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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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适合少儿阅读的文学作品,书籍大多是新的,也有一部分是旧的。用来读书的会议桌重新装修过,桌面明亮光滑,凳子全是新的,房顶装了新的吊灯。
我们看见里面有很多小孩子在专心读书。一位当地幼师毕业的姑娘小戴,是专门从镇幼儿园聘请来的辅导老师,主要负责监护孩子们的活动,指导他们看书,监护他们的行为,和他们进行沟通,听他们说些天花乱坠的想法,排遣他们的孤独。
老耿等村委也都经常会到图书室看望孩子们,和孩子们聊天。
小戴告诉我们,现在是上课时间,所以在“乐园”的孩子基本上是还没有上学的小家伙们。如果是周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孩子。房间的另一半放着一张标准的乒乓球桌,两个高过球桌一头的孩子正在打球,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们打,只看到球在桌子上跳,他们很难打一个完整的来回,但是玩得很认真。
老耿和老谢原来的办公室被用作放映室,放着电视和DVD。小戴说,放映室一周开放三次,周中一次,周末两次。周末开放的时间很长,主要放映一些科普片和教育片,也放一些内容健康的情景喜剧和故事片。孩子们喜欢凑热闹,每次进放映室,他们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
小戴还告诉我们:村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经常会到“儿童乐园”来玩耍或者读书。这里就像一个大的家庭,她有做家长的自豪。每当看见孩子因为想妈妈哭泣,她都会细心劝慰,甚至把孩子抱在怀里。这里的孩子,有很多都叫他“戴妈妈”,弄得年纪轻轻的她很不好意思。这里很少能看见孩子打架了,偶尔会见到个别孩子闹别扭,她就悉心开导,让孩子认识错误。
小戴说:“孩子就像小树,这里给他们阳光。我姑且算一个园丁吧,培育他们成长。”小戴很谦虚,她不说自己的功劳,也不说自己的付出。
老谢告诉我们:小戴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才过来的,不太情愿,只打算做一段时间,然后进县城找事做。而且一开始,孩子们也确实很调皮,长时间的没人教养,个个顽劣得很,比方,撕图书室的书,在桌椅上刻字、胡乱追逐打闹、甚至顶撞小戴。有一次,几个孩子从田里抓了一只大青蛙偷偷塞到小戴的包里。小戴伸手到包里拿东西,几个孩子就在一旁哈哈大笑,小戴没搞清楚什么情况,也跟着孩子笑,突然青蛙就跳出来,爬到她身上,吓得小戴惊声尖叫,差点没昏过去。
受了委屈的小戴当即就拿了包,找到老谢,说不干了。
老谢一席话又把她留住了。老谢说:“我们也知道你一个姑娘家难,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孩子也很难,他们是有点顽皮,但是不坏。不过,如果现在再没人教导他们,难保他们将来怎么样。今天他们往你包里放东西是小事情,说不定明天就要从别人包里拿东西,那就是大事情了。我知道你受了点委屈,告诉谢伯,是哪几个孩子的杰作,谢伯打他们屁股,打到你满意为止。”
老谢的话,让小戴哭笑不得,但是其中道理她很清楚,所以愿意暂时留下来的。老谢说:“你留下来就好。如果你真的想走,我们也不怪你,这穷村子毕竟比不上县城,一个姑娘家管一个村子上上下下的孩子也不容易。但是再等等,等我们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们这些老骨头,孩子不乐意跟的,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全天陪伴他们。”
当时,小戴只是碍老谢的面子,再做一段时间。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听话,越来越可爱,也依恋上她。而她也爱上了孩子们,心里突然有一种自豪感、成就感,所以她一直做下来了。
而关于耿忠民,“儿童乐园”里的孩子,随便找一个都能说出一些有关他的故事。一位6岁的小朋友就告诉我们:去年冬天,她一个人在家里,用炉子烤火,因为太疲倦,太暖和,居然睡着了。睡梦中不小心将把脚伸到炉子里,鞋子和裤腿熔化掉,皮肤烫伤才惊醒过来。醒来后她就嚎陶大哭,但是因为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没人理会,奶奶回来才被发现。奶奶年龄又太大,抱不动她,就在这个时候听说这件事情的耿忠民赶来了。他首先说了孩子的奶奶一顿,然后把孩子抱到镇上的医院,孩子敷药包扎后,他又把孩子抱回家。随后几天,天天过去孩子家里一躺,观察孩子的情况。
另一个小男孩告诉我们:耿爷爷的水性非常好。原来夏天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到湖里洗澡,正好被赶去渔场的耿忠民看到。耿忠民看见几个孩子玩的正高兴,又是在浅水里,所以没斥责他们上来,反而一个人坐在岸上看着他们,几个孩子在水里大声叫喊:“耿爷爷下来洗澡!”耿忠民笑而不应。突然小男孩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好长时间没上来。耿忠民急了,跳进河里。这个时候,小男孩大笑着从水里冒出来。原来几个小鬼合伙捉弄耿忠民。耿忠民却没生气,因为他看到孩子们都很听话,只在他指定的水域里游玩,而孩子们在水中的时候真的很快乐,所以他也很高兴。那次他竟和孩子们在水里玩耍起来。
在“儿童乐园”,我们并没有看到耿忠民。
老谢说,上午他去镇里开会,现在应该回来了,估计在渔场忙活。老谢带我们去了耿忠民的渔场,在那里果然见到他。他正在渔场喂鱼。年近六旬的他,看上去很精神。
说起农民工外出,他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就不明白,莫大的洞庭湖就养不起一方人,富不起一方人?在他看来有些农民工外出纯粹是赶潮流,有些甚至到外地农村去给当地农民打工。
耿忠民有点焦急地说:“那是别的地方农民的思想革新了,开办乡镇企业,村办工厂什么的,这么好的洞庭湖为什么就不能搞我们自己的村办渔场?我现在搞鱼箱养鱼也挺不错的,向他们推荐技术和思想,可是就是做不通。人是出去了,孩子都扔家里了,总要有人照应——或者这洞庭湖真的已经不能养活他们了?”
而一听我们提起“儿童乐园”,他又有说不完的话,孩子的事情一直搁在这位老党员的心头。
他说:“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村都是这种情况:村里的干部出去打工了,有些村甚至书记和村长都出去了,这像话吗?我们村里也有出去打工的干部,但是我严格规定,村常委中,我、老谢、副村长老周、妇女主任黄霞,不允许出去。而村里其他的干部就不好做工作了,还是有些人出去,像青年团的,像治保主任,还有几个组长等,他们一走工作都要我们来接。本来村委会的工作就多,又散,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忙了。每天我是从早忙到晚,家里,村里,镇里,村委会,镇上的会议,渔场,哪个都要跑,其他三个人也好不多少。但是孩子们的事情我们不放松,我们以工作制的形式每天都要有一个常委抽一定时间在‘乐园’陪孩子们,观察孩子们的情况,本来‘乐园’又在村委会,所以这样我们陪孩子的时间也更多些。我觉得给孩子身上花多少时间都不算多,反而少了。但是,这么繁重的工作,又没什么报酬,有些同志就不愿意了,特别是家里不怎么宽裕的同志,比如黄霞,她几次要求出去打工,我始终没同意。这妇女主任可是与孩子最密切的人,怎么能放她走呢?后来我给她出了注意,让她在乐园旁边开了一家小卖部,这主意好,既方便孩子们买东西,又可以监督孩子们不要乱花钱,而且黄主任的收入也适当增加一些。”
耿忠民话虽然说得轻松,但为了“儿童乐园”,几个村常委确实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就拿他自己来说,两年间,往“儿童乐园”里投入的钱绝对不止一开始的1000块,每次购买图书、活动器具,他都要出钱。辅导老师小戴的工资,很大一部分也是他拿的。最近一年间,他已经不给儿子家补贴了,原来每月他都会给几百块钱,对此,儿媳妇心里有点埋怨他,到村里说公公不管她和儿子娘俩的死活(丈夫外出打工了)。而因为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都放在孩子身上,他家里的地基本荒芜掉了,渔场大部分时间也是老伴在照看,老伴不太懂其中的秘诀,鱼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去年更是因为鱼群生病,治疗不及时,死了近2/3。
而耿忠民始终觉得这是值得,而且是必须要做的。当我们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坚定”时,他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亏谁都不能亏孩子!我们吃点亏,孩子可以更好些。这个亏就该吃,而且也就不叫亏了。”
在从华容县回长沙的途中,火车行驶到岳阳楼下,看着八百里洞庭,我们突然想起了两句诗:一句是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是陆游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
然后,我们就很温馨地想到了耿忠民和谢宝生。“谁亏都不能亏孩子!”这一句话就是耿忠民和谢宝生用自己的行动写出来的动人的诗句。他们读书不多,只会用泥土抒情,用船桨写字,但这句新时期善待留守儿童的“名诗”,却像阳光下的宝玉,闪烁迷人的光芒。
“偷煤贼”与“投毒者”
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其成长的三个环境,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外,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环境则是社会环境。对于成长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来说,其社会环境从狭义上来说,就是出生地及其周边区域的农村社区。
在这个狭义的社会环境里,所有的农村构成元素都是环境要素,村庄这个整体除去父母、监护人、学校和包括水井、草垛、茅房等在内的物化环境以外,剩下的就是故里乡亲。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的邻居就是这个孩子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孩子每天进出家门,经常会碰到邻居,即便碰不到邻居,也要从邻居家门经过。如果邻居是个酒鬼,那么孩子对酒就会有很深的印象,或者闻到酒就恶心,或者对酒渐渐产生兴趣。如果邻居每天在家里开收音机,那么音乐的声音可能让孩子喜欢上音乐,也可能让孩子讨厌,因为这打扰了他/她的休息和情绪。如果邻居是个赌徒,那么孩子常常可以听到麻将、色子的声音,甚至孩子也会到邻居家里观看,或者逢人就骂邻居做犯法的事情。而如果邻居家里天天打儿子,儿子天天哭泣,那么孩子可能会变得胆怯,也怕自己的父母打自己,或者他也可能很好奇,跑过去偷偷看邻居家里儿女挨打的场面,然后在村里到处宣扬,并对施暴的场面慢慢失去刺激反应。
也就是说,邻居跟他/她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距离太近,基本上可以算作一家人,当然是形式上的一家,不是情感上的一家,更不是生活上的一家。
但是,这种形式上的一家,又不是城市里简单的形式上的邻居。很多城市居民,楼上楼下的邻居,住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所谓“老死不相往来”指的就是这些人。有些城里人好一点,碰见的时候能够认出面孔,但是叫不上名字,也说不上话,可以说毫无联系。仅有的联系可能是楼下的三更半夜大吼大叫,扰乱了楼上的休息,天亮后楼上的到楼下去理论;或者是楼上晾晒的衣服掉到楼下,好几天也不见有人还过来,所以下去敲门找衣服。这种形式上邻居和城市的人群构成有关,城市的人群可以分为外来流入和本地居民。而所谓的本地居民,大部分也是早年从异乡/地(农村或城市)流入的,一般只有一两代,这种人群的构成对城市不可能有那么深的情感,或者说不会产生发自内心的依恋,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所说,城市人不容易产生故乡情结的原因。
另外,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生活状态也完全不同,不管城市居民是流入居民和本地居民,他们追求的是工作和收入,这注定了他们的漂泊性,本身就是无根的,房子总是在转移,即使一家不转移,也很少有两代住在一起的。特别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兴旺发达,购车族的增多,一辆车子就是半个家甚至就是一个流动的家。这也就决定了城市里所谓邻居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相互影响不会太大。
而农村完全不同,农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泥土之上,建立在家族之上,一个家族在一个村里一般都已经生活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千年,父母和儿女都生活在一个村子,并且只要下一代不迈向城市,还将一代继一代地延续下去。于是村里的人都是认识的,熟悉的,不论同姓不同姓,也不管男女老少,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生计来源等大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构成一个整体。加上乡村本来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村头一声吆喝,村尾都可以听见,一件小事情可以引起整个村子的轩然大波,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可以被看作邻居,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形式上的联系是有血有肉的。
因此,农村的社会环境构成就更紧密,所有村里的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
而在这种构成紧密的农村社会环境里,对于孩子来说,故里乡亲对其成长环境的影响表现为被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这无形中构成一种矛盾:他/她不能为孩子所控制,又深刻地影响着孩子。这种作用在留守儿童身上又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留守儿童失去了父母的监护和教导,往往不加辨别地被无形作用完全影响。同时,也因为其父母的不在,所有的故里乡亲都有意无意地成了他/她的监护人,影响之深不言自明。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一种整体作用。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话真的很对!用在留守儿童身上,无疑就更加正确。所谓“一方水土”恰恰是农村社会环境整体性的一种表现:靠水的村子,基本上都是渔民;靠山的村子基本上则是山民。渔民一生在水里游泳撒尿捕鱼,渔民的儿女也在水里游泳撒尿捕鱼。山民一生在山上放羊种树采石,山民的儿女也在山上放羊种树采石。或者,山民渔民会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劳累、腥臭,那么他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出水,走出山,他会告诉自己的儿女要好好读书,上大学进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会不断的鞭策儿女,儿女不好好学习他们会狠狠地教训儿女,甚至抡巴掌,抽鞭子,即便儿女走不出水和山,他们也希望儿女可以生活得更好些,多长些见识,不要再在水里山里像他们一样窝窝巴巴地过活一辈子,可以找点更光鲜的活法,反正是不要过自己过的日子。
可是父母走了,谁来教孩子?水和山来教孩子。水和山教孩子什么?水和山当然不会教孩子离开水和山,水和山只会教水和山的事情,更甚至于水和山会教比水和山更恶劣的事情,总之不会教高于水和山的事情。由此可见:能与农村社会环境的无形侵蚀相抗衡的只有父母的影响力,即有些父母可能也可以把孩子往另外的方向引导,而留守儿童远离了父母或其中的一方,于是,没有人过问,或关爱得不够,任由侵蚀,最后能变得和长辈一样地生活着,甚至更坏。
2006年10月,在皖北濉溪县丁里镇一个村庄调查时,我们就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社会本身对留守儿童的影响。那个村庄很穷,人也穷疯了。村里见不到一栋楼房,甚至见不到一座像样的瓦房。村里人习惯了游手好闲。
村长告诉我们:夏天的时候,人们家里没电扇,烈日当头,拖张破席子,光着膀子往树荫下一躺,睡得天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