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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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现状要求在外的父母必须跨越“需求理论”和“文化瓶颈”，真正地意识到留守在家里的子女的需要，苦一些、累一些也要克服自身需求和子女需要间的冲撞，因为本身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子女，那么没有理由只是简单因为“为了子女”这个理由让子女被自己留下来的黑色空洞吞没。
其实，这些要求在平常人看来并不算高：多给家里打电话，多和留守在家里的子女聊聊天，就像在家里的时候，儿子女儿躺在自己怀里时说的悄悄话，就是说些琐屑的生活，就像赵本山小品里的“唠嗑”。话语的力量并不一定要生动的词语或者富有情感的倾诉。往往很多人不懂——最平实的语言、最平凡的人、最琐屑的小事、最随意的话语最有力、最温暖、最感动人心。对于幼小的儿童尤其是如此。他们对语言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分辨，只要你絮絮叨叨地跟说，他们就觉得有味道，就感觉温暖。在这样的聊天中，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跨越了一切距离躲进父母怀里。因此，就为了子女能够叫一声热乎的“爸”、“妈”，就为了让子女学会叫“爸”、“妈”，就为了孩子和其他正常孩子一样可以有权利叫“爸”“妈”，外出的父母也要经常打打电话。最重要的是，把“打电话”这样的事情“平常生活化”，“电话内容”也“平常生活化”。只有“打电话”本身“生活平常化”才能对孩子的心理和情感形成正常的影响。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正常的影响正是所欠缺的，而“电话内容”的“平常生活化”则是父母在外地覆盖孩子成长所有的方面最唯一可行和有效的途径，这样，父母才是真正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里、情感里、世界里，而不是站在外面，给一点冷冰冰的钞票。也只有这样，孩子的精神体系才会有核心，有了核心才能更好地构建和发展。
别把孩子伤到了骨髓里！
当然，要真正解决留守儿童需求与要求的对撞，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多打电话或多给点钱就万事大吉了。但无论如何，“常回家看看”应该成为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朋友最自觉的行动。
“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游子。”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三年五年也好，不管多忙多穷，也不管路远路近，农民工父母们，请一定记得常回家看看，孩子们在等着你们，父辈们在等着你们，亲友们也在等着你们。
“常回家看看”，并不完全是前几年流行的那首歌曲的意思，那首歌曲原本是唱给城市人的。对于农民工，他们“遗弃”的是父母和孩子两个群体，两个群体又在现在农村社会里无奈地融合在一起。农民工回家看的是父母，看的更是孩子。可能车票要很多钱你胆怯于回家，可能节日期间能够赚很多钱你不忍于回家，可能没有拿到工资你羞耻于回家，可能活计太多你无暇于回家，可能工头太狠你不敢于回家，可是想一想孩子在节日里等待你的眼神，管他什么工作，管他什么钱，管他什么面子，管他什么工头，大不了潇洒地说一句“老子不干了”。农民工们长期在城市低层卑微地活着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子女！那么就为了子女躲在你怀里的幸福的重量，就为了子女看看爸妈信仰一样的面容，就为了子女不会记不得你的模样，就为了看看子女长得多高了，就为了看看子女变得俊俏了还是丑陋了，就为了自己看看别人也让别人看看自己，都是值得的！
想一想，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的呢？
农民工父母回到家里都做了什么？我们又想起了2005年春节，在大年初一、初二在安徽萧县农村调查时见到的情况。我们在许多村子听到孩子这样的声音：
“我爸爸回来了！”“这个玩具是爸爸给我带回来的。”“这是爸爸带回来的荔枝，可好吃了。”这是孩伴们互相炫耀的话。
“爸，你怎么老了？”“爸，我长高了。”“爸，你少喝酒，别醉了。”“爸，吃饭了。”“爸，我来放鞭炮。”“爸，赵本山的小品！快来看……”这是留守儿童说给父亲的话。
“妈！我漂亮吗？”“妈，你累不累？”“妈，我给你倒洗脚水。”“妈，我的手烂了。”“妈，你做的菜真香。”“妈，你别生气，我听你话。”“妈……”这是留守儿童说给母亲的话。
说这些话时，孩子们的脸上都挂满笑容，挂满幸福，挂满平凡，挂满感恩。那样的时候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仿佛太阳下的向日葵，饱满而安静。
而根据我们调查，大部分的留守儿童在父母短暂的回家期间，表现得完全就是两个人，听话、懂事、安静、活泼、阳光，总之，是一种平常状态。
平常是对他们最大的恩赐。
或者在父母身边的机会弥足珍贵，孩子们自己也清楚，但是，并不是伪装，那是发自内心潜意识的，或者说那是他们渴望的又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的一种短暂释放和依傍，那才是真正的他们。
真正的他们只有在父母面前才出现。
在我们后来采访一位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时，他就告诉我们说：“我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是父亲打工出去，我差点毁了；我的生命的另一个转折点是父亲打工回来，我又活了。”
所以，不要让孩子等得太久！常回家看看！可是，就是常回家看看，却也太不一样。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回到家里，令孩子更伤心。
农民工终于回家了，然而，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注意力却没有放到孩子身上。
例如，我们在农村作调查时就经常碰到这样的场景：隆冬的天气，北风呼啸，萧瑟的树木在在同样萧瑟的村庄里发抖，众多的男女老少穿着笨拙的棉衣，手揣在袖筒里，靠着墙，靠着高高堆起的楼板，无力地交谈，面如死辉，仿佛身心疲惫。光线昏暗，烟雾弥漫的烟酒小商店里，麻将、扑克的声音从早晨响到晚上，再从晚上响到早晨，赌博者都是打了一年的工，拿到工资的农民工。他们不知道吃饭，也不知道睡觉，渴了，向店主要点水，饿了买几块饼干嚼，眼睛始终不离赌桌。有人一夜就输掉2000块，但是，仍旧不死心，接着把打工赚来的钱全输光了，然后借钱再赌。夜幕降临的时候，村里除了狗叫，除了赌博的人，再有活动的人就是喝酒的男人。外出一年，甚至几年，村里的熟人见面真是不容易，酒场就一个接着一个，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有些农民一天就跑三个酒场，浓度极高的白酒，一杯杯喝下去，暖了身子，也麻醉了精神，喝到呕吐不止，还是要喝。
与这些农民工遥相呼应的是孩子。成群的孩子们依旧满村地跑，打架闹事，没人管，也没人问。天黑风高的时候，有的孩子则打着手电筒跌跌撞撞地在村里到处找父亲，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或者在赌场找到了父亲，父亲根本不看孩子一眼，死命地摸牌，甚至还因为输了钱而打骂孩子。有些孩子在酒场找到自己的父亲，父亲却不认识孩子，嘴里“爹娘”地乱骂。有的孩子则在家里，守着一桌饭，坐立不安地等待父亲，饭冷了再热，热了再冷，等到深夜，桌上的饭依旧没怎么动。父亲醉熏熏地被驮进家门，躺到床上，不醒人事。
下面这个故事是2006年春节前后，我们在湘西农村调查时见到的另一种情形，它与前面的情形一样真切，同时存在。
那段时间，我们住在了农民工梁从喜家里。梁从喜是一位刚刚从外面打工回家的农村民工。他告诉我们当年他先在长沙打工，后来又从长沙去了四川。整整一年，换了几个城市，但是从事的依旧都是建筑工作。壮年的梁从喜很精瘦，又很苍老。这一年他并不容易，工钱他只拿到了一半。但是春节前夕，他还是提早赶回到家里。他说他想孩子，孩子们也想他。他一回来，家就完整了。
梁从喜的两个孩子小倩和小生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真的很疼他们，像我们调查中遇到的很多家庭一样，他给两个孩子带来了平常的家庭生活。
妻子冯雪梅天天负责做饭，而在仅有的几天逗留时间里，梁从喜每天都忙碌，或在家里修理一年用下来出了不少毛病的自行车，或者清理老井里的污泥，或者到山上的田地松松泥土，或者也会探访兄弟、母亲和一些熟人，或者陪着我们在附近村镇做调查。而两个孩子每天按时完成定量的寒假作业，然后看电视或者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饭菜虽然不算丰盛，但是我们觉得很香。
吃饭的时候，家里的小狗调皮地在桌子底下窜来窜去，捡主人吃剩的骨头，这个细节让小狗也成了家庭的一员，仿佛梁从喜回来，连家里的宠物也精神起来。而晚饭过后，一家人一般都是坐在一起看电视，我们没有调查任务的时候也会参与进去。电视节目都是由两个孩子挑，梁从喜和冯雪梅跟着孩子们看地津津有味。偶尔也会有人来访，但来访者不多，主要是他的侄子和兄弟们。整个年前，梁从喜参加了两场酒席，一场是一个本家结婚的喜酒，另一场是给母亲过大80大寿的宴席。我们两次都参加了，老人过大寿的宴席尤其让我们很感动。
当一家人聚在一起时，有难得一见的和谐与欢快，仿佛城市中最精髓的良性文化嫁接到泥土里，别具一番味道。要知道，梁从喜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那个大家庭又有九个孩子，已经出了五个大学生，四个已经工作，剩下三个也都在努力。那场宴席没有农村酒场的喧哗，也没有城市酒场的拘谨做作，一切都很自然。
喝着他们的喜酒，分享着他们的快乐，平凡人的幸福突然涌上我们心头。一个灵感在我们的脑海闪过：农村人的未来出路就应该浓缩在这个家庭里，即把城市的良性与泥土的良性结合。
据我们了解，之所以这个家庭能出那么多大学生，与家长们重视孩子成长，重视教育有关，也与孩子们的努力有关，更与家长们一丝不苟的心思和艰辛的付出有关。集中的体现或者就可以看作为梁从喜打工和回家以后的那种认真的生活态度。
梁从喜说，他在走哥哥姐姐走过的路。那么，想必他的哥哥姐姐也曾经做了类似的事情。
然而，农村的大学生毕竟是少数，像梁从喜这样的家庭是少数，像李家和这样的父母也是少数。与这种少数形成对比的是多数，这种多数才正是我们所担忧，也是最令我们感到头痛和无奈的：许多的父母回到家里其实更是伤了孩子。
比如，我们到达那里的第二天，就碰见一桩流血事件。
王志立，26岁出头的年纪轻轻的农民，我们见到他时，他已经血淋淋的，头上裹满纱布，昏迷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只有他年过6旬的母亲照料，妻子刘婷和女儿王婉玉不见了人影。
2006年2月，大年初三，天亮没过多久，人们还在睡觉，村里一片寂静。村民何理开的小卖部里刚刚熄灯，店门紧闭，烟草的味道浓得呛人，几个头发蓬松满脸是油的男人正在打牌。这几个人分别是店主何理、村民李向东、李向魁和王志立，他们从初二早上开始赌博，已经打了整整一天一夜，眼皮都已经很重了。
何理打了个呵欠说：“玩完这局不玩了，困死了。”
李向东和李向魁也随声附和：“是该回去睡一觉，‘娘们’在家肯定急呢。”
但是王志立显然不乐意，他不置可否地说：“睡个什么觉？天都亮了——还怕‘娘们’回家把你吃了呀！”
何理又打了呵欠说：“实在熬不住了，我可是从前晚开始就没怎么合眼，人是一茬一茬地来，哪能受得了？”
王立志，叼着烟，皱着眉头说：“哪有这样的？不行，赢了钱就不玩了。不合规矩，再玩两把。”
这才是王志立从上海打工回来的第四天，那一个晚上他输了1000多块钱，心里很不甘心，犹如火烧。李向东也输了100多，但是比起1000多元，他还算平衡，又不想继续输下去，所以同意不玩了。剩下两个自然是赢了钱的，何理赢的最多，大约有870块的样子。
看着王志立这么坚持，三个人也不好硬是拒绝，于是同意再来三局，无论结果如何，都散场走人。
王志立也答应了。
正在这个时候，大路上径直走来一个村妇和一个小女孩，急促地敲响店门。四个男人，警觉地问：“谁？”
村妇回答：“我，刘婷！”
何理一听，知道情况不妙，随即喊：“王志立不在这里！”
但是，刘婷死活不相信，一直死命地敲门，并野蛮地喊到：“再不开门，我掂石头砸了！”
王立志示意让何理给老婆开了门。不开门倒好，这刘婷其实也就是说说，她哪里敢砸门？可是，门一开，刘婷的火气来了，直冲丈夫奔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嘴里尽说些难听的脏话。随后一手拉着小婉玉，一手指着丈夫嚷嚷到：“看看，看看，这就是你的好爹，看看他有多好，就这个熊样！”
小婉玉才4岁，当即就吓哭了。
本来就心烦气躁的王志立怎么受地了这个刺激，把牌往桌子上一盖，抓住刘婷的头发就是一顿暴打，重重的拳脚，落在刘婷的头上、腹部和腿上。刘婷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其他几个男人，不知道是看呆了，还是麻木了，只是站着一动不动。
小婉玉早已哭得不成样子。
打完老婆，王立志又回到桌子旁，拿起刚才的牌，邀请几个人继续打牌。看见女儿一直哭，便恶狠狠地吼道：“哭！哭！就他妈知道哭，不准哭。”
小婉玉立刻收起哭声，畏惧地看着父亲，憋得直打嗝。
其他几个男人已经没有心思打牌，硬说要收场！
王志立当然不肯，丧失理智地破口大骂起来。
不知是被王志立纠缠感到恼火还是对王志立对刘婷的做法太过份，何理等三人全被激怒了，和王志立拍起桌子对骂起来。这样一来，王志立几乎就丧失理智，率先挥起拳头来。几个人的怒火都立马收不住了，像发狂的公牛一样打了起来。桌子掀翻了，板凳砸碎了，商店里的几箱啤酒被摔得粉碎，柜台玻璃也被砸了。而瘫倒在地的刘婷嘴里一直叫：“打，狠狠地打，打死这个孬种！”不知道她是骂自己的丈夫还是连别人一起骂了。
很快，几个男人都成了血头血脸。由于是三个打一个，王志立伤得最重，头上挨了二板凳，身上则不知道挨了多少下。整个打架的过程中，小婉玉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并不停惊恐地哭叫，可就是没人过问。
等到闻声从床上爬起来的邻居们赶到时，王志立已经昏厥在地。
这样的农民工回家到底是为了什么？
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回老家就是为了赌博，为了打架？
王志立醒来后，我们问他这个问题。
他回答：“回家看看，想家！”
我们问他：“看看什么？有想过女儿吗？”
王志立说：“当然也想过女儿。”
王立志真的就想过女儿吗？
难道他不知道女儿等了他整整一年？
可是他给女儿带来了什么？他在家里做了什么？
当父母出去，孩子对见到父母的渴望仿佛一直燃烧的火焰，燃烧了一天，一个月，一年，两年……可是，不能长久地等，没人知道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