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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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雕像
这是一场蓄势已久、不可阻挡的洪流，带着古老的创伤、时间的热量和历史的跫音，从山村、从城市、从长城内外，浩浩荡荡，朝着一个坚定的目标，朝着一个美丽的未来。
这场洪流紧攥着一面旗：“中国”；
这场洪流镌刻着两个字：“改革”。
是的，这就是改革的中国和中国的改革。
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带着阵痛的深刻的改革！
改革是一盏明灯，耀眼夺目，耀眼得甚至让人睁不开眼睛，它伴随着华丽的进行曲与乍起乍落的艰难变更；改革是一股激流，从中国萧索年代遗弃的洪荒里奔出，激流湍急，像睡醒的雄狮，吼叫着，冲击着一切陈规陋习；改革是一场大电影，画面、镜头、人物、事件、音乐，剪接太快，超越一切“蒙太奇”手法，令人目不暇接，有些无所适从；改革是一辆在暗夜里呼啸的火车，朝着黎明，轰隆隆前行，沉重的车轮声震碎大地的宁静，无数的人从宽大的车门拥挤上这辆火车，还有无数的人落在车外，落在车外的人，拼命地奔跑、追赶，筋疲力尽、声嘶力竭，他们跑掉了鞋子，扔掉了衣服，直到丢掉身上的一切，仍旧死命地追赶，因为不追赶就会被黑间吞没。
中国的这场改革无疑是伟大的，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成果已经让世界震惊，并且必将被历史铭记。
然而，越是伟大的革命，越会产生更加巨大的阵痛，越会面对难以预测的困境，越会直面意想不到的牺牲。
而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9亿农民，土地是有限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贫穷落后的地方还是农村。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的观念和习性在农村、农民身上留下的烙印最深刻、也最难改变；中国的教育是相对落后的，最落后的地方也还是农村。于是，注定了一个结果：面对中国的改革，阵痛最久，困境最大，牺牲最多的也就只能是农民。
改革中，农民将所有的阵痛、困境与牺牲凝固成一个醒目的身份：“农民工”。
就像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就像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就像中国历史上唐代和清代的“流民运动”一样，当伟大的时代到来之时，时代的机器总是会压榨农村这片土地，死命地压榨，把那片泥土里所有的脓血，所有的污浊，所有的卑贱，所有的愚昧，所有的贫穷压榨地干干净净。同时这种压榨，也碾碎了农民自身的淳朴，包括农民的胆小，农民的驯良，农民的忠厚，以及农民的本分，碾碎芳香的泥土千年万年积存在农民身上一切的沉淀，这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也是必然的牺牲，更是新生命的跳跃。这种压榨浇铸成一句话：“背井离乡！”它最终带来了英格兰民族的崛起，大和民族的坚韧，日尔曼民族的强大，美利坚民族的称雄，它将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一样，也最终会带来汉民族在新世纪全球版图上的光荣复兴。
而在这个巨大复兴的背影里，农民被时代和历史雕琢成一尊沉重的雕像。
事实上，中国农民已经在古老得发黑的泥土里站立了数千年，他们保持着一贯的姿势和对土地的忠诚，仿佛一株古老的麦子，头上顶着那颗永远照耀的热辣辣的太阳。他们的皮肤变得黝黑，像泥土本身，肌肉结实，脸庞沧桑，手掌粗糙，眼睛深沉，衣着肮脏，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一切的一切都融化进泥土里，包括血液，灵魂，包括他们的孩子在泥土里玩耍，他们的祖先在泥土里埋葬，他们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里。
泥土给了他们所有的卑贱，同时也是他们图腾一样的高贵！
当改革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席卷过来，无数的农民繁衍，无数的根扎在泥土里，泥土已经没有足够的乳汁去哺育这个它看守了数千年的孩子成长，她累了，伤了；农民累了，伤了；农村也累了，伤了。于是，泥土把相依为命的孩子连同他们的根一个个从心脏拽出，农民自己也将带着老茧的根从泥土里拽出。每一次拽出都是一次蝶变。广袤的大地，因此伤痕累累，伤楚，痛苦，当然也有一些惊喜和无奈，泥土变得干硬、枯涩，农村也藏着一种苍老的渴望，发出巨大的嘶鸣和叹息。
就这样，无数的农民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城市进发。历史上曾经多次被演绎的画卷，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再度上演，并因其巨大的穿透力显得格外的悲壮，几千万，甚至上万万的农民，蓬头赤足，坦胸露乳，背着沉重的行囊，涌进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这是一种拓荒，到富足的城市拓荒；
这也是一种长征，到衣衫华贵，车水马龙的闹市里长征。
城市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是灯红酒绿的湖泊。而农民在这里进行一场漂流，没有根的漂流，漂到哪里是哪里，今天在这里，明天可能就在那里，后天甚至就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这是无根的漂流，他们的根本来在卑贱而又高贵的泥土里，现在他们的根都裸露着，城市的大地是坚硬的，他们找不到缝隙扎根，裸露的根只能在城市里滑行，或者躲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思念远方的泥土，任由城市的太阳照耀，任由城市的脚步践踏。
剥离所有的眷恋，走了千万里的路，为的只是得到最底层的生活。
繁华的都市里，农民工只是一根根冰冷的钢筋，只是一块块孤独的水泥。
这是真实的命运，真实得发烫，令人不敢轻轻地去触摸。
时代的雕像，辛酸，隐忍，沉重！有如大地的一颗泪。
呜咽的故乡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常常想起自己的故乡，而每一次想起，心里的苦痛总是沉重得难以稀释。我的泪水比雨多。此刻，我的记忆又情不自禁地回到了1995年的农历正月初八。那一天，我离开故乡。
也正是这一天，在长途汽车上，我听到了一则令我绞痛的惨讯：两天前的湖南衡阳火车站，40多人被踩死，他们大多是南下广州去打工的。讲述这则惨讯的是一名老人，他说，火车一进站，由于太拥挤，一名打工少女背上的被子掉下了，她弯腰去捡，便再也没有起来。紧跟着倒下一大片。许多打工的少男少女怕被人流冲散，他们手攥手，死在一块……
老人后来还讲了什么，我已听不清楚了。当时窗外下着寒雨，我确信自己的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车上鸦雀无声。
故乡令我愈来愈沉重。
回到报社后，我看到了内参，我的伤口又一次撕开。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的农家孩子，怀着热望，在大年初六走出乡村。他们不是去死的，他们流汗流血，也愿意忍受各种侮辱，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死。他们要挣钱，要砌房，要给父母治病，要让弟妹上学。他们走出的时候，乡村的上空弥漫着欢乐，鞭炮炸开了眉结上的苦难。一个个粉红色的梦从村前的苦楝树旁急剧划过。送行的老人小孩把带泪的叮咛长久地塞在他们本已沉重的挎包上。
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可他们固执地认为，外面的世界比他们看够了的牛羊、草垛和稻田要精彩得多。他们要坐许久的汽车才得到达衡阳火车站，他们的打扮让人一眼就瞧了出来，有人嫌他们大包小包，有人骂他们不懂规矩，他们一点也不见怪，他们为自己妨碍了人家而内疚。他们尽量缩紧身子，以减少所占的空间。沿途有人吃这喝那，他们的挎包里塞满红薯片和糯米粑。他们的一只手紧紧攥着口袋，那里有他们必需的车钱。出发前，他们被反复告诫车上小偷不少。但下车时，仍然有个少女突然脸白了：她的钱并不因为她的小心而不丢失。她的衣袋被小偷用刀片划开，缠了又缠的布搭子带着她砰砰心跳和体温被小偷无情地拿走了。她哭呀哭，同伴们不停地安慰，她失神地跟着大伙走进火车站。同伴答应替她买票，既然出来，就是一家。这时，她懵懂地理解了“老乡”的含义。
漫山遍野的人使他们目瞪口呆。横的，竖的，拖家带口的，老的，少的，哭的，叫的，人，人，人。他们好歹挤进了人群，他们没读多少书，问了不少人，遭了不少白眼，最后总算找到了卖票的地方。他们互相看了看，手握得更紧，他们甚至笑了笑。人实在太多，队伍实在太长。从早排到晚，眼见轮到他们买票时，售票口的门突然关了。他们被告知去另一个窗口买票。
夜，黑下来……
哦，故乡，我的兄弟姐妹！一年一度的春节已难得热闹起来。一栋栋新砌的红砖瓦房空荡荡的，田里的野草已长出老深，屋后的山上光秃秃的，一律的老人，一律的小孩，咳嗽，啼哭穿过乡村的心。我在遥远的地方仍能触摸湿漉漉的泪水，故乡的泪水比雨更多。那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已一个一个走出乡村，可他们是否就走了苦难？……他们在风雨中挣扎，他们用小小脚尖撑起全身的重量。他们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时刻准备着冲刺。他们不能掉队，跟上，跟上，这是骨子里的呼喊，它是那么痛，那么真实和苍白！他们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忍受着吃皇粮的人的推搡和横蛮，包括忍受巡警的呵斥和各类莫名其妙的敲诈。他们头顶寒风，脚踏雪霜，让雨尽情地流，让泪咽进灵魂深处。他们除了在自己的乡村，别的地方总是被人瞧不起，可他们咬着牙，默忍着这一切。
终于，仿佛一阵狂风，他们倒下了，什么也不须忍受了：他们的头、心脏和四脚被疯狂的人流洗了过去……我知道你早已呜咽，故乡！在栽满白桦的山岗上，我的泪水冲天而下，呜咽的故乡！
而今，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从报社留学国外，又从国外学成归来。可我为什么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幕，想起那四十多条被踩死的生命以及活着的一脸菜色、满身汗臭、目光焦急的农民工，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想起每年要从山村里拎着大包小包、努力挤上狭窄的火车奔向城市里那一拨又一拨的兄弟姐妹？
城市边缘人
是的。农民工来了，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然而，农民工来到城市，却只能行走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在城市从事着最脏、最重的活，那是城市人所不想不愿或不屑于做的。在嘈杂的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运沙子，搬砖头，建网架；在斗大的小卖店里做搬运工；在繁忙的纺织场，手脚麻利却又是机械地剪接线头；在丢下自己的孩子去别人家里照顾别人的孩子；在污水横流的深巷里，帮小吃店洗洗盘子端碗端菜。
他们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却没有一间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只能住在城市的屋檐下，住在最阴暗、最潮湿、最污浊的地方。他们的生存坏境恶劣。烈日晒的是他们，雨水浇的是他们，暴电劈的也是他们，灰尘包围，油烟熏烤的也还是他们。他们的工作时间长，长到白天你看不见他们什么时候出去，晚上看不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而中午只休息一顿饭的时间，甚至连这一点时间也被老板剥夺。“五·一”、“十·一”和元旦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与他们无关。他们吃的同样叫人揪心，不要说鱼肉，顿顿有油，能吃饱，哪怕是潲水油，已经是很不错了。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在城市也只是能达到最低限度的工资水平；至于劳动合同，工作福利保险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施工单位也不会提及；而“城市户口”在当前还不完善的户籍制度里是找不到的，有“暂住证”的都很稀罕。
2006年秋天，有一段时间，隔壁单位装修施工，我们就见识了那些农民工的生活。
高高的大楼下，一片空地，炎热的夏季里，突然就用油纸搭建了一顶大棚，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农民工在此施工。那段时间，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农民工忙碌的样子。他们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拉砖，拉水泥，挑白灰，很少一次见到他们闲着，中午的时候，从楼顶看下去，他们都坐在树荫里，端着饭盆吃饭，偶尔还能看到农民工赤裸着上身，站在水龙头旁，用毛巾接水，擦洗身子，而水龙头的水常常是时断时续。有一次就看到一个农民工在身上涂好了肥皂（不是香皂），却没水了，他就用毛巾把身上的肥皂沫擦干净，穿上满是泥浆的衣服就走了。有一次加班，走得比较晚，大概是接近晚上11点钟，我们从下面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光着上身，在风口乘凉。我们特别留意了一下他们住的棚子，站在棚门口我们就嗅到一阵浓浓的汗臭味道。棚子里有几张用木版搭的床铺，没有蚊帐，床板上放着又脏又旧的褥子和衣服，棚子一角是脏兮兮的灶台，上面坐着水壶，水壶正吐着热气。一盏昏黄的灯挂在棚子里，灯光下面几个年轻人，正把头凑在一起，眼睛对着一台7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没有电扇，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停地抖着一张报纸，而蚊虫太多，他们不得不在头上裹一块大大的黑布。
那一刻，我们的心很酸。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生活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别。更让我们吃惊的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苦，而是那么长时间，每一次见到我们，都用一种怯怯的目光迅速地扫了一眼，然后立即朝向别处，木然地垂下头。他们没和楼上的人说过一句干活以外的话。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两种存在。
的确是这样，他们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忘不了也改不了的是：他们是农民。而大部分城市人始终都无法接受他们，就因为他们是泥土里长大的。这些城里人忘记，他们原本也来自农村，至少他们的爷爷或他们的祖先原本也就是一个农民。泥土本来是农民的高贵，现在却成了他们的伤口！许多人把农民看成城市的伤疤，城市的痰液，城市的病。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知识的不断更新，使处于封闭和落后的农民的落差越来越大。泥土赋予他们的淳朴、厚道、本分在城市里变成彻底的粗俗、无知、愚昧、丑陋、肮脏，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那是农村与城市的对撞，是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他们落到城市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沧桑的脸庞，粗糙的手掌，深沉的眼睛，脏陋的衣服，凡是泥土烙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成了城市人看低他们的原因。随地吐浓浓的痰，随处抽劣质的烟，满口脏话，夸张得有些恶心的笑声，腥臭的身体散发着狐臭的味道，盲流一样的神态，成群结队地出行，指指点点的动作，口无遮拦的恶搞，甚至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大白天在城市的立交桥下、体育场边撒尿。
我们就曾看到过那种情形，撒尿的人对着一堵墙，脑袋不停地东张西望，结果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经过，他也没有停止那让人呕吐的行为，更有甚者，许多农民跑进城市，人性也发生了扭曲，成了强盗，成了贼，一个珠三角地区就有许多的流氓群体横行，“飞车党”、“砍手党”屡见不鲜。
一个从农村来的朋友就告诉我们，他的一个表叔外出7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任何音讯，7年后他突然从深圳回来了，带着一麻袋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而笔记本他根本就不会使用，原来7年里，他一直是一个盗贼团伙的成员。
可以说，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是现代的城市不能容忍的，在城市里表现为劣根，而他们短期内不会为城市改掉这些劣根，所受的教育太少，文化水平过低。于是，他们只能成为城市里最卑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