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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鲇械囊坏闱哺压喂饬耍⑼怖钛┗担甑撞话亚骨澹湍盟帧＠钛┗槐频妹挥邪旆ǎ缓玫搅俳男熘菔写蚬ぃ滋斓北Ｄ贰⑼砩献鱿赐牍ぁＲ桓龆脸醵亩泳兔蝗斯芰恕＞旁路荩钛┗鋈サ氖焙颍恿诰幽抢锖貌蝗菀捉枇�100块钱给儿子王生，让他坚持一个月，好好住在学校，赚了钱再给他寄生活费。
当我们到王家时，门口站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听到他们议论，我们知道，李雪华走后的第39天，王生昏倒在宿舍里，学校把他送到医院，同时找他家人却没找到。注射一瓶葡萄糖后，王生醒过来，但是情况还是不太好，身子太虚，学校赶忙把他送回家里。
我们问：“为什么学校不让他在医院治疗？”
一个农民不屑地说：“学校可不想负这个责任，况且学校已经送他到医院注射了一瓶葡萄糖。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怕惹麻烦，说不清楚。医生想让孩子住院，学校可不想再出钱，所以就送孩子回来了。”
我们见到王生时，他正躺在打着补丁的棉被里，身体消瘦，脸色蜡黄，眼睛深凹，嘴唇干燥。一位好心的邻居正在给他喂粥，因为没有力气下咽食物，一次他只能吃半勺粥。
快到晌午的时候，接到消息的李雪华从徐州急急忙忙地赶回来。看见儿子的第一眼，就瘫倒在床前，嘴里喊到：“老天爷，怎么会是这样？”
王生则从被子里伸出小手，放到母亲面前，手心里放着滚烫的人民币，100的人民币。李雪华走时给儿子的那张人民币。王生吃力地笑着，气若游丝地说：“妈，我省了一百块钱，用来还债。”他的声音始终只是在喉咙里响，低得必须靠近他才能听见。
听见儿子这么说，李雪华泪如雨下。
王生竟然没有花一分钱，他这一个多月是怎么过来的？原来，他这一个多月上完课后一直都在给镇里的一家杂货铺打工，工钱很少，拿着那点工钱，他每天只吃几块馒头，喝自来水过活。
而他打工的事情，学校居然没人过问，也没人找过他，直到他昏倒在教室里。
母亲知道这些，更是伤心，哭得脸都变形了，鼻涕下垂到嘴里。她攥着儿子的小手，毫无目的地喊：“娘啊！老天爷倒那么狠，让我孩子受这罪。一个多月就吃馒头，喝凉水，不见油星，不见肉，是怎么受过来的？”
王生用尽力气，天真地说：“妈，我吃过一次肉。有次老板留我吃饭，给我半碗菜，里面就有一块肉呢！”
听儿子这么说，李雪华竟是再也忍不住，完全崩溃了。
像王生这样的生活艰难、上不起学的农村留守儿童中国现在有多少呢？他们受教育的情况又有多少人关注？这真让我们为农村甚至中国的教育忧虑。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
我们强调经济发展，我们强调社会和谐，我们也强调共同富裕。但是当一切的现实问题接踵而至，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中国的根本还是在于教育。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到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而与“人”关系最密切的无疑是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出什么样的“人”，教育跟不上去，“人”就跟不上去；“人”不跟不上去，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很多人分析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往往会提到日本和德国，很多人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中国也会提到日本和德国。对比他们就会找到差距，而差距的造成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诸多方面中，教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特别是日本，可以说和中国站到了同一起跑线——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但是战后20年过去，日本和德国已经跃居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人民啃树皮，吃野菜，甚至被饿死的现象屡见不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甚至把原因全部归结为教育！
不妨摘录一些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吧：日本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早在1950年就已经达到99％，这距离1945年他们战败投降仅仅5年时间。与他们的“教育投资论”相对应，战后他们的教育经费几乎每5年就会翻一倍，整个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8。3％—9。1％。高等学校数1970年比1961年就增加65。4％，学生数增加109％，硕士生增加2。3倍，博士生课程增加37。1％。即使到了2000年，其教育经费占GDP支出的比重还达到3。12，高于美国的2。65，德国的2。37，更远远高于中国。
对于前西德，“二战”结束后教育系统为经济部门培养和训练了大量劳动力。1964年受过职业教育的职工人数；占14—65岁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一。到1976年5月，前西德全部就业人员中，有68％的人受过职业教育。到1978年4月，前西德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量增加，这时前西德平均每五名就业人员中就有一名以上是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德国统一后，教育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到1993年止，德国成人识字率已达99％，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综合入学率已达79％，教育指数已达0。92％，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各年龄组人口的比率已达36％，以上四项指标均居发达国家第二位。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全民教育迟迟未能真正启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才算真正开始。这其中带来的影响世界有目共睹。
那么，改革开放后明确提出了发展教育的中国教育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以发达的弹丸国家瑞士作比较。瑞士人口只有720万人，而教育经费的投入是：以1999年为例，达到219。7亿瑞郎，折合人民币约1100多亿元，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5。65％。瑞士的教育经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了88％，占地方政府预算的25％（全国各州的平均数）；而联邦政府仅负担12％，占联邦政府预算的8％。
再来看中国的教育支出：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为3849。08亿元
；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为4637。66亿元 ；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
；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 ；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为7242。60亿元
；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4465。86亿元。而2005年财政性预算，教育支出更是占到了GDP的3。12％左右。
应该说，我国现在对教育已经充分重视起来，教育支出也基本在逐年提高，虽然与发达国家还有诸多差距，但是受现实的限制并不是一时可以追赶上去的。
然而，现在的中国教育到底什么情况，并不能由几组数据说明。我们还是要看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这个事实，最好还是来自农村，农村是教育最落后的地方。像温家宝当年到安徽农村考察一样，“要看看最贫穷的村庄”，而不是看“试点”、看“模范”，抑或纸上的数据，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趟就能看到一般性。
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尚且没有完全普及！在很多农村，“教育无用论”甚嚣尘上。就像“诱*
事件”里的王小惠和她的弟弟一样，很多农村家长和孩子觉得读书没有作用，并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当欠在萧县王家寨调查时，就不时听到这样令人难堪的声音：
“上学有什么用？大学生还不如我打工赚钱多。”
“不想上学就是不想上，爸爸让我打工去，打工赚钱娶媳妇。”
“出去打工可以找个好婆家。”
“我看家里有大学生的还不如我们生活的好……”
现实的功能性、目光的短视和早结婚早生子的思想等，使很多孩子往往初中没有毕业就外出了，甚至有些孩子小学都没读完，便辍学在家。
这些孩子中间有很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原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的生活胜地自己。可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孩子“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生活也许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前进了许多，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却远远落后于时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家里太穷，根本就供不起读书，属于非自愿辍学；而另一些情况，则是因为农民自身认识不够，理解不了文化与物质的双层结构，一味的追求物质，把文化不当回事；或者是由于家长外出，孩子的成长进入迷途，真的就不想读书，这些就属于自愿辍学。
另外，在当今教育体系里，拿非义务教育类的高等教育赚钱的理念还是没有消退！国家一再强调重视教育，可是初级教育普及不了的同时，高等教育的收费却很高，普通高中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到2000元左右，而高等院校年学费平均维持在4500—5500元之间，于是在很多地方出现，高中甚至大学的建设出现“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局面。
我们的调查显示：仅仅分析一个农村大学生，其教育支出就要占到一个家庭收入的8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想养起一个大学生，那么近20年时间，除了基本的吃穿住行以外，农民所有的收入都要投资到孩子教育上。
而有些家庭甚至比这还要糟糕。
梦里的春天带着泥香
在王家寨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碰到过一个像王生一样让人辛酸的家庭。这个家庭有父亲李有，母亲王利丽，大儿子李洪震、大女儿李子怡、小儿子李洪涛。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家庭”里的另外一个。现在想到这个家庭，我们的心还疼得抽搐。
当我们到李有家时，王利丽和女儿正在她们的三间破旧的瓦房前收拾一堆麦草，母亲和女儿都带着头巾，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周围灰尘和草屑乱飞。
看到我们来访，母女两个赶忙拍打衣服，拿下头巾，整理头发，之后把我们请进屋子。
屋子很小，很暗，堆满了陈年的什物，其中一堆孩子们穿过的旧衣服就放在当门，后来王利丽告诉我，那都是李洪震和他的表兄穿过的衣服，她想整理一下，看能出能找出几件给小儿子李洪涛穿。
在零乱的屋子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王利丽的兄弟四年前给的，金星牌，在那之前已经用了近10年，因为买了彩电，所以才把旧的给了姐姐家。电视机调台的旋扭已经脱落，调台时必须用钳子辅助才能扭动调台杆。
当我们问到：“电视机还能看吗？”
王利丽微笑着说：“能看，还能收到徐州台和淮北台，很清楚的。”
这个女人从一见面，脸上就带着微笑，我们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也不知道那些痕迹的重量，只是她的额头的皱纹已经一层一层，眼睛也深陷下去。可是她始终微笑着，用微笑掩盖岁月的贫寒和阴冷。
女儿李子怡站在旁边，显得很腼腆，一句话都不说。
我们很想说对王利丽说：你女儿的名字和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一样。但是，这和她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的两个世界。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满屋子的奖状，从客厅到里屋，红色的奖状贴满了所有的墙壁，从最早的1995年的李洪震（上面布满蛛网），到1996年的李子怡，再到1998年的李洪涛，直到最后一张最新的2006年的李洪涛。奖状太多，家里根本用不到墙纸，贫穷的家境，破烂的墙垣，因为这些奖状显得荣耀，充满希望，同时也带来别一样的沉重。
三个孩子都很争气！李洪震那年考上了大学！李子怡在重点高中读二年级，成绩非常突出！李洪涛那年考上县一所优秀的私立高中，学费全免！
正因为三个孩子都很争气，整个家庭却伤了！
李有家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来源。全靠李有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赚点钱，但是李有身体不好，只能给人打更巡逻，工钱就少得可怜，而打更的时候还常常被不法分子殴打。实在没有办法，三个孩子必须有一个辍学！打工先养活家里。
家里经过商量，小弟李洪涛决定背负这个担子。
当我们提出要见见两个儿子时，王利丽低下头，略为伤感地说：两个儿子砍杨树枝去了。砍下的树枝是湿的，但是，晒上一段时间可以作为很好的柴禾。
然后，王利丽重新微笑着让女儿去找两个兄弟。当女儿走后，王利丽在我们面前突然掉下眼泪。她说：“实在是太难了！”她向我们说了一些藏在心里的话，那些话她从来不敢说给孩子们听。
丈夫李有身体本来就不要，四月份在一次巡逻中，被人打了一顿，在内脏留下淤血，但是丈夫坚持着工作，一直没回来，病也没治疗，可他坚持不了多久的，身子就快垮掉。而王利丽从两年前就开始卖血，一般人都是一个月一次，她却半个月就跑一次医院，护士都不敢招惹她，她每次都让护士多抽些；儿女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到山上的采石场打工，拿着锤子在烈日下做男人的工作，甚至要来回搬运几十公斤的石头。有一回来例假了，她也在干活，结果弄得裤子上全是血，让在一起干活的男人们臭骂了一顿，说是秽气。她将眼泪咽进肚里，默默地坚持着……
王利丽的头发其实全白了，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每隔两个月她就会用最劣质的油染发。
她泪流满面地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读书，但是想想，我死又有啥用？”
李洪涛最小，但是很懂事，又因为上初中，所以回家的次数最多，对家里的情况也最了解。他和母亲一起隐瞒着家里的很多事情，并且决定出去打工，下半年就去他爸爸那里。
王利丽说：“小的（最小的儿子）今年考上学费全免的高中也没办法读，我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们，他们生错了家庭，跟着我这个没能耐的妈妈和同样没有能耐的爸爸，从小就吃苦，看看人家的孩子……”
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听了真是揪心，不时地安慰她：“你已经尽力了。你是一个好母亲。你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等儿子和女儿回来时，王利丽已经擦干泪水，重新微笑。
两个儿子穿着破旧的衣服一高一矮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满脸的坚毅，像两棵栗树。大儿子面带微笑，而小儿子有些腼腆。
李洪震看到的是未来美好的家，父亲母亲不用再受苦受累，这个时间用不了多久，或者说，就在他读完大学后。可是不久，他给我们写来长信，告诉我们说：“我想上大学，但是家里需要钱，所以我也想出去打工，但是弟弟说他打工，为这个我们争论了半天。弟弟说，我上大学可以很快出来赚钱，所以还是他去打工。争论好久，家里决定弟弟出去。我虽然没去打工，但是到大学要好好学习，争取快点赚钱，爸和妈就不用那么累了。在学校也要事做，至少赚得生活费……”
而弟弟李洪涛看到的则是现在，在我们和他单独谈话时，他偷偷地告诉我：“爸妈太累了，都那么老了，看看人家的爸爸妈妈多年轻。我现在不读书也好，读了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哥哥姐姐是板上钉钉了，肯定能上大学。再说，等他们上完大学，家里有钱了，我再读技校、专科也行。到时候还有可能上大学呢。”
这个小儿子给我们的震撼是最深的！他完全就是一个大人，生活的重量让他那么早就成熟起来，成熟得让人心疼。或者不该这样的，他应该还是孩子，他有权利做一个在母亲身边撒娇的孩子，做一个很阳光、很幸福的孩子，可是生活剥夺了他的权利。看着他深深的眼眸，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哀伤，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