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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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2日中午，刘某的外公从镇上的店子回到家中，患有精神病的女儿正傻傻地坐在里面小屋的床上。刘某坐在堂屋平静地看着电视。可是老人见不到老伴。在堂屋里他看到地上全是湿的，粘忽忽的一片，有淡淡的血腥味道。他问刘某怎么回事。刘某说是潲水盆打翻了。
　　到了晚上，老人还是没见到老伴的影子，而刘某还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老人有些不放心老伴，就打了手电筒在屋子里找，结果发现了一个破旧的麻袋。打开麻袋，老人差点昏厥过去。麻袋里装的竟是老伴的尸体。老伴满脸血污，头部严重变形，脑浆溢出，喉部有一个大窟窿，像是被利器直插进去，并且用力搅动利器造成，颈部有一条长10厘米，深2厘米的刀口。
　　老人大叫一声，立刻报案。案情很快水落石出，杀人者正是13岁的外孙刘某。当时外孙甚至还若无其事地穿着沾满了外婆鲜血的衣服。
　　刘某为什么要杀外婆？
　　答案竟然是：“外婆太唠叨！”
　　据刘某交代，来到外婆家那几天，他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外公外婆唠叨过他很多次，他就是不听，反而心里怨恨起外公外婆。
　　他无知而冷漠地说：“我一到她家里，她就说我，我说好的，她偏说是坏的。我烦她，恨她，不想见到她了。”
　　当天，家里只有他、患精神病的母亲和外婆。他又是像往常一样地守着电视。外婆走到他身边唠叨他不要天天光看电视，出去找点农活，找点事情做做。他当时正在看一个好看的片子。外婆连接说了三遍，他都懒得理睬。见此油盐不进，外婆也恼了，“啪！”地关了电视。
　　顿时，刘某几天来积压在他心里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像一条疯狗，用木棒偷袭了年过7旬的外婆，使劲地砸外婆的头，随后又用刀子割断外婆的喉咙。杀死外婆后，他学着电视里用塑胶袋将外婆装起来，继续心安理得地看电视。
　　警方审问他的时候，他未表现出一丝悔意。他明确地说：“不后悔！”他甚至还坦白，在杀死外婆后，又往外公常喝的蜂蜜里投毒，企图毒死外公，让“他们一起见阎王。”
　　我们在自贡市少管所见到刘某时，他的头发一根根往上直挺，脸上毫无表情我们问道：“能告诉我们，谁让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他居然回答说：“很多人。我老汉（爸爸）、我妈、我外婆、我外公、我那些舅舅、舅娘，还有我那些表叔。”
　　他的父亲当时正在新疆打工，出了那么大的事情，竟然也没回来，而是把事情委托给人办理。对此，我们感觉很气愤，又很无奈。
　　当我们问到：“他们是你的家公家婆呀！你不觉得他们可怜吗？”　
　　刘某冷冷地说：“哪个可怜？我不可怜吗？你们可怜他们，谁可怜我？”
　　这样的回答真让我们面面相觑。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令我们心伤，颤栗。
　　例如：2007年6月16日，在内蒙古包头市，一个16岁的花季般女孩就亲手掐死了自己的祖母。
　　女孩父母双双在外打工。初二之后辍学，她天天混迹于酒吧、网吧、歌舞厅，大手大脚地花钱，沾染了很多不良风气。
　　事发当晚，该女孩约见两个男性网友，来到家中。她甚至毫无羞耻之心，欲与两个男性发生性行为。奶奶坚决阻拦。扭打之中，丧失理智的孙女就将奶奶活活掐死。
　　这些案例无一不说明“隔代抚养的弱控制力”，老一辈管不了孩子，孩子也不乐意让老一辈管，于是，潜在的危机比比皆是。
　　有一种危险就是身边，像空气一样透明；
　　有一种疼痛藏在心中，像玻璃一样锋利。
　　“不用怀疑我的真心”
　　古老的稻田开裂了，在山洪来临之前；
　　沉实的乡村抽空了，在正月十五之后。
　　这是事实，也是命运。每年的民工潮波澜壮阔。青壮年农民工出去以后，农村大地上延续了上千年的旧有秩序彻底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最终形成，其间就必然要经历一个混沌期。虽然这种整体的秩序表现到单个家庭时都是建立了相应的秩序，但是就整体上来说，没有出现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和谐稳定的图画。而表现到单个家庭时，靠血缘关系维持的秩序同样显得脆弱。
　　一位社会学专家指出：“所谓传统的农村秩序，简单地说，老一代抚养出青年一代，青年一代接着抚养出下一代，代代相传，薪火不熄。放眼整个神州的农村大地，平凡的泥土上都是这样的故事，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或者说传统，早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和谐。而现在，农民工不得不涌进城市，那种骨架也不得不跟着散掉。散掉了怎么办？重新构建农村的骨架。农村的骨架最主要的是什么？还是家庭。那么构建的主题当然是‘什么样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就目前来说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个案的。这种个案在个体上可能体达到了某种和谐，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体性远未形成一种共通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整体和谐的东西。而就个体家庭的和谐来看也是不很稳定的，问题多多的。”
　　这位专家所说的“整体和谐”，不是某种角色独立承担的。因为它往大的方面说就是指整个农村文化的重建、特别是新农村文化的重建。这种重建牵扯到家庭、教育和农村社会的各个成员在内。而构建的首要问题是：各个相关群体承认和接受农民工离开农村，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承认和接受不是简单地看到、见到或者意识到，而必须是面对这一既定事实，并在这个事实发生之后认真思考。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农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各个相关群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重建过程中，责任最重的要数在孩子父母走后承担父母责任的监护人，他们将成为这种秩序的新的主体。与这个深感责任重大的主体相对应的是，艰难地适应与无奈地接受这个过程的是留守儿童。可以说，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是被动的，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必须看到，对于监护人（非父母一方的情况）来说，孩子带来的是“外来性”——不是自己的儿女，监护人必须努力克服这种外来性。同时，“外来性”也表现在孩子一方，在孩子身上，只有父母是与自己是一体的，同性的，而监护人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外来性”——不是自己的父母，“外来性”自然带来不安全性、排斥性和躲避性等社会特征。
　　这种“外来性”并不只是表现在问题儿童、问题监护人的身上，即便是在非常细心、非常用力、非常负责的监护人那里仍旧存在。简单的说就是：监护人嫁接了父母的责任，但是代替不了父母的角色，更行使不了完整的父母责任。
　　“我怎么会不想孩子好？一千个、一万个想他好，他父亲是我弟弟，他是我侄子，血都是一样的，根本不用怀疑我的真心。”
　　这是2006年8月我们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南水镇调查时，村妇赵英流着泪说的一段大实话。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段话，勾勒出整个中国现在的留守儿童监护体系的原始基础——家族的朴素情感。而赵英也是一位极其负责的姑妈，但是她的负责加上家族的血缘依然融化不了尴尬的“外来性”。
　　侄女赵晓敏今年12岁，父母在外打工。赵晓敏从小跟祖母长大，11岁读初中时来到姑妈赵英家。赵英的家境比较好，住在当地镇上，丈夫在镇上做生意，家里有一个13岁的女儿，和赵晓敏一同读初二。
　　8月12日下午，我们正在赵英家做调查，碰上两个孩子放学。两个孩子说说笑笑地从外面跑进来，突然看见我们坐在屋子里，赵晓敏立刻收起脸上的笑容，变得胆怯起来。
　　赵英的女儿则冲进来，好奇地打量我们，问到：“你们是哪里来的？来我家干什么？”小女孩打扮得很漂亮，表情很可爱，之后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放，依偎到母亲身边，听我们说话。
　　而赵晓敏则跟在她表姐后面，猥猥琐琐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躲进房间里不再出来。我们问赵英侄女怎么了，她的女儿抢着笑道：“她就是这样，家里只要来生人，她就躲进房子里，除非是舅舅或者外婆来。”主人的优越感带来的自信一目了然。
　　赵英告诉我们：“她就是我弟弟的独生女儿，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现在住在我家。”
　　赵英说的虽然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有些字眼仍然让我们觉得很刺耳，“她”和“我家”最让我们难以承受。她说话的声音赵晓敏应该完全可以听到，而我们想以前家里来人，应该也像现在这样对这个出现在她们家里的这个女孩表示好奇，赵晓敏应该也是这样躲起来，那么赵英必然也是这样说的，赵晓敏太多次地听到这句话，会在心里留下什么呢？姑妈为什么每次都不注意呢？这或者无可厚非，正如她所说这里是她家，她不这样说又该如何说呢？
　　事实上，赵英很疼这个侄女，基本上自己的女儿有什么侄女就有什么。吃饭的时候都是帮两个孩子盛饭，如果给女儿夹了一块肉，肯定也会给侄女夹一块。如果从街上带冰淇淋，至少也会买两个，女儿一个，侄女一个。每次如果女儿和侄女有冲突，她还总是先骂女儿一顿，不管是谁的错。
　　女儿不高兴，嘟哝道：“妈，你真偏心，一点都不疼我！”
　　赵英立刻瞪了女儿一眼，说：“不疼你，你怎么长这么大的。不疼你我早就出去打工了。”
　　见赵晓敏回到房里，赵英特地告诉我们：“我侄女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女儿身上的衣服一起买的，同一款式，一样的价钱。”
　　听到她的话，我们突然意识到，赵晓敏身上的衣服好像是和表姐身上的衣服一样，但是，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显然，赵英是给自己的女儿仔细打扮过，而赵晓敏似乎没有这种待遇。
　　对此，赵英有点委屈地说：“我也要帮她打扮，可是每次她都不肯。她的想法有点怪怪地。”
　　赵英又说：“她是有点怪，好像很怕人，特别怕她姑父，基本上不和他姑父说话。她姑父人很和善，就是不爱说话，结果，她只要见到他就像见到鬼一样，立刻就严肃地很。”
　　说到这里，赵英苦笑了一下。
　　赵英表示赵晓敏很懂事，经常主动帮自己做些家务，不像自己的女儿懒得很，啥都不会做。赵晓敏不要催，见事做事，手脚麻利。比如姑妈扫地，她就拿另一把扫帚帮着扫；姑妈洗衣服的时候，她就跟着搓衣服；姑妈做饭，她就跟着洗盘子、洗碗。有时候她甚至帮表姐叠被子。但是，赵英很心疼侄女，每次都劝赵晓敏不要做。
　　赵英说，侄女和女儿相处得很好，邻居都说两个孩子像一个母亲生的，只是侄女不太和邻居们说话，而女儿经常欺负侄女，侄女总是让着女儿。不过，有一点她特别强调，侄女很依恋自己，基本上在家里总是跟着自己，大部分时间也只和自己说话。
　　我们特别问赵英，侄女多长时间回奶奶家一次？她回答说，一周就回去一次，侄女自己会骑自行车，所以只要到周末就回去，不论刮风下雨。
　　赵英说：侄女应该是想奶奶的。
　　我们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一个多小时里，赵晓敏一直躲在里屋。直到赵英叫她出来，她才低着头，坐到我们面前，但是依旧不敢看我们的眼睛。
　　我们突然有一种负罪感！赵晓敏做了一个小时的局外人！而这一个小时我们一直在谈论她，这真的很残忍。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也一直把赵英的家认为是赵晓敏的姑妈家，而从没有把这里当作赵晓敏的家。
　　我们和赵英（包括她的女儿）共同把她踢出这个家一个多小时。
　　仔细一想，应该不止一个小时！从赵英的谈话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赵晓敏一直都游离在这个家之外，就像她的父母游离在城市的形式一样。
　　而姑妈赵英在一个小时里一直把她当成侄女。推而广之，姑妈在更多不说话的时间里也是把她当作侄女。那么，这个家里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不可否认，赵英的确很细心地照顾赵晓敏。但是，这个家对赵晓敏总有淡淡的疏离；当然，赵晓敏对这个家也有同样淡淡的疏离。寄人篱人，无论怎样，那滋味都不好受。
　　何况，孩子心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始想法：姑姑再亲，不是自己的妈妈。这里不是自己的家，自己是个外人。这便是孩子眼里的“外来性”。而姑姑所体现的“外来性”则是：孩子是弟弟的女儿，我要照顾好！我要照顾好孩子，比自己家的孩子还要用心，因为侄女在我家。我要用更多的爱去关心。而越是这种“更多”越突出其“特别性”。而这种“特别性”正是个人与家庭的间歇性，或者说是“外来性”。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外来性是双向的，外来性又是普遍的。同时，“外来性”又表现得很温和，是良性的。但是恰恰因为温和尚且不能消除，说明“外来性”的深刻。试想，如果“外来性”表现得冷漠、暴烈，像恶性肿瘤一样，那将是扎进亲情肌肉里怎样的一根毒刺呢？
　　无法原谅的“老畜牲”
　　其实，毒刺并不遥远，也不陌生。在偏僻的农村，在城郊接合部，即便是触手般扩展的城市，这样的毒刺也时常可见。也许时间不同，也许地点有异，也许毒刺发作的方式各有各有的痛感而已。这毒刺分为两端：一端是无形，一端是有形的。无形的是一种危险，一种不安，一种潜在的苦痛；有形的则是洁白如纸、等待书写的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由于留守儿童处于劣势地位，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所以，我们更关注监护人一方的外来性行为。一般监护人的“外来性”除了有意无意地刺伤留守儿童的自尊心外，还表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冷落，苛刻待遇，甚至虐待，不闻不问，厌恶，孤立，等等。而根据我们的调查，监护人（父母除外）此类的表现并不是十分明显，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还都是良性的，他们对托付给自己照看的留守儿童也是很用心的。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对监护人恶性行为的忽视和揭露，相反，对这种情况要深入思考。如果是脓包，就要用刀片划破它，不要害怕出血和疼痛。因为，监护人（父母除外）就生活在留守儿童的环境核心里，一旦他们完全否定和放弃了留守儿童，甚至是恶意打起留守儿童的坏主意，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不幸的是，类似的案例在调查中是有相当数量的。有些令我们震惊，有些让我们叹息，有些让我们拍案而起。
　　2006年3月，我们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曹家镇调查时，村民王某就向反映了他们村里的一留守女童小艳被看护自己的祖父强*　
　　的“丑闻”。
　　我们问他为什么说是强*　呢？他说因为女孩哭着向回来的父母说她并不愿意，而且有反抗。
　　在王某的指点下，我们来到小艳的祖母家。
　　祖母梁某看到我们，面色大惊，她似乎对我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我们来村里做调查的事情几乎尽人皆知。
　　我们还没有开口，她就立刻大叫起来：“　哪个王八蛋那么无聊，告诉你们这样的事情！我是没办法活了。”
　　我们说：“什么事情您没办法活了？”
　　她主动地说：“就是孩子她爷爷的事情！”
　　我们说：“既然你知道我们来的目的，那么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