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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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刚停下车子，看到几个穿西服的男人和一个打扮的很漂亮的女人在殴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被打的是个农民工，他正双手抱着头，蜷缩着身体，几双黑色的皮鞋和一双高跟鞋狠狠地乱蹬在他身上。周围围着几个农民工，呆呆地站着，不敢出声。打完人之后，那个女人向地上的农民工不屑地啐了一口浓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农民工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女人露在外面的洁白的肩膀，没想到招来如此毒打。
作为城市人，我们当时感到很惭愧。后来一想，可能那个女人要发泄的不仅仅是此次事件，而是经历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心中积着一股由来已久的怨气。都说在她眼里农民工的素质低下，破坏了城市文明的形象，可是，农民工真的就是城市的一块疤痕吗？如果就算是一块疤痕，那么，造成这块疤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很是值得人们去思考。
客观地说，有多少城市人曾经想过：农民工到底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当年打江山靠的是农民，现在搞建设靠的还是农民工，城市离得了农民工吗？有没有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城市对农民的亏歉究竟有多少？他们的脏臭是他们愿意的吗？他们的不文明是他们愿意的吗？他们知道自己的卑贱，所以才忍受着一切，希望将来把自己的孩子们带到城市来。
悠悠苍天！在繁忙的都市，有谁在意过那无数的角落中，无数的建筑工地上，大量的体力型工厂里，农民工挥汗如雨的忙碌的身影？我们亲眼见过他们拉紧裸露的肌肉，背起一扎钢筋，推动几百公斤的货车；亲眼看见他们在几十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地来回行走；亲眼见过他们顶着烈日，挑起两筐沉甸甸的砖头。他们真的很像农村的牛，忠诚的老黄牛，这些牛被赶到没有泥土和草的城市，都是廉价的劳动力。而城市飞速地发展，庞大的公共基础建设和商业建筑建设，以及低层次的服务业，已经极度地依赖上他们。他们是建设者，生产者，更像是为别人抚育婴儿的雌鸟，当小鸟破壳出来，它们就得飞走。同样，房子建设好，城市更大、更美的时候，他们也就走了，那房子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是他们的，他们能带走的只是一点微薄的工钱，或者一张带着体温的有血渍的欠条。
他们只是看着城市的汽车和美女而两眼迷茫的老牛。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他们为城市默默地付出，他们的身躯和肌肉已经成为城市的骨架。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中国的农民也是最老实的，这是真的。农民这个骨架坚硬、忠诚，能吃得苦，能耐得累，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是以往的城市所没有的。
因此，请城市的人们多宽容一些，也请城市对他们仁慈一些，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或言语上的，更多的我们要从心灵上，从城市的文化上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真正的有一种家的感觉。
也请不要把他们看作城市的疤痕！其实，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是伤疤，也是乡村的，伤疤长在乡村之外，伤得深沉、彻骨。
2006年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利用闲暇的时间和楼下的农民工聊过天。我们了解到，他们是长沙市近郊宁乡县农村来的，工期大概四个月，完成后，他们每人可以拿到3000块。我问到一个中年男人，问他为什么出来打工。他的回答很简单：赚钱。问其他的人，他们也都是同样的回答：赚钱！多么实在的一些人，实在地有些沉重。我追问他们赚钱为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中年男人说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年轻人说为了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娶老婆；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干脆回答：赚钱就是为了赚钱，这个世界“钱就是大爷”。
我们和那个中年男人聊了更多，知道他的老婆也在工地上，每天负责做饭，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这个农民工朋友说，两个孩子跟着老母亲生活。我问他出来以后家里怎么办？他只是笑，却是很无奈，他妻子的眼睛却红了。
农民工已经走出来很多年，社会也关注了很多年。从最早的全国关注城市流浪人员的“孙志刚事件”，到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底层人的生活状态着实让人揪心，甚至最近又爆出“山西黑砖窑”事件。农民工问题应该是长久的过程，需要关注，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在“农民工带来了什么”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这个问题似乎长久地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农民工走了，农民工留下了什么？”
事实上，农民出去了，农村好起来。好起来的农村却同样伤了。
农民工走后的农村发出了另一声更加沉重的叹息！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农民工走后农村的现状，那么最好去农村走走！
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最好去安徽的农村。安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标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运动，到90年代风风火火的“减轻农民负担”，在每一次农村的变革中，安徽农村都是站在风口浪尖，浓缩了全局的特征，走得深、行得远。
同样，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迁徙运动中，安徽依然是全国的典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为了调查农民工走后，留下的农村状况、特别是留学儿童的生存状况，2005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同事组成调查小组奔赴安徽。之所以选择春节，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回家的情况。中国人的传统是“回家过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节，无论穷人，富人，甚至流浪汉，都会成群结队，像候鸟一样，赶在春节回家，而远远在外漂泊打工的农民们，也终于可以暂时逃离锋利的城市，回归泥土，此时的农村才是完整的农村。这个特殊的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2005年2月8日，大年29，从长沙开往郑州的2154次列车，我们买了几张座位票。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首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徽北部的萧县，那里离中国的交通枢纽江苏省徐州市很近，而从长沙到徐州没有直达列车；其次，这是一趟双层慢车，装的人多，价格也相对便宜，长沙回北方的农民工大部分都会选择这趟火车；另外，这趟火车直达河南省郑州，河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的另外一个大省；最后，我们没有买卧铺车票，而是买车厢内坐票，就是为了可以与农民工近距离接触，体会他们的艰辛。
下午三点半，距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早早赶到候车厅，已经是人山人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中国之所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春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众多的人们春节前回家，春节后外出，造成这一人类运输史上的奇观，而这些流动的人群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学生，另外一个则正是农民工。大年29，学生高峰期早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有农民工。
候车厅里，人声鼎沸，臭气熏天，几排候车椅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肿胀的蛇皮袋，捆绑起来的散发尿骚味道的被子和毯子，又黄又旧的肮脏的鼓鼓的旅行包，甚至扁担，铁棍，铁钩，木桶，篮子，草垫，杂乱的放在地上；农民工则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头发蓬松干燥，眼睛充满血丝，目光暗淡，眼角里堆着眼屎，衣服脏臭，破旧的皮鞋上落满灰尘，带着的水杯有水壶大，盖子里还夹了一层油腻的塑料纸，里面放着浓黑的茶叶水。他们有的站着东张西望，有的在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笑声又尖又响，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有的脱了鞋子坐在屁股下打牌，有的干脆就把鞋子枕到头下呼呼大睡，仿佛落魄的乞丐。
2154列车是长沙站首发车，因此乘客可以在火车发车前30分钟进站。接近五点的时候整个候车厅突然躁动起来，仿佛听到了无声的命令，农民工纷纷从地上、椅子上站起来，把包裹、扁担一古脑地放到身上，背靠背、肩碰肩地往剪票口挤，我们几个被夹在中间，很快出了一身大汗。
这个时候，火车站的小喇叭响起：交10块钱可以提前进站，并且还有人帮助拿行李！
这个消息让人群更加躁动。一些衣着光鲜的人不愿意夹在农民工中间，于是掏钱先走人，提前进站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等候在候车厅的人却不见少。我们旁边的几个农民工已经不耐烦了。原来他们的票没有座位，而且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个大包，听他们口音是河南人。他们决定交钱提前进站！我很纳闷：平时省吃俭用的农民工怎么会为此掏10块钱？仔细一想明白过来：他们怕不能登上年前的最后一班车，回不了家。
“回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回家的道路，10块钱在那一刻花地是那么值得。
一个农民工立刻就跳过一排候车椅，跑到提前上车的队伍里，另外几个人把包裹从人群头顶扔给他，之后也纷纷跳过去。因为他们胡乱插队，当时还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但是，他们用力地挣开了工作人员的手，直奔提前进站的入口，甚至差点撞倒本来排在最前面的妇女。他们欢喜地交了10元钱，急切地跑进站台。
五点钟，入站口准时放行，农民工们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涌出去，扛着包裹，飞奔冲向站台。我们没想到，拿那么多东西，他们可以跑那么快，竟然带出一阵风来，而那阵势仿佛战争，仿佛逃荒。
等我们好不容易地登到车上时，车里已经挤满了人。门口坐着几个农民工，旁边放满包裹，他们坐在包裹上，有几个甚至铺几张报纸，睡到地上，楼梯上也坐满农民工，行李几乎堵死台阶。我们的座位在上层，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爬到楼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我们嚷了好几声，才有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挪动他的蛇皮袋，并站到楼梯的一旁，主动给我们让路，我们向他道谢，他却表情木然，看样子他很累了，庆幸自己终于赶上了回家的路。我们刚走过去，他又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依靠着行李，沉重地合上眼睛。
走到楼上，我们又遇到难题，我们的座位在车厢中间，但是，从车门进去，走道里挤满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坐，紧挨着身子地站着或者坐到地上，几乎连落脚的空间都没有。从车门到座位大约只10米左右，这10米是怎么过去的，实在是痛苦。整个车厢里，乱糟糟一片，空气躁热、憋闷，有人抽烟，有孩子在哭，有人背着包裹找座位，有人则焦急地寻找放包裹的地方，虽然没有多少空间，但是刚上车，来回走动的人很多，我们只有举着行李挪动，碰到一个人就要说声“让一下”，半天却没有反映。我们很急躁。最后终于到达座位旁边时，我们几个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筋疲力尽的我们发现座位上居然坐着几个农民工，我们在他们身边站了好一会，他们装作看不见。我们说座位是我们的，他们看我们一眼，仍旧坐着，直到我们拿出火车票，他们才很不情愿地让出座位。等我们放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架被杂乱的行李堆得结结实实。想让他们移动行李，依旧是没有人回应。没办法，一个同事，站到座位上，想搬动其中的一个包裹，却不想扭到腰，他以为包裹很轻，猛地一拉，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站立不稳，差点摔下来。我们其中一人只有将包塞到座位底下，刚把手伸进去，就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根铁棍，手当时流出血来，我们哭笑不得。心想：怎么会有人拿着铁棍上车？后来知道，那竟是挑东西用的。
最后，还是一个叫李家和的农民工用力帮了我们一把。
火车上的男人
李家和是坐在我们对面的农民工，巧合的是，他是安徽萧县人，40岁，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素养，体格精瘦，面容黝黑，衣着干净，也有些体面，五官精致，仿佛刀削。“一个美男子”，我们当时想，“如果他生在城市，肯定是的。”
这种假设显得孱弱。他就在城市，可是被“生在城市”这个概念冷漠地踩在脚下，城市鬼使神差地让他“丑陋”！
他很瘦，却很有力，他站起来，往外一拉把一个蛇皮袋拉了出来，塞到座位下，然后将我们的行李放了上去。
就在那个时候，火车开动了！
车身撞动铁轨的瞬间，所有的农民工一下子都活了，仿佛夏日里的柳树遇见风，又好像中了邪，脸上的笑容灿烂盛开，接着夸张地扭曲四肢，满口喷出污言秽语，同时吐沫像花蕊一样纷飞，非常放肆地甩掉鞋子，畅快地抽烟，旁若无人又天经地义式地将腥臭的脚丫踩到座位上。
那是一种宣泄，就在那个瞬间，压抑在心头的本性，突然膨胀，打碎所有卑劣。那种姿态是对城市的藐视！他们可以是自己了。不是离开城市，是回家！“回家”不可阻挡，甚至碾碎“离开城市”这个词！火车的这端是2月8日的长沙，那端是2月9号的北中国！火车的这端是回家，那端仍旧是回家。
所有一切都与城市无关。
火车开动，轰隆隆地开出长沙城。
旅途中很少有农民工和我们说话，在车厢里我们几个是异类！唯一和我们说话的是李家和。
李家和，很腼腆，爱笑，笑起来，嘴微微倾斜。我们了解到，他在老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妻子，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今年八十岁，两个哥哥：大哥李家良、二哥李家善同他一样长期在外打工。
他出来打工已经四年多，赚钱供儿子和女儿读书，在他们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让孩子上大学。他谦逊地告诉我们，他的姐姐李碧华的两个儿子，大哥李家良的女儿、儿子都是大学生出身，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二哥李家良的大儿子就在长沙读大学，二儿子在安徽省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三。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坚决要求一定要让下一辈的子孙走出农村，不要再像先辈一样，守着黄土和太阳，无知无趣地过一生。对此，他有很大压力。说话的时候，点着一根烟，笑容跟着消失，他的烟圈并不让人厌恶，烟圈升腾，仿佛沉重的愁结，窗外的黑夜也显得沉重。一根烟，烧得火车发疼。令他欣慰的是女儿和儿子都很争气，成绩十分突出，下年两个孩子都要考高中了，他希望他们可以考进省重点中学。在农村供孩子读大学很不容易，那是长期内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投资，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几年如一日的奔波劳累，省吃俭用，他说他是看着大姐和两个哥哥走过来的，他清楚那种牺牲。
谈话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条命就是给那两个小的活的！”
李家和原本是政府煤矿的挖掘工人，全国上下实施裁员简政时期，他下岗了。下岗后在农村守了几年，地方穷，发现没有出路，不得不和村里众多的人一样外出打工。这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中国，去过新疆、大连、浙江、芜湖、广州，现在又是长沙，做的工种全是搭建建筑网架。他们家是木工世家，他的木工活很精细，但是在外面找不到这种活计，所以做了建筑工人。
他告诉我们，他原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