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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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和，女，35岁，丈夫前年打工，意外死亡，工地陪了1000块钱。两个孩子正在读初中，家里周转困难。去年她也到浙江打工，在服装作坊接线头，两个孩子交给同村的姐姐照料。我们看到她的第一眼，不敢相信她才三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脸上镌刻深深的皱纹，双眼凹陷，颧骨突出，手掌粗糙，皮肤松弛，腰也弯了。我们到时，她和两个孩子边看电视边包饺子，她做饺子皮，两个孩子包饺子馅，包出的饺子奇形怪状。虽然家里很苦，屋子空荡荡的，家具几乎也都卖掉了，但一家人很幸福，看样子似乎忘记了两年前的悲伤，守着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们还是会发出难得的笑容，只是刘桂和不愿意向我们提及丈夫的事情，更不愿回答两个孩子留守姐姐家里的事情。
这个家是残缺的，不是因为丈夫死了；这个家残缺，因为活着的刘桂和出门在外。
春节她一定会赶回来，跟孩子们一起过的。她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春节我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太可怜了。”她所说的可怜，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小儿子脖子上，至今有一块粉红的伤疤，像只蝴蝶，村里的人都知道这块伤疤，戏称它为“项链”，那是去年小儿子在姐姐家里，从桌子上取热水时烫伤的。
而外出打工的张百顺没有回来，并且永远地不再回来。
张百顺，在山西太原打工，半年前走的，前几天还一筹莫展地给妻子林菊花打电话，说弄不到车票，可能回不去了。当天早上，林菊花却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张百顺高兴地告诉她自己就要上车了，估计天黑可以到家。在张百顺家，我们只见到他的儿子、女儿和母亲，屋子里摆满一桌丰盛的饭菜，饭菜都凉了。孩子喋喋不休地唠叨奶奶：“怎么爸爸还不回来？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
林菊花见天都黑了那么长时间，丈夫还不回，焦急地去村口等了。
我们赶到村口。村口的风很大，吹在脸上犹如刀割，桥头亮着一盏手提灯，一道光柱射进黑暗里。灯后面一个黑影坐立不安地张望，那是林菊花。从林菊花口中，我们得知，张百顺在山西挖煤，走半年多了，一个月有1000多的收入，已经向家里寄了5000块。而林菊花是个跛子，走路不太方便，做不了重活，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和农田里的小活计，全家老小就依仗张百顺一人。
我们和村主任陪她等了20多分钟，黑黑的原野上没有任何动静。夜空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远远地可以看见城镇上空升起美丽的焰火。小李的手脸已经要冻僵了，不停的放到嘴边，呼气取暖。
最后，我们和老村长返回村里，而林菊花死活不肯走。
大年初三那天，一个噩耗在村子里炸开：张百顺死了。因为回家心切，他挤上一辆超载的大巴，原本只能装下60人的车子，塞进148个人，床上、床下、行李架上满满的都是赶着回家的农民工，结果严重超载的大巴在路上翻进水里，他被活活淹死了。
跟着他死亡的消息，到达林菊花手里的是上车前他寄出的两千块钱。
与张百顺相比李伟力可能算幸运的，因为他只是断了一条腿——这种幸运很残忍。
李伟力，四十五岁，在大连建筑工地打工。春节前一个月，他突然接到父亲死亡的消息。父亲是突发脑出血而死的。发病的那天早上，母亲起来做饭，饭做好了，太阳已经升的很高，可是家里的老头子还没起来，平常老人起的很早，因为家里养了几只羊，他每天都要早起喂那些畜生。母亲很生气，大声叫父亲，父亲却不搭理。母亲掀开父亲盖在脸上的乌黑的被头，看见父亲的脸红红的，母亲对着父亲的耳朵叫，父亲还是不搭理，于是用手抽打他的脸颊，依旧没反映。母亲突然害怕起来，到处找人，但是李伟力和哥哥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一群女人，最后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父亲才被送往医院。但是，为时已晚，父亲就如此这般撒手而去了。
接到父亲的死讯，李伟力当即向工地请假，提出提前结束年前的活，年后再来，最重要的是他要拿到一年的工资，但是工头说临近年关才能发工资。李伟力被难住了，躲到角落里流下眼泪，那是一个中年男人浑浊的泪水。
最终，他没有回家为父亲送灵。
就在父亲死后的第十天，李伟力突然被头顶落下的一筐砖头砸断了腿！在工地寒冷的地铺上，养了十多天的伤，他终于拿到了8000块钱，拖着一条残腿，在年前回到老家。我们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裹着厚厚的石膏和纱布。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伟力刚回来时，几个儿子见到他苍老、颓废的神情和那条腿，都心疼极了，纷纷说：爸以后不要再打工了！上初一的小儿子甚至哭成了泪人。可是李伟力却对我们说：“不出去？不出去拿什么养活他们，拿什么供他们读书？腿好了还是要出去的。”李伟力还告诉我们，回来后，他就拖着残腿去了父亲的坟地，给父亲烧了些纸钱，磕了三个头，他说：“俺爹的坟地风水很好，下辈子会是个富人的命。”说着说着他流下眼泪。
那天，我们很晚才睡，躺到被子里，突然感觉到北中国的农村很冷。深夜里，无数的鞭炮断断续续地响起。是撕裂，更是期待；是向往，更是祝愿。
我们冷着、醒着、思考着：真实比最高明的剧作家都更有才华；真相比最经典的戏剧都更具有戏剧性；一个小小的村庄凝固了中国农村那么多的幸与不幸。即便是那些幸运的人，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幸的。面对这种真实的乡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种贫穷连接泪水；
有一种落后盛满残忍；
有一种伤痛令人心碎。
被洗劫的乡村
用一年的漂泊；酝酿一张沉甸甸的火车票；开启一天的回归，做一回自己。一天以后又用另一张火车票，开启一年新的漂泊，酝酿下一次沉重的回归！这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真实的语言，像生锈的金属，没有声音，没有色彩，就是坚硬的一陀，压着时代的腋窝。然而，就像一块破损的镜子里的镜像，真实地浓缩着一切苍白。
春节后，我们在萧县永固镇待了六天。六天里就我们的课题奔走了周边近十几个村庄，调查成果十分显著。与调查结果同时压在我们的心脏上的是整个农村的伤口，伤口古老、深沉，含着浑浊的眼泪。那些东西适合用钢刀雕刻到石头上，而我们只能用颤抖的手写到调查手记里：
这个村子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村子坐落在山窝里，像一个孩子。而石头是这个村子的图腾！村子里到处是石头，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石头本来象征力量，石头在这里却代表贫瘠。
农民要离开农村！已经被绝大部分人接受了，因为他们的天空在城市！
可是我们未曾想到，他们离开得那样急，即使想到，也没能力猜测到那种速度和冲击力。
大年初一，在当地的传统里是一个遭人忌讳的日子：不能动针，不准出门。可是就在这一天，很多人已经踏出家门。在附近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纷纷轻装出行，提着旅行包，戴上手套，装些食物，或者是开摩托车，或者是走路到几里之外搭公共汽车，仿佛走亲访友，悄无声息，不着痕迹。但是谁想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家人全部出来送行，嘱咐路上千万小心，到了一定打个电话，那样的滋味或许只有转身走的刹那才能体会。而初一只是开始，仅仅是开始，是前奏。
从初二到初五，村庄遭遇了一场掠夺！
这几天村庄多了几十分贝的声响，是哭声；
村庄也多了几十公升的液体，是眼泪。
因为害怕晚了工期，到外面找不到活做。绝大部分出远门的农民工在这几天都离开了家。
穿上最耐脏的旧棉衣，扛起翻新的被褥，背着沉甸甸的蛇皮袋，拎着水杯，怀里揣着一枚滚烫的火车票，痛苦抑或潇洒地丢下：“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看着咱娘”，“好好读书”，“在家好好的”，甚至更简单的一句“我走了”！不善言辞的他们此刻都用各自的方式向村子说“再见”，然后转身三五结伴地坐上喷着浓浓黑烟的机动三轮车或者拖拉机，轧过乡村的黄土路，扬起一条长长的尘土，开出村口的小桥，开出曾经日夜劳作过的麦田，开向更远的远方。
在远去的背影身后，是孩子的哭声，是男人或者女人的眼泪，是老人的嗟叹，是无奈，是依恋，是某种割不断却又触不到的岩石抑或流水一样的存在。
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乡村被彻底掏空……
都说，男人是乡村的脊梁，女人是乡村的乳汁。当男人和女人离开，留下了什么？留下没有了脊梁和乳汁的农村，留下一个伤的、虚弱的农村。
在村子的最下方，有一片两层的楼房，当地人叫它新村。本来这个地方是村子富裕的象征，但是走了一圈，在那里竟没有碰到几个人。仿佛一座被遗弃的城堡，我们能看到听到的只有堆积的沙砾，蔓延的野草，枯萎的树木，腥臭的水沟，生锈的铁门，生锈的锁，静悄悄的空气，空气里悲凉的鸟叫，还有来访者的心跳。正午的阳光下，一切被赋予一种神秘的邪气，一群坟冢！就是那个印象！唯一不支持这个印象的是铁门上红彤彤的对联。
老村长告诉我们，这里都是各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盖起的楼房，但是因为长年在外，没有几家真的搬进去了，即便搬进去，也都外出打工了。
我们进几栋楼房看过，里面空空的，最多也就放了一张桌子，一张板床和半截蜡烛，蜘蛛网挂在屋角，新鲜的白灰水泥味道和陈旧地发霉腐烂味道交织在一起。突然就想到一句时髦的话：一切是新的，陈旧的新；一切也都是旧的，崭新的旧。这些屋子在建好的那一刻就老了，长久地守望着主人有一天来填满它空空的心脏。或者，把这片房屋比作“望夫石”般的雕像更为合适。
这种情况不止在这一个村子出现，在我们走访的许多村子都有那样的雕像林立。
而在村子主路旁，一座房子震撼了我们，震撼的力度不亚于一部“好莱坞”大片！就在大年初一那天，我们见到了那所房子，仿佛命中注定。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但就在那一天，她清晰地暴露在我们面前。那天天气很好，阳光很暖，中午，我们走到那个位置，看到她。她的出现很刺眼！
她两边的房屋贴着春联，主人在家里忙碌，可以闻到香味，可以听到孩子的吵闹声。而她太安静了，没有一抹亮色，砖头砌的围墙，参差不齐的倒塌，墙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院子的铁门锈迹斑斑，没有春联，倾斜地几乎要从门柱上脱落，瓦房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房顶一角坍塌下去，露出芦苇和屋梁，隔着院墙，可以看见整个院子。院子里长满杂草，一个老头，戴着黑色的帽子，弯着腰，眯着眼，向屋里走，不，应该称为“挪移”！他的脚几乎没有离开地面，每挪动一下，不会超过五厘米，挪得非常缓慢，从院子中央到屋里，他用了接近五分钟！
老村长告诉我们，这个老人叫黄庭善，今年已经85了。房子是他儿子的，儿子外出打工，妻儿都带走了，四年没有回来过，今年也是一样！老人一个人在家，从不出院子，每天就靠侄子的儿媳妇送的一碗热饭过活！其实他有女儿在外地，女儿想接他过去，可是他不肯，他说要等儿子回来。
故事就这么简单，却疼。而与这种疼相比，更让我们感到疼的是留下来的孩子，伴随疼痛的是巨大的忧虑与思考。
我们亲眼见到离别时孩子眼里伤心而绝望的泪水，就在村子的马路上，一个孩子甚至死命地抱住就要上车的母亲的腿，疯狂得在地上打滚，母亲狠狠打了他一顿，上车走掉，而他在地上一直把眼泪哭干，不停地抽搐。
农民工的来去，仿佛一场洪水，洗劫乡村的一切。被洗劫后的乡村到处都是孩子，也只有孩子，这些散乱的颗粒，自在自灭。某种意义上，孩子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险，窒息。
一群孩子怎么挑起乡村的重量！
李家和走后，我们再次到他家，两个孩子再也不愿意见我，更不知道给我们搬椅子、打招呼，眼里只有胆怯和陌生；刘桂和也走了，我们问两个孩子想妈妈吗？他们说想妈妈，也想起了爸爸；黄求平夫妇也走了，女儿甚至没有记清楚他们的模样，甚至还没习惯地叫上“爸爸、妈妈”，这一走又不知道是几年，几年以后女儿会成什么样子？张百顺的骨灰被运回来了，两个孩子哭得死去活来；黄大阵的儿子仍旧在妻子的怀抱里吃奶，不懂得离别，不懂得难过，下一次他再回来，妻子是否又会给他生个孩子呢？
农民工离开家只是短短的三五天，甚至更短。在这短短的三五天中，村子里发生五次孩子打架事件，其中一件一个孩子竟然用一块砖头砸破另外一个男孩的头，鲜血直流；有一个孩子因为玩鞭炮炸伤了眼睛；有一个孩子偷别人家的南瓜；有五个孩子因为在一块冰上玩耍而落入水中（还好水不深）。除了这些，我们还看到许多孩子玩耍的时间明显加长，有些到晚上九点多都不回家；而有些孩子则整天躲在家里，不见人，不说话；孩子与留下来的母亲、奶奶、邻居顶嘴的次数和程度明显加倍；甚至我们还看见几个孩子躲在墙角偷偷地抽烟。
说白了，农民工出去打工是为了子女，而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则成了没人看管的羔羊。这是一种戏讽，更是一种无奈。
我们在寻找农民工留下了什么？我们在寻找农民工走后的农村的叹息又是什么？如果只有一个选择，那么他只能是留守的孩子。那么，长久以来，我们给予这个群体多少关注，这个群体的原生态生活又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呢？
起风了。
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麦芒一般，将我们的眼角吹得生痛，痛得泪流满面
第一章 叹息——农民工背后的眼睛
洪水吞没的村庄
浑浊的洪水咆哮而过，在一片废墟里我们捡到一枚发烫的果子，含着泪水，我们呢喃到：哦，原来它一直在这里！
2005年5月31日夜，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正下着暴雨，暴雨在湘中的夏天是常见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下吧！下雨还凉快些。天黑后到晚上十点左右这雨就下了，大不了再下几个小时。大家根本没有太在意。家家户户，躲在温暖的屋子里，吃饭，看电视，或者聊天，偶尔也聊到这该死的雨。门窗外，雨正“哗哗”直响，有人靠近窗子，支着下巴，百无聊赖地看着成串的雨水从屋檐上垂下来。是谁说的：“仿佛一张帘子！”——还真是如此。外面的空气很凉，也很清新，“明天早晨山上又可以看见美丽的云雾了！”那种雨后的云雾，山里人见得多了，特别是在夏季的雨后，缭绕腾挪，瞬息万变，很美。
可是，这一次的暴雨有些不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