾以道光进士任内阁中书，也算朝廷一个不小的干部，他就在1841年辞官，发愤著书，所著《海国图志》比《四洲志》更为详备地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科技、军事等情况。1842年就有刻本50卷，到1852年扩编到100卷，这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教材。可是，谁能把它拿到课堂上去传播呢？
从1840年到1860年20年间，清朝的统治者和大学士们没有对林则徐和魏源的声音给予足够重视。更深刻而惨痛的一课还是洋人给上的，圆明园在熊熊烈焰中被烧成灰烬……
那个冬天，快马踏雪直奔关外的热河，送去一折奏疏，恭亲王奕訢等人奏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逃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在1861年1月20日予以批准，这是办理洋务及外交事物的中央机构。第二年恭亲王等又奏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这就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
同文馆初设英文、法文、俄文3个班，开始培养翻译人才。不久增设天文、算学，并增设德文、日文班。1867年又设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除教汉文外，其他课程多是聘请外国教师，其情形有甚于今日大学里来了外教老师，学生们挺兴奋的。
1872年清政府准许了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的联衔上奏，并授命容闳主持选送少年赴美留学，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这是中国近代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期间，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学校，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西式工业技术学校。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军事学校。1887年清廷也曾改革科举，把算学列入科举考试。
1895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深深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中国人办洋务几十年的努力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大不幸在我国多被视为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然而，一个农耕民族，如果没有发展工业，是断然走不到现代社会来的。甲午战争后，要求变法的康梁等人无一不是接受了大机器滚动出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在耳濡目染了本国洋务时代新兴的生产力之后，萌生出要求变法的冲动。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变法的声音中，办新学，被提到首要位置。1896年，清政府首派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东京读高等师范学校，这意味着朝廷认识到：培养人才，要先育能育人才的人才。
面对破败的祖国、衰弱的祖国，梁启超们的热血才情也曾感动过不少朝臣大吏。1896年清廷出现了第一位向光绪帝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部长级干部，他叫李瑞棻。
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数十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他疏请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1898年更以不肯坐视观望的胆略，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给光绪帝。
这年，先前赴英国留学回来的严复出版了《天演论》，为变法图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年，清政府建京师大学堂，并下令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但疏请建大学堂的李瑞棻还是被革去礼部尚书之职，流戍新疆。此时蔡元培也在朝中任翰林院编修，他在变法被镇压的戊戌年九月，弃官回故乡绍兴办学。那时没人想到他日后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癸卯学制，1904年
1900年，中国人以惨痛的牺牲走进20世纪，无数的中国心掉到了京都的马路上，被八国联军的大皮靴恣肆践踏。在刻骨铭心的痛苦中，中国的教育终于要发生巨变了。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兴学诏》，令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州设小学堂。1902年8月15日，又颁《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各级学堂章程。
然而办新学不是下一道圣旨就办得起来的，办新学所需的师资资源、课程资源和学堂都严重缺乏。上述章程颁布后尚未及实行，1904年1月13日，朝廷又颁发了张之洞等大臣拟订的《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以及《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等16个变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单从这些章程的标题，我们已能看到那影响万方的覆盖面。在这些章程的后面，张之洞等大臣有过怎样的思索、讨论、激荡交融、奔走呼号？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向全国公布并得到实施的教育制度。其中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修业三年；十三岁入高等小学，三年卒业；再入中学堂，四年卒业。”再升入高等学堂，即大学。还将大学堂改为“通儒院”，即研究生院。由此初步制定了20世纪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崭新格局。
这是破天荒的巨变。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农业时代的教育，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型，重大变迁。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到今年（2004年），整整一百周年。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废科举，兴女学
朝廷颁布了新学制，要推行仍然困难重重。
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
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同意，清廷下诏废除了延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科举制一经废除，各地新学迅速兴起。
以我故乡为例，清廷下兴学诏后，福建建阳5年没有动静，科举制一废，1906年建阳乡绅袁某就去联系朱熹23世孙朱金紫等地方名流与县知事磋商，提出“矫学士空谈之弊，改书院而建新学”。县知事表态支持，从县田粮捐中拨出部分款项，不足部分由众乡绅自愿认捐。总筹资白银千余两，“建阳第一高等小学堂”就这样建起来了。这是我的好友刘建在《南阙里纪事》著作中的描述。
女子学校在中国出现于19世纪末，如1898年5月上海出现的经正女塾。这并不是朝廷准许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突然出现了。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早在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的梁启超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文章。这个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也是一段不能忽略的特殊现象。外籍传教士中有嬷嬷，她们是女子，也在教会学校中当教师，这对于呼唤中国女子上学读书，实在是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如1902年11月4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创办的苏州景海女塾开学，学校分高、初中，除国文课外，全用英文课本教学。中国近代第一代女学者，多出自教会学校。
1902年还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中外合拍了第一部电影《慈禧太后》。在刚刚过去的190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从1837年到1901年，正是在她临朝期间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也是这个时期，大英国势达到极盛时代。现在她去世了，有人便想到拍一部关于中国慈禧太后的纪实片。拍片的技术和主意都出自洋人，在洋人看来，中国慈禧太后虽不能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相比，但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一定会很有观众。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拍电影在冥冥之中对慈禧也是有教育的。
1904年，秋瑾冲破封建家庭束缚，变卖首饰自筹资费赴日留学。秋瑾不是最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女子，此时在日本已有专事中国女留学生教育的女校，如成蹊女学、青山实践女校等。
1905年废科举后，1906年2月21日慈禧面谕学部，实兴女学。这意味着清政府把兴办女学提到了议事日程。1907年3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华女子教育由此取得合法地位。
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没有收过女生，祝英台想读书只能女扮男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从1907年3月开始，中国女子上学取得了合法权利，盖因振兴中华不惟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矣！同年，首批官费女学生胡彬夏等3人赴美留学。1908年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女子大学。
1907年，全国学堂已有3。7万余所，在校学生102万多人。到1909年新式教育遍布中国，仅北京城内就有中学堂22所，北京四中的前身顺天中学堂，便是其中之一；有小学堂239所，王能智小时候读过的孔德小学亦为其中之一。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近代留学潮
鲁迅在清廷废科举前已自费赴日留学。废科举后，1906年，全国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总数猛增到12000人。一批又一批赴东洋留学的，不仅有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翁。这听起来好像是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确是清末天津港、上海港出现过的景象。
这景象早在朝廷颁发张之洞拟定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之后就陆续出现。该章程规定，凡由日本中等学堂毕业并获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凡由高等学堂毕业者，给予举人出身；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凡由国家大学堂毕业并获学士学位者，给予翰林出身……并对以上不同出身者授予相应官职。这无异于在科举之外别开一条做官的途径，而且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考容易许多。此章程颁发全国，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起初，各省争取赴日留学的竞争十分激烈，若准允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清廷财力不支。随后规定，凡各省自费留学者，与官费生同样按所学等级赐予出身和授予官职。
1905年废科举，通过读书做官就剩下赴日留学一途。中国人读书做官实有千年的冲动，清代的秀才，如小说描写的范进50多岁才中举的并不少见。他们苦读一生没有得到功名，突然朝廷又绝了科举之路，柳暗花明尚可留学日本，虽年过花甲也想方设法坚决前往，并不以为年岁大了有什么不自然，慷慨上道，心志与进京赶考相当。
1906年，蒋介石的母亲变卖了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家当送儿子东渡。在这前后的留日学生还有邹荣、陈天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吴玉章、闫锡山等等。1911年组织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也曾是留日学生。孙中山早年随母亲到夏威夷岛就读英、美教会办的学校，此后游历欧洲，再从欧洲到日本。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留日学生占到90％以上。
1907年清廷颁旨实兴女学，赴日留学的女子也多起来了。在王公贵族、有钱人中还出现了夫妇、兄妹同去留学，乃至父子和儿媳同去留学的。那时，为方便留学，社会上像《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指掌》之类的书，也一本一本地应时而出。
汽笛声声，轮船就要启航，甲板上向亲人告别的中国人下至少年，上至老叟，什么样年龄的人都有。这些男女老少汇聚一起不是逃难，也不是去打工，是要去留学。这在世界各国的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观。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刺激了美国人。美国人考虑到需要通过影响中国人才的途径来影响中国的未来及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愿以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名义在中国办学。于是清政府在清华园办“游美肄业馆”，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美国人由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留学的方向。那以后中国人留学美国或留学欧洲成为主潮，他们中有胡适、陈寅恪、马寅初、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邓稼先、周培源、费孝通、茅以升、高士其、陈省身、巴金、曹禺、季羡林……这许多群星灿烂的名字，不胜枚举。
20世纪早期的留学，仍然是中国近代改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近代教育、科技、人文的发展始终与留学教育不可分割。
1916年袁世凯帝制破产，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任北大校长，他聘请的许多教授是留学欧美的人士。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北大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已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了。
至此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西方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对中国的严重冲击，中国的教育在经过60年的渐变后，终于在20世纪初期从先前的教授“四书五经”全面转向教学“文史地数理化”。中国20世纪的教育，发生了与古代教育多么不同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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