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村长告诉我们：夏天的时候，人们家里没电扇，烈日当头，拖张破席子，光着膀子往树荫下一躺，睡得天昏地暗，苍蝇在头上到处飞，浑然不觉，口水流到耳根，亦没有反应。冬天里，没有暖炉，男女老少穿着破旧的棉衣蜷缩到麦垛里，从上午睡到天黑，鼾声四起，响彻天空。这里的人特别能睡，仿佛前辈子没睡过似的。再说，只有睡觉，让他们减少一点热量，得到一点快乐。又因为睡觉，男女很早就搂在一起，生的孩子更多。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就越懒，越懒就越破罐子破摔。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早年，村里没有人安分地种地，不种地也出去找活计，村口一条公路成了他们的本钱。公路上跑车，跑的却不是他们的车，他们只有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除了铃铛，其他都响。他们有平板车，平板车太重，他们懒得拉。公路是江苏省修的，因为江苏省在当地开采煤矿，煤要拉回江苏。
那么，公路怎么就成了当地人的本钱？原来，不知道是那个村民第一次动了耙头，乌黑的夜里，拉煤的车队载着一车车乌黑发亮的煤炭从村口经过，他站在村口，过一辆车，就迅速地从车上拉下几耙头煤炭。车队过去，他收获了整整一竹筐煤。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村里人都开始效仿他。那些年里经常在三更半夜看见无数的黑影拿着耙头，幽灵一般，长长地排在路边，等到有车队经过，他们疯狂地掠夺。到了后来，他们不满足于只在黑夜掠夺了，大白天也明目张胆起来。因为是他们的地头，车队也没有办法，只有任由他们掠夺，就当作孝敬“地头蛇”了。久而久之，这成了村里人的风俗习惯，男女老少都干这事情。
当我们去的时候，很多男人女人已经被贫穷逼出那片土地，跑进城市打工去了，留下的是已经种植在那里的劣根，留下的是一些仍旧在偷煤炭的懒汉，注定也留下满地的偷煤炭的孩子。我们就见识了那些孩子“完美”的掠夺。
我们是跟着村里一个叫刘明军的孩子去的。他12岁，读小学五年级。当听我们说想见识一下他怎么搞到煤时，他很得意地说：“很简单，去了你就知道了。”他拿出一个乌黑的竹筐和一根耙子，耙子杆接近两米长，耙齿又细又长，排得很密很宽。他告诉我们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为拉煤专门做的。拿着工具，他又叫了村里其他几个孩子，风风火火地来到村口。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把工具放到地上，在公路两侧堆起石头，石头中间留出一道缝隙，大约刚好能让一辆卡车通过。
刘明军老练地说：这些“孬种”（司机）因为害怕被人偷煤炭，所以运煤经过村庄时都像疯子一样地开车，一转眼就飞过去，根本就没办法搞到煤炭。于是，他们想了对策，在公路上堆上石头，这样司机就不敢开得太快了，煤炭也就搞到了。不一会，运煤的车队过来了，速度果然放慢下来，一群孩子发狂一样地从车上把煤炭拉下来，落得他们满头都是煤灰。司机盯着他们，他们就骂司机，甚至用石头打他们。司机不敢下车，悻悻地把车开走了。
这电影一般的镜头令我们骇然。
回到村里，我们问村长：村里有这样的坏习惯，为什么不过问？
村长说：他也没有办法，地方穷，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讨生活，哪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他没参与偷煤炭的活动里已经算是万幸了。
而他本人到底有没有偷煤炭？
村里人告诉我们：“哼，他也偷！他怎么就不偷了？不偷拿什么活！”
农村人常说：“学坏容易学好难！”这是很深刻的。十件好事给一个孩子的影响往往不及一件坏事情产生的深刻；对孩子十年的良好教育有时候抵不上一个月的恶性教育。分析一下不难发现，社会上大部分人、大部分事情是平常态的，良性的，孩子也司空见惯了，在他们心里留下不了太深刻的印象。反而一些反常态的坏事情、坏念头给他们的冲击一下子可以将他们带上不归路。十件对一件尚且如此，十年对一个月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想想这些，刘明军成为偷煤炭的小贼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农村社会环境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还表现为个体性。众所周知，任何的整体都是个体构成的，构成农村环境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影响到失去父母庇护的留守儿童。个体性的影响没有规律可言，如果孩子经常和某人来往，那么影响可能是长期性，长期性的结果是慢慢沉淀下来的东西；如果孩子只是和某人在某一时间发生对撞，那么影响就是突发性的，凡是能给孩子带来影响的突发事件一般又都来得十分猛烈。
例如，在湖南省华容县治河渡镇做调查时，我们就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故事同样发生在洞庭湖水域。故事的主角叫莫春华，一个11岁的男孩子。
莫春华的父母都在城市打工，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顾他，父亲留下的半亩鱼塘同样交给莫春华的爷爷管理。祖孙三口就住在渔场旁的船只里，守着破旧的家具，天天随着洞庭湖的波浪摇晃。因为老两口想省钱，船上没有通电，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机，每天晚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亮在水面上，时间仿佛回到遥远的年代。
与他们的渔船相距不远的是莫春华本家的一个叔叔莫东升的船屋，船屋很大，设施也齐全，电灯、电视、电扇都有。而莫东升也有个儿子，和莫春华玩得很好，比莫春华低两个年级，叫莫晓旭。于是，放了学，莫春华总爱往莫东升家里跑，和莫晓旭一起写作业、看电视，有时候甚至就在莫东升家里吃饭。
奶奶对此很生气，认为在别人家玩玩也就罢了，可是总是在别人家吃饭始终不好，奶奶怕莫东旭两口子嫌弃孙子，虽然他们嘴里说得好听，说什么“没事，婶子！哥（莫春华的父亲，即莫东升的堂兄）和嫂子都不在家，春华也怪可怜的，喜欢在我们家吃饭就让他吃咯，都没把他当外人，和自己孩子一样。”
但是，老人心里一直有疙瘩，尤其是忌惮莫东升的老婆。老人说，那个女人是村里有名的母老虎，平时就会装模作样，发起火来谁都不认。所以老人三番四次教训莫春华，让他以后不准在别人家吃饭。
但是，家里没有电灯电视，怎么能留得住莫春华？他还是往莫东升家里跑。
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下但没有睡着，莫春华从外面回来了。奶奶和他说话，他不理睬，显得闷闷不乐。因为点的是油灯，老人眼神又不好，倒也没有发现孙子出了什么情况。
第二天傍晚，放学后，莫春华一反常态地跑回家，钻到船里，再也没露面。天快黑的时候，莫东升跑来，火冒三丈地叫嚷。老人问他什么事情。他说，莫春华往他家的渔场里撒“毒稻谷”，毒死了好多鱼。
竟真有这事情？
老人跟着莫东升到他家渔场，看见灰暗的水面上铺着一层白色死鱼。莫东升的老婆正蹲在渔场边哭天喊地。老人意识到的确出事了，回到家里质问孙子。莫春华死都不开口，脸色灰暗发白。最后，老人在一个角落里找到装杀虫剂的瓶子，发现里面是空的。老人当头一捧，知道这事情的确是孙子干的。
莫春华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在莫东升的渔场里下毒呢？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在莫东升家里玩，吃完饭，和莫晓旭抢着看电视，因为不让莫晓旭看喜欢的节目，莫晓旭就哭了。莫东升看见儿子哭，拉下脸，对着莫春华就是一巴掌，接着把莫春华推出船舱，嘴里骂道：“没爹没娘的孩子，找死！以后不要到我家来了，再来把你的腿打断！”
这样的刺激哪里受得了？莫春华回到家里时，脸上印着五个通红的手指印，奶奶并没有发现。老人后来见到我们时说：“平时见他（莫东升）挺好的，毕竟还是孩子的堂叔叔，谁料到那么狠！我原本只知道他女人狠。”
结果第二天，莫春华就在莫东升的渔场里下了毒。
当我们见到莫东升时问他，为什么要打莫春华，难道不知道他的父母不在家，而且还是他的本家叔叔？
莫东升冷漠地说：“他父母出去打工，关我屁事？又不是我孩子，怎么就打不得？就算是我的亲生儿子，做了错事也要打！何况我们一家待他不薄吗？”
的确，我们无法驳斥莫东升的话，也无法消除他的冷漠。我们只是感到有一丝疼痛，一些惋惜。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时候，村里的其他人员似乎没有责任更没有意识为留守儿童而改变自己，他们给留守儿童带去的是他们自己的任意行为，这种行为甚至是强迫性的，完全没有过滤，有好的，也有坏的，而留守儿童只能部分或全部接受。而这些东西究竟会给留守儿童带来什么，没有人深思，仿佛跟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们（留守儿童）的父母出去打工赚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替他们想？他们赚了钱会分给我一份吗？
那么，在这样现实的情况下，怎样使留守孩子更好地在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的农村社会环境里健康地成长起来呢？没有父母的保护和监管，孩子丧失了对这种环境的区分能力和抵抗能力，只能依靠日益分散的农村基层组织去关注孩子，去创造对孩子有利的环境，这样能行吗？特别是，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有一种痛楚来自残缺，像刚刚破碎的瓷碗，伤口若刺；
有一种忧郁来自脆弱，如刚刚掐断的草茎，汁液似血。
残缺与脆弱
诚如上面所讲到的，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从狭义上来说是农村社区，是村庄和故里乡亲。这个社会环境，体现着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是农村基层组织。而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是什么？基层组织对留守儿童客观事实和主机态度的现状又是什么呢？应该说，治河渡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还算完整的基层领导构成、他们有耿忠民和谢宝生这样负责的村委领导为他们做实事，做急需的事。然而，河渡村只是一个良好的个案，现实中大部分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甚至让人担忧。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农村基层组织有各种有样的表现，但主要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代快速的进步，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在新形势下逐渐弱化，在最近十余年里，其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普通的村干部结构一般还是像改革之初一样设置村委书记、村长、副村长、妇女主任、会计、计划生育办、青年团、治保、村组组长等等。另外，由于分田到户，共同活动的空间大大减少，村委会开会的次数很少，好一些的村庄可能每周或半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但是，全体干部会议一个月都很难开一次。有些甚至是半年都难得召开全体会议。更甚者，村常委会一个月或数月都不召开。即便开会，能够到齐的也不多见。
这样，原本松散的组织更加松散，原本简单的机构更加显得简单。村委会成员教少，任务繁重，设置机械，制度混乱。当新的形势出现，其表现出缺乏弹性，不够完善，传达不畅，革新不灵，跟不上要求，新的任务得不到及时明确，新的制度得不到有效贯彻。即使明确，也没有合理分工，新的责任则存在模糊不清，谁都不愿意管的现象。而有些新责任则不断积累到原有组织人员身上，出现责任叠加，责任人本身就把这种责任混淆，最终出现很多工作也就无法落实。
另外，组织硬件设施的简陋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组织功能的弱化。我们所调查的大部分村庄，其村委会办公场所还是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房子是老瓦房，有的甚至还是草房，办公室内光线较暗，白炽灯很少见到，更多的是昏暗的低功率灯泡。会议室也很简陋，桌椅大都很破旧，灰尘扑面。电话倒是有的，但是超过两台电话机的村公所并不常见。很多情况是书记、村长共一台，其他人则共用一台，而现代化办公的电脑、打印机之类就更少见了。
在我们调查的农村基层，有电脑的不超过5％，这些可能还算好的。我们甚至在湘西、皖北等很多地方看到没有村办公场所的村子。皖北萧县永固镇的一座村庄就把十几年前建设的村公所承包给村民种菜，而其办公场所简单的设置在村常委的家里。
落后的组织结构和落后的办公条件，让基层办事效率极为低下，造成组织功能严重滞后，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近二十年来的农村两次大的变革税费改革和新农村的建设上。税费改革过程之所以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出现那么多类似《中国农民调查》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村基层组织混乱造成的。而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农村的发展对基层组织的要求无疑更高，科技进步、教育改善、经济发展、村貌建设、环境美化、文明进步等各种问题都摆在面前，简单的组织结构已经无力承载这么重的任务。
在此情形下，我们再把笔触落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农民工运动中，落到农民工所留下的“留守儿童”身上。“留守儿童”绝对是农村最新形式下的最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农村基层功能弱化表现尤为明显。
在我们调查的村庄里，当向村领导提及“留守儿童”时，不懂得或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的就占到34。3％，这个数字很让人吃惊。更为吃惊的是，他们根本不把留守儿童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更奢谈问题的解决了。一个村长就告诉我们：“这也算是问题？这和农民出去打工不是一个问题吗？算什么问题？”
言下之意，不仅留守儿童不是问题，连农民工也不是问题了。这种组织结构落后到哪里去了？它远远地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新农村建设。在调查中，有57。4％的村组织的确“听说”（让人震撼！）或者了解“留守儿童”问题，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相应措施。问村领导，领导回答说：“这个工作要谁来做？应该是妇女主任的吧。”而妇女主任则说：“这和农民工有太大联系，而且是整个村子的事情，应该由书记和村长负责。我担不起来。”
他们也知道是整个村子的事情，可是没有人去落实。就是在巴掌大的村里，责任推委的现象居然也这么严重。而真正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并且做了研究的仅仅有10％左右，研究后推出相应政策的村庄显然就更少了。
分析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基层结构本身是一方面。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基层组织的人员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农村干部文化水平大都比较低，目光短浅。一般的村委书记、村长基本上学历都不高，很多只有简单的军旅生涯，退伍后就回地方做村官。很显然，原有的军队教育是跟不上现代农村发展步伐的。更一般的状况是村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只和土地打过交道，没有搞过真正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对于新技术、新观念一点都不感兴趣，不少村支书或村主任、村长尚且如此，一般的村干部就更不用说。有一个村里的治保主任居然是刚刚出狱的犯人，为什么让他当这个村官？是因为他跟派出所的人混得很熟！
人员素质的低下，导致思想的狭隘性。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