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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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们，他原来有“恐高症”，刚一开始，爬到网架上就头晕，甚至想哭，半天不敢动，晚上还做噩梦，梦见自己摔死，死的样子很惨，于是工头就当众辱骂他，他还是不敢动，工头威胁他，让他滚蛋。他心里一着急，居然可以走了，但是两只腿仍旧不停地打颤。现在他早已经适应网架上的生活，钢筋就像脚底城市的马路一样宽。
或许那是一种无奈，他们的世界就只有一条钢筋那么宽，走过去便活，走不过去只能摔死！
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确从网架上摔下来一次。接着他把左手拿给我们看：手掌上老茧满布，手指粗大，指甲很小，有一个指甲盖里积着浓黑的淤血，大拇指和中指（因为经常夹烟）焦黄，特别让我们留意的是那只畸形的无名指。左手的无名指！在现代人眼中，这是一个神圣的手指，在这根手指上，像李家和这个年纪的城市人基本上都有一个标志：一枚让人爱惜终生的戒指！而李家和的这根手指上，有一个更大的标志，在那根手指上一个时代在驻足。手指从中间向里极度弯曲，关节处有一又硬又亮的疙瘩，那个疙瘩阻止了戒指通过，但是比戒指更绚目！
2003年冬天，李家和在芜湖的建筑工地上从四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落下来，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小雨天气，工头觉得可以出工，大家便各自忙碌，在四楼的网架上扛一根钢管时，脚底突然打滑，钢管一下子落下去，紧跟着他的身体也失去重心，向后倾斜，他伸手想抓住网架，为时以晚，像一枚黄叶一样，飘零而下。他说当时他认为自己要死了，他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眼前一片乌黑。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身体在半空中，撞到一块木板，又从木版上弹出，狠狠地砸到地上的一堆白灰里，白灰顿时腾起一阵浓烟。是那块木板救了他，经过木板的减速，他下落的高度可以减为两层楼，他的手先着地，手指碰到地面的瞬间，整个建筑工地都听到一声清脆的骨骼的断开声。而他本来就有腰椎键盘突出的病史，腰部落地时更是锥心的痛。那根钢管，落下来的过程中经过几次碰撞，砸到下面一个农民工的头上，因为头上带着安全帽，所以没出问题，他只是扑通倒在地上。他爬起来的时候，骂了一句“狗日的！”然后，便没事一样继续工作。
事故发生后，工头很惊慌，看到李家和没事，又脸色一变，狠狠地臭骂他一阵。随后，李家和一个人跑去医院。医院说他的扭了腰，左手无名指骨头断裂，建议留院观察一周。李家和死活不肯，因为医院的费用太贵，而一周时间，他可以做很多事，赚200块钱。他让医生给无名指做了简单处理，用药棉、纱布和一根竹片固定住，防止骨头变形，然后回到工地的帐篷。休息了三天，他坐不住了，就到年关，表现不好，他怕拿不到工钱，又想多拿点工钱，于是拖着疼痛的腰和断了骨头的手，上了网架。后来，没到十天，感觉干活不方便，他把手上的纱布拆除，结果无名指骨头错位，造成现在的模样。
我们和李家和在嘈杂的车厢内聊天。火车在大地的暗夜里，低沉地呻吟。过年！回家！那一夜，火车上的人全部失眠，我们也失眠。跟随着人，黑夜失眠，疲倦失眠，贫穷失眠，城市和乡村，一切的情绪彻底失眠。
我们很庆幸，没有买卧铺，如果躺在黑洞洞的卧铺里，将丢掉那种失眠。
夜深的时候，我们请李家和嚼槟榔！李家和笑着拒绝了，他说槟榔让他恶心。北方人从来不吃槟榔的，而在长沙小小的槟榔都和他作对，他拿那片树皮没办法，每次面对工头满嘴的槟榔味道，他只想呕吐。
他从又黑又脏的旅行包里，拿出一只装着白开水的水杯，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饼，吃一口饼，喝一口白开水，嘴巴塞得鼓鼓的，对着我们笑。
我们突然无法承受他的笑容，太重！
饼吃完，整个下半夜他几乎没吃别的东西。只在凌晨四点左右，小心的从旅行包里，掏出一袋包装良好的沙琪玛，捏出一块，吃了两口，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那是他买给儿子的，他舍不得吃！我们让他吃我们带的东西，他死活不肯。
天亮的时候，郑州到了，转乘陇海线上的一辆火车，2月9日，大年三十，接近中午1点，我们达到徐州。
小小村庄的幸与不幸
徐州，中国交通要地，汉文化中心，地处苏鲁豫皖交界。我们在徐州市找到一辆车，决定请李家和当向导。他十分高兴，因为可以免费坐我们的车。下午3点，我们几个人和李家和一起，开车驶向李家和的家乡——安徽北部与江苏连接的萧县永固镇。
汽车很快开出喧闹喜庆的徐州市区，在宽阔的公路上飞驰，公路两旁，是北中国特有的笔直的白杨树，远处是无边无际的麦田，更远处青灰色的山峦连接着天际。偶尔汽车经过一个小镇或者村庄，总能看到繁忙的人群和响亮的鞭炮声，红红的春联贴在一幢幢灰墙红瓦的房子上。
李家和告诉我们这里还是江苏，江苏北部的农村和安徽北部很相似，但是他们相对富裕。他的一个反映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安徽与江苏的差别。汽车在某个地方，突然颠簸一下，紧接着是持续不断的剧烈颠簸，车速不得不放慢下来。
李家和兴奋地说：到我们县界了！
对于我们三个外来人，这突如其来的颠簸，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一些东西。它叫贫穷，又叫落后。那一个接点，隔开两种生活！汽车开出公路，行驶到乡村标志性的泥土路上。
汽车继续行驶，中间走过一段安徽省的省道，然后开进乡间公路，公路是破败的，狭窄的公路上坑坑洼洼。李家和说这条公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公路沿着一条河流蔓延，河流上有几座村庄，隔着萧索的树木远远地望去，房屋拥挤在一起，仿佛古老的遗迹，没有生气，几声寥落的鞭炮响声，是那里有人居住的唯一证据。很快一峦山出现在东方，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家就在山脚下。
下午5点，我们到达李家和的村子。将近一年半时间了，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准确地在调查手记中找到那个村庄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当我们走下车，有一种酸楚猛烈地撞击着我们的眼睛；这个存在深入骨髓——农民，农村！我们左顾右盼，空空荡荡。包围我们的是寒风凛冽和无力的狗叫。傍晚的阳光，斜斜的照耀，没有温度，只有影子。那个村庄赤条条地摆在面前，让我们有些畏惧。”
村口聚集着人群，老人，孩子，妇女，穿着厚厚的棉衣，手缩在袖筒里，脸孔冻得通红，嘴唇发青，但是眼睛里写满焦急。
这些人都是在等外出的亲人回家。
我们和李家和一起从人群中走过去，引起一阵骚动，紧接着骚动归于平静。突然，一个孩子，从后面追上来，拉住李家和的手。那是他的儿子，可是刚才在人群中，他并没有看见儿子。可能是他没认出儿子，儿子又长高了。李家和走的时候儿子只到他胸口，而现在快到他的肩头了，儿子的声带也变了，音色变得低沉，还有他想不到的是儿子脸上印着一块暗红的疤痕，而他走的时候儿子的脸是光滑的，那是儿子前不久和人打架留下的。
李家和看着儿子，又悲又喜，眼里噙着泪水。他的大手拉住儿子的小手，儿子幸福地笑着，露出焦黄的牙齿。
儿子笑起来很像李家和，嘴斜斜的。
我们送了小家伙一个小礼物——一只钢笔，他一开始不敢要，抬头看他爸爸。李家和点头示意可以，他才欢欣地接过，接过礼物他不忘记对我们说声谢谢。
跟着李家和，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这个村子是狭长的，往上延伸，越来越高，一直到山上，一条主道，贯穿整个村子，主道上铺满黄土，道路两旁布满破败的房屋，麦垛，楼板，瓦砾堆，沟壑，臭水塘随处可见。道路越往上越难走，到了村中央，已经全是石头。而最尾端的人家完全住在山上的一片枣林里，那里已经没有道路和村庄的概念。
因为是大年三十，村子里很热闹。家家屋顶飘着炊烟，弥散着浓浓的香气，炮竹声不绝于耳，红红的春联贴满整个村庄，孩子穿着新衣服在路上追逐嬉闹。男人们满面红光地走街串巷，老人们也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女人们则大多在家里忙碌，温柔贤惠。这个时间农村是最欢乐的了，外出的男人女人都像归位的众神一样，孩子有了父母，老人有了儿女，丈夫有了妻子，妻子有了丈夫。农村回到最初的定义，遍地饱满，饱满得像夏季的麦穗，闪耀收获的光芒。
这一刻我们能感觉到乡村的温暖和快乐，那种温暖和快乐在经历一年的煎熬、残缺与守望之后到来，程度加倍。但是，这种温暖与快乐并不稳固。它只是一个整体。在过年共同的喜庆气氛里，又有多少不幸的故事被掩盖掉呢？
我们见到村长黄敬华。据他介绍他们村里外出打工人员大概占到全村人口的30％，占青壮年人口的60％，在这其中，只有男人出去的占到67％，夫妻双双出去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接近27％。这是典型的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村庄，其中留守儿童大约150人，占全村儿童的54％左右。
随后我们在村子里，安顿下来，准备住一周的时间。一周内我们计划到周边各个村子做些调查。
当天晚上，我们由村干部陪同，分组到部分农民家中，就农民工过年的情况进行访问。小小的村落里的访问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和村长首先到了李家和家。到他家里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水果、瓜子和热水，厨房里顿着鸡和排骨，散发浓浓的香味。看见我们到来，一家人立刻起身，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东西。两个孩子懂事地给我们搬来椅子。看得出他们很幸福，当电视里放到冯巩的小品时，都乐得合不拢嘴。但是，当我们不合时宜地提及；李家和什么时候走时，一家人的情绪立刻变得低落起来，两个孩子明显表现出很烦躁，甚至仇视我们的神情。
只有李家和无奈地笑着和我们说话。
访问中，我们还喝了一杯酒，算得上名牌的白酒，就在村民候震宇的家中，他是两天前从新疆赶回来的，带回来7000块钱。到达他家时，他正在和老父亲、几个兄弟、侄子们喝酒，兄弟和侄子们，也都是年前从遥远的工地赶回来。酒桌上摆满鸡鱼肉蛋，他们酒兴正浓，脸上红红的，有些醉意，饭桌旁，家里的老母亲和其他女人，以及孩子聚在一起，边看电视，边看他们喝酒，他们心里，这喝酒的场面应该比电视更好看！
听说我们是外地来的，侯震宇立即说了一声“不容易”。他坚持要敬我们一杯酒，我们笑着喝了，酒很辣，也很甜！喝完酒，他给我们每人夹一块肥大的猪肉，嚼着猪肉，很香。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洋溢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当我们走出他的家，走到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村民李晓欧家里。李晓欧今年38岁，妻子田爱兰，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上小学。我们到达李晓欧家里时，他们的门紧关着，屋子黑洞洞的，隔着窗户看见电视微微的光亮，没有人声，只有电视机的声音。我们敲了几次门，门都没开，门口的狗对着我们直叫。最后，在老村长的劝说下，我们终于进去了。开门的是田爱兰，我们提议她把灯打开，她不理睬我们，还是村长打开了灯的开关。灯光昏暗，照亮他们发霉的屋子，屋子很冷，又脏又乱，靠墙放着炉子，上坐着水壶，墙被炉火熏地乌黑，菜桌上油腻腻的，放着猪肉，猪肉切了一半，菜刀立在菜板上。我们走进里面屋子，屋里的气氛很压抑，两个儿子正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机很旧，黑白的。一家人表情木讷，只是看，不笑也不说话。我们和田爱兰说话，她不搭理。于是我们问她的大儿子：“爸爸呢？”他爱理不理地说：“打工去了。”两个孩子躲避我们的目光，显得很委屈。看我们没有离开的意思，田爱兰说出事情的状况。原来李晓欧今年没有回家过年。李晓欧一年前到浙江打工，给当地建设桥梁，年底却没有回来，而且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音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田爱兰说话的过程中，眼睛就红了。
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她的邻居过来了，让田爱兰接电话。电话竟是李晓欧打来的，因为自己家里没有电话，所以他每次都打到邻居家里。田爱兰和两个孩子立刻跑到邻居家，我们也跟着过去了。
田爱兰拿起话筒，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张口就骂：“你这个狗日的，你死哪里去了，也不打个电话？死活总要给个信。”身边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电话那头的李晓欧声音沉重。原来他还在浙江！他也想回家，可是因为要不到工钱，没钱买车票，要不到钱，他也觉得没脸回家。在这个大年三十，万家团聚的晚上，他只能和另外几个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一起躲在漏风的帐篷里，和工友们凑钱买一张电话卡，轮流往家里打电话。田爱兰责问他为什么不早打电话通知一声。李晓欧说长途话费太贵，反正三十晚上要打电话，就一起打一次够了。这个李晓欧，难道就不知道家人急吗？李晓欧在电话里反复问：“家里可好？孩子可好？春节有没有买肉？千万不要太省钱，一定要把年过好。”他又说：“等拿到工钱就寄回家，给两个孩子上学用。”他要求儿子们听电话，又怕话说得太长，话费太贵，他让两个儿子一起听电话。两个孩子刚把头伸到电话筒上，喊了声“爸”，就哭得说不出话了。那情景真让人心碎。
一个男人，春节要躲在帐篷里，眺望家的方向；一个家庭，春节少一个人；妻子没有丈夫，孩子没有父亲！多买些肉！买再多的肉都无法弥补这种残缺。
这一家人注定过不了一个舒服年。
那天晚上有一户人家我们没有进去！原因不是主人不给开门，而是我们不敢敲门。
村民李大阵的家没有院子，我们到达他家时，门窗紧闭，屋里没有亮灯，好像没人。可是，根据村长反映，李大阵昨天就回来了。正在犹豫是否要敲门时，屋里传出“吱噶、吱噶”的床板响声，伴随阵阵的“吱噶、吱噶”声，是一个女人畅快的呻吟。不是有意偷听，实为巧合，那是农村夜色深处的秘密。我们和村长笑了，转身离开。而村长告诉我们，李大阵去年结婚后十几天就出门了，一年后回来，妻子为他添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调查中我们还见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情况。
黄求平，男，25岁，两年前结婚不久和妻子一起到深圳打工，将当时只有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顾，为了赚钱，甚至省火车费，他们中间没有回过家。今年春节夫妻两个实在熬不住了，黄求平买一张车票，让妻子回家看看孩子。他说他的“工作”很忙，脱不了身。妻子死活不愿意，非要和他一起回来，最后他下了好大决心买了两张车票。回到家里，快三岁的女儿，已经会走，会跑，会说话，会骂人。本来，难得的团圆，一家人应该很高兴的。但是，女儿却不认识他们，不和他们说话，不和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