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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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情感的戏剧性错位
扪心自问：身在异乡的农民工父母们，都为留守家园的孩子们做了什么呢？
客观地说，父母长年外出已经破坏了孩子成长和精神完善的和谐环境，那么在外的父母能否弥补这种破坏带来的损伤？他们出去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孩子在家又会是什么的境状？
他们自己未必会预料到这两种，即使想到了，那也是一种必须得做的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之后，他们为孩子究竟都做了些什么？
以下是我们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相关数据。
表5—1农村留守儿童概况
去父母工作地去 过（％）没 去 过 （％）
693人 34。7％1303人 65。3％
亲子联系频繁（％）偶尔（％）很少（％）
844人 42。3％687人 34。4％465人 23。3％
父母在电话中
最关心的问题学习问题（％）生活问题（％）思想问题（％）
812人 40。7％687人 34。4％86人 23。3％
人际问题安全问题其它问题
30人 1。5％531人 26。6％106人 5。3％
值得说明的是，调查中之所以设置“去父母工作地”，不是为了调查孩子被带进城里的可能性，前文已经分析，农民工不可能把孩子带进城跟着打工的自己生活，这种“去过父母工作地”仅仅局限于调查寒假、暑假，或者其他节假日里，孩子能够到城市见一面父母的可能性。说到底，它是为了调查留守儿童至少要多久才能见父母一次。我们考虑到：有些农民工为了节省火车票的钱，或者为了在节假日在城里赚双倍工资，有些甚至是节假日都不回家的，于是有些农民工三年、五年才回家一次，那么孩子要见到父母，进城去父母工作地是为数不多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调查数据显示来看，去过父母工作地的留守儿童仅仅占到1/3多一些，这说明大部分的留守儿童要见父母一面平均要等到至少一年。
那么农民工怎样和子女沟通？电话似乎成了最好的手段。但是，谁都知道，电话沟通是“只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这种沟通往往解决不了子女思念父母的饥渴，反而会因听到父母的声音，进一步增加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
当然，比起那些连电话都接不到的留守儿童来说，无论如何，能听到父母的声音已经不错了。
不过，就算是电话沟通，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
现在农民家庭大多安装了电话，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还购买了手机。虽然这些手机基本上是最低端的蓝屏或者黑屏手机，二手货和水货居多，形状也很笨拙，通俗的说法是“砖块！”不过，农民工配备手机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交友也不是为了发展业务，基本上也只是接接应急电话，一般不太打电话，打电话也不会打长途。即便用公共电话打长途，说话的次数也很少。这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面，工作任务太重，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大多不是必要的或者紧急的事情，农民工不会轻易打电话的。
而那些条件好一点的农民工家里，即便安装了电话，家人也轻易不会主动和在外打工的亲人打电话。首先，有些在外的农民工根本就没有固定电话，配备的手机在工作期间也不能用的，所以没办法打。其次，家里的座机打长途费用更贵，所以，家里的电话只是等着亲人打电话回家，通话的主动权始终在外出的亲人一方。而条件不好的农民工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话，只有用邻居的电话接一接紧急的事情。在我们调查的一些村子里，有些只有在小卖部才有一个电话，全村所有人的电话都往那里打，电话打来叫一下家里人也要等十分钟，准备接电话的则常常排成队，这样的通话就很费力，所以农民工干脆就不打电话。
还有就是，根据我们调查，农民工为了省钱，打一次电话的时间也平均不会超过8分钟。8分钟里大人觉得孩子不懂事，说不明白，主要还是和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沟通，主要是嘱咐家里的事情和若干孩子的事情，且大多是泛泛而谈，毫无针对性和目的性。同时，农民工打电话原本就是情感的双向需求，农民工在城市里自身就是边缘人物，工钱低，压力大，自己心里的情感存在很大危机，打电话本身也为了解决自身的饥渴，家里所有人也都存在这种饥渴。这个双向需求里分配给留守儿童的时间和情感就少之又少了。
结合上面的分析和表中打电话频率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留守儿童在家里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间和几率很小，和父母的沟通也是被动沟通，常常会出现“自己想和爸爸妈妈说话时说不了，有些时候不想说话，偏偏电话就打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要想获得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就很困难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样的沟通并不能解决留守儿童对于父母的情感饥渴，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留守儿童的情感饥渴。
以下的现象是我们在湘西的调查中经常见到和听到：留守儿童抱着电话哭，母亲在电话那头等着他说话，他就是不说话，结果母亲挂了电话；兄弟两个为了接父亲的电话，相互扭打，打了半天谁也没说一句话，父亲已经把电话挂上了；小女孩因为奶奶不让自己跟妈妈说话，坐在地上大哭，骂奶奶是坏蛋；孙子因出去玩，而没有接到父母的电话，回到家里摔盘子砸碗；漆黑的夜里，为了接父亲的电话，母亲拉着儿子，打着灯，从村尾家里，走到村头商店，到了商店，店主告诉他们，父亲等不了，先挂了，要说的事情让店主去转告；年幼的少女，白天接了母亲的电话，半夜睡觉醒来，硬是拉着姨妈的衣服叫妈妈，睡眼朦胧的把姨妈当成了亲生母亲……
这里的每一个画面都痛心；
这里的每一个场景都揪心。
然而，这就是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通过农民工和留守儿童有限的电话沟通分析，我们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父母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学习、生活、安全。这三点本来就是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即用挣来的钱为他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过上富裕的好日子以及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因此，尽可能多地关心这三个方面是不言而喻的。
在实际的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大部分出门在外的农民工，并不是不关心留在家里的子女，也不是对留守儿童不用力，不用心。例如：在农村，零花钱和生活水平最好的不是父母在家的孩子，而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的钱都是在外打工的父母给的，父母对此从来不吝惜。
只要简单地分析一下，就容易明白：首农民工外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子女能够现在过得好一点，将来好一点，赚到的钱他们自己很少在城市里大手大脚地花，即便是每天啃馒头，吃咸菜，只要子女手里不缺钱，他们也会很高兴。因此，留守儿童的零花钱有了比较好的保障。而由于长年在外，农民工们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觉得愧疚于孩子，同时也怕孩子吃苦，所以他们希望从物质上给孩子们一些尽可能多的弥补。在他们眼里，最好的也是真正的弥补是：“多给孩子一些钱，让孩子过得舒服。”这是最淳朴的爱子情结。如果我们提高到社会层面上来看，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用孩子物质生活的提高来弥补精神生活的匮乏”的动因。
我们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留守儿童穿着新衣服、新鞋子，背新书包，他们的零花钱很多，甚至说是充足的。除了有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控制开支以外。比方，我在新化县一所小学调查时就发现，留守儿童平均每个星期的零用钱基本都在10元左右，一个月就是30多元，而初中生因为住校自然会多出很多。该小学校长告诉我们，他们学校留守儿童的零花钱平均要比其他学生高出一倍以上。
但是，这种用钱弥补情感缺失的做法存在很大隐患。这种思想让农民工父母忽视了孩子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思想道德的滑坡和攀比之风的盛行等，其严重程度可以在上面的调查数据中清楚看到。事实证明，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不算优质的生活，只有精神和物质双重丰富才能够带来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人格。精神生活的丰富并不一定要物质生活来支撑，只要家人健康，和睦相处，那也可以是幸福；按着自己的理想在大自然里自由地行走都可以算幸福。但是，只有物质生活的改进，而精神生活匮乏，常常会导致人的堕落。留守儿童缺少父母之后，本身精神世界的三位一体就已经割裂，精神出现空白，孩子们希望能多听听爸爸妈妈的声音，向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却大多没机会讲，情感积压留在心里，藏进一个深深的洞穴，残缺而同时又在生长的精神世界慢慢就会发酵。家长又给了留守儿童丰厚的物质条件，正好为他们以不良的方式放纵情感创造了客观的条件。从心理学上讲，以物质欲发泄精神欲往往是不健康的，何况他们还是孩子，精神尚未成型，更何况父母不在身边，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比如大手大脚地花钱、浪费、自私、欲望膨胀，严重的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可能导致留守儿童迷恋上网、迷恋游戏、抽烟、酗酒、赌博等，也势必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和成长，而习惯一旦养成，有一天留守儿童缺了钱，就会出现偷抢现象。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我们在郴州市宜章县迎春镇做调查时，就碰到一个7岁大的孩子，嘴里的牙齿几乎全是黑色的，是蛀齿，因为他每天都要吃掉四五十颗糖果。按当地价格，大概五元钱。这么多的钱都是在外打工的父母给他的。为了防止他乱花钱，吃坏牙齿，奶奶曾经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每星期给他十块钱，可是十块钱到手，一两天就花光了，剩下几天没有钱花，他便想方设法欺骗奶奶，说要买课本、买练习本、买铅笔、买橡皮等理由向奶奶要钱，甚至有时候理由就是“老师要钱！”
奶奶无奈地告诉我们：因为自己也不懂这些，所以孩子要她就给，结果，拿到的钱全被他买糖果了，到现在，牙都烂掉了。
而在娄底市新化县一所中学调查时，我们一所网吧里碰到一群留守初中生，嘴里都含着烟，在狭小漆黑、乌烟瘴气的空间里疯狂地玩网络游戏。我们问他们上网的钱都是从哪弄来的？他们说父母给的。我们说父母给的不是生活费吗？他们说吃、穿、用，花不了那么多钱，剩下的就玩电脑。他们还告诉我，如果还不够用，可以省吃俭用，钱便可以省下来。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表示每天只吃一顿晚饭，早上起得晚，到中午才起来，到网吧里坚持一下，就是晚上了。我们意识到他们几个都有逃学的劣迹。他们其中的一个男生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半夜翻墙上网，结果被墙上的玻璃弄伤。最后，他们才回答我们，到底父母一个星期给他们多少钱？他们中最少的一个一周可以用100块的生活费，最多的居然达到150元。而当地寄宿初中生平均一个星期的正常花费不过30到40元。
儿童本来需要的就是与父母全方位的沟通，而留守儿童不完整的精神世界体系在其心理和行为上造成很多问题，加上父母一味地采取“物质弥补精神缺失”和“生活物质化标准”，孩子在金钱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就更容易出现成长方面的迷途和一些安全问题。
这就需要农民工父母在电话里多些对子女的思想监督和道德约束。而根据农民工电话内容统计，农民工父母，最缺少的恰恰是对于孩子的社交、道德、思想方面的关注，忽略了孩子的精神情感层面。这就形成一种错位。错位表现在，在外的父母很用力地爱着留守家园的孩子，却没有找到孩子真正的需要，着力点不对，效果自然就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就像吃糖的孩子已经开始无休止地骗他的奶奶，而谁又能预知在新化县我们遇到的那几个上网的孩子将来的某一天在没有钱上网的情况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去偷去抢？如果真是这样，那也不新鲜，因为它已经无数次地在别的学校、别的地方发生过了。
需求与要求的对撞
然而，仔细分析，我们既不能责备农民工的疏忽，也不能苛求留过儿童的自觉，更不能要求监护人事无巨细地进行照顾。换句话说，农村父母对子女的这种物质与情感观念造成的错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情感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层次顺序依次提高，任何个体在没有满足低层次的需求情况下，不会太在意、甚至完全不在意更高层次的需求。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现状，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安全需求区域上下浮动，主要的表现还是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让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受上教育，最后结婚等基本生活有所保障。按道理讲，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应该上升到情感需求的层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不少人甚至天真地已经认为农民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但是现在看来，安全需求层次阶段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没有提高，更不是倒退，而是农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明显差距。全社会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在提高，农民一直在追赶这个“基本生活需要”。从纵向上来说，他们的生活是提高的；而从横向上来看，总是稍微落后于同时代的。
我们不妨简单地分析一下：农民的住房从草房变成瓦房，甚至楼房，不再用油灯；有了电灯电话，彩电，甚至洗衣机，冰箱，空调，也能顿顿吃肉，吃鱼，这都是好的。当鱼肉成为基本生活品，它们的价格全部上去了，农民想让子女受到更高的教育，教育费用上去了，连娶个媳妇的聘礼、聘金和住房设施、陪嫁品的档次也都上去了，这也是好的。但是他们必须去追赶。正因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观念的革新，农民才不得不长久地处在追求安全需求这一层次上。生理需求自是不必说，社交上他们有所满足，情感需求则有许多方面被长久的忽视。而提到自我实现时，对农民来说子女的幸福，成家立业，有个孙子、孙女，传宗接代，或者孩子学业有成可能就是最大的成就。
但是，仅仅就分析需求层次还是不够的。农民本身受教育水平太低，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也是重要的原因。他们意识不到情感和物质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二元世界，意识不到没有好的精神生活，算不上好的生活；没有健全的精神算不上健康的人。农村传统文化里找不到“精神”这个词语，这个词语有点悬空！即使是最富有的农民也脱离不了粗俗、质朴，那是几千年来留下的烙印。在农民工看来，探寻内心世界从来就不是专门的事情，更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即使农民意识到精神情感的重要性，多数也是潜意识里的模糊的概念，极低的教育水平限制了他们清晰地去认识，也限制了他们正确地解决这一层问题。
需求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农村文化也是大的背景，于是，短期内问题无法解决，农民自身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留守儿童的现状又要求在外的农民工父母切实地为他们多做些事情，不只是简单地多给些钱，再多给些钱，更不是三五个月的一个电话，一个几分钟的电话，还说不上句心理话的电话；也更不是三年五年的一个见面，匆匆来去的见面，孩子尚不能把“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