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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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校留守儿童的情况，暑假的时候，全校所有的教师分成了5组，深入到各村各组的每一个学生家庭，调查了解学生的家庭、生活、学习、行为习惯、思想品质、经济条件等各方面情况。
　　调查结果让学校震惊。就在那个他们天天进出的学校，就在那片他们生活的村庄里，一些天天发生的事情和一直存在的群体他们却久久忽略了。
　　结果显示，包括山田小学在内，该校在籍学生804人（含小学部）中，父母外出务工的有497人，占61。8％，其中父母双亲都在外的留守儿童278人，占34。6％；父母亲一方在外的留守儿童219人，占27。2％。而单单从中学来看，597名学生中，父母双亲都在外打工的有183人，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有236人，加起来，占总比例的70％以上。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着很多问题，像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自卑懦弱、行为孤僻、缺乏爱心和主动的交流，还有的脾气暴躁、冲动易怒，常常将无端小事升级为打架斗殴等现象。
　　调查结束以后，学校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题研究组，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并初步提出了建设全市第一所“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设想。
　　戴热忱校长表示，2005年，关于寄宿制的设想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与帮助，投资100余万元建造了小学部教学楼和学生公寓。但是公寓建设起来，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最重要的还是在公寓的良好硬件设施上实行怎样的管理方式。此时，山田学校的武新仁老师几年来帮助留守儿童孔祺的事迹给了学校极大的启示。
　　我们到达山田时，也见到了孔祺，他已经就读九年级，即将毕业。十五岁的他是个俊朗的男孩，个子高高，身体健壮，显得有些腼腆，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提及他和武新仁妈妈之间的故事。他咬了咬嘴唇，眼泪闪现在眼眶中，良久说不出话来。随后他说到“庆功土鸡”的故事。
　　他说：“现在还记得，那只庆功土鸡。”说罢，他笑了，笑容很真诚，仿佛在他的眼前又浮现着当时的场景和土鸡暖暖的香气。他说：“去年，学校举行关于亲情的演讲比赛，我和妹妹（武新仁老师的女儿）双双拿了比赛的一等奖。结果，妈妈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特地忙了几个钟头，炖一只土鸡。”他叫“妹妹”的和“妈妈”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那么肯定。真的，那的确是他的家。而那次他和妹妹两个演讲的题目都是“母亲”。他说，当时举着筷子，看着那土鸡，他的眼泪不听使唤的流淌，妈妈帮他拭去泪水，给他夹了一只鸡腿。鸡腿很香，但是，他哭得更厉害了。
　　他说，这个故事他已经和很多来访的人讲过，但是当时，他还是有想哭的感觉，泪水的含义和滋味他最清楚。很小的时候开始，他的父母就流浪天涯，打工赚钱，9年里只回家看过他两次，而他只能守着走路都很困难的奶奶，思念着天各一方的亲人。
　　直到遇见妈妈，在结成亲情家庭之前，武老师就已经像妈妈那样照顾了他很多年。
　　具体地说是四年前，那时候孔祺上小学五年级，武新仁老师任他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时候的他寂寞、孤独，也恐惧寂寞和孤独。小小的他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沉默寡言，上课不举手，不发言，经常走神，往窗外远处眺望，有时候甚至旷课；下课后，别的孩子都嘻嘻哈哈地耍、闹，而他总是坐在位子上，不玩耍，不说话，目光呆滞，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显得那么孤独无助，郁郁寡欢，仿佛心里装满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那些事情他从来不和别人说。离开学校，他又成了一个野孩子，年迈的奶奶，管不了他。他喜欢和村里的孩子一起游荡，那样的时候他就忘了父母，对父母的思念也就不会弄疼他。而和蔼善良的武老师从第一次上课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总是远远地坐着、眉头紧锁的孩子。
　　有一次，孔祺到学校附近的农田偷西瓜，被抓个正着，消息穿到武老师那里，武老师立刻找他谈话。孔祺说，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和武老师说过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成绩很差，所以害怕武老师会训斥自己。而那次，他被武老师叫到办公室，更是害怕。他本来以为武老师会骂他，但是，一切让他意外，武老师心疼地询问他有没有受伤，有没有被打。随后，慈祥耐心地开导教育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武老师了解了孔祺的生活情况和心理情况，她决定要帮助这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她在孔祺身上倾注了无尽的关怀，和他的沟通逐渐多起来，给他辅导功课，照料他的生活，甚至周末假期里走九道十八弯的山路去看望他和年迈的奶奶，给他们买些蔬菜和肉，帮年迈的奶奶洗衣服，整理家务，然后给祖孙两个做一顿丰富的午餐。
　　到后来，武老师已经把孔祺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经常给他买衣服、买文具，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也经常让他到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肉给孔祺，以至于她的女儿总是笑着说她偏心。她是有些偏心，她要把父母留给孔祺的空白全部补偿回来。在她心里，他就是妈妈。而孔祺也把武老师看成妈妈，总是以“妈妈”称呼她，孔祺说，能够天天叫上一声“妈妈”他很幸福，妈妈真的很疼爱他。而且，他不但有了妈妈，还有一个爸爸，一个妹妹——武老师的家就是他的家。在家的温暖下，他也变的开朗，学习成绩由原来的倒数第二成为年级第一，并且当上了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
　　孔祺含着眼泪告诉我们，他真的很感谢妈妈，没有妈妈就没有他。他也决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来回报妈妈。
　　这就是“山田模式”的源头，那只“庆功土鸡”背后的启示是崭新的，也是平常的，更是伟大的。由武老师和孔琪案例出发，山田中学课题组成员又选取一部分留守儿童结对辅导，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一定理论。2006年，经过多方准备和试点之后，亲情家庭模式进入实践应用阶段。
　　我们有个共同的家
　　而关于山田模式里老师和学生到底在经历怎样一种变革，身在其中的老师和留守儿童有最深刻和最质朴的感受。以下是当地一位老师写下的《老师，我要跟着你》和一位留守儿童写下的《留守的家，让我快乐着》，不妨摘录于此。
　　《老师，我要跟着你》
　　早自习时，一张小纸条塞进我的手中。是他！我们小家庭中那个小男孩。看着他的样子，我不禁笑了。
　　三个月以前。
　　怎么会有他呢？望着四个孩子的名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换掉他！虽然只当了他不久的老师，但他的缺点太多了：性格倔强，和同学相处不融洽，什么事都喜欢争执，说话不文明，单是倔强，我已经领教两三回了：排座位时极不配合，一个同学碰倒了他的茶杯，那神态，那样子，我只能摇头。
　　当时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老师听说你数学基础不太好，这次正好有个机会，某某老师，他会辅导你数学的。”我正得意于自己的托词。
　　“不，老师，我不换。”
　　“为什么呢？老师真的只是希望你把数学学好。”
　　“不，我不换。”
　　还是这个回答，干脆，没得商量。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晚自习以后，我把他留下。这次还没等我开口，他说话了：“老师，让我跟着你吧，我会认真读书，不会让你生气，让我跟着你吧。”他说的不太流利，有点急。望着他，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出现在了我的小家庭。
　　想到这里，我打开纸条：“老师，谢谢你昨晚对我的生日祝福，我会好好学习，让我一直跟着你。”“我要一直跟着你！”这个孩子就是这样，朴实得让人生怜。我不禁感到惭愧。还好，他留下来了。
　　他留下来以后，通过慢慢走近他，我发现这孩子其实没那么复杂。性格内向的他，他的倔强是因为他的委屈：排座位时，那个女同学笑他头上有白发，脸上有黑斑；茶杯被碰倒时不依不饶是因为那个同学不道歉反而说大话。而当时的我却不分青红皂白批评了他，他不服气。那次，他完全说开了，我们谈了很多，他向我诉说着他的委屈，他的自卑，他的不解。听着他的诉说，我感到欣慰。当然，这只是他带给我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他的进步的快乐，还有些许的感动。
　　刚接这个班时，我经常听到他那不文明的话语，特别刺耳，总是让我极不舒服。现在，那刺耳的音符难得听到了。改掉了这个毛病，同学对他好多了。更难得的是，课堂上的他变化了许多。而让我感动的除了那句“老师，我要跟着你”外，还有就是时不时的亲近。老师，今天很冷——”尤其是那天中午吃饭时我来迟了一部，我听见他急急地对同学说，少吃点菜，老师还没吃。
　　我的孩子，面对你的不设防，你的单纯，你的朴实，我感动着。请相信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段日子，让我和你们一同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学习，快乐地成长！
　　《留守的家，让我快乐着》
　　我的父母经常在外打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我的姐姐也在浏阳读书，一个月回家一次。这让我时常感到孤独、寂寞。就在这时候，我有了一个新家——我和吴文明老师、戴广、涂梦瑶、涂凤霞同学组成的“留守的家”。我的生活由此也就多了快乐　
　　。
　　在这个家庭里；干爸爸经常找我谈心、交流学习情况。当我感到前途迷茫时，是他的鼓励让我重拾了自信，让我有了学习的动力；当我生病时，是他及时让同学陪我去看病，让我得以及时的治疗；当我考试失败时，是他帮我分析原因，找到差距，及时调整学习方法与策略，让我不因此影响自己的学习。
　　在这个家庭里，干爸爸经常带我们开展活动。记得上一次聚餐时，我们一起做饺子，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自己动手做，在做的时候，那饺子就是做不出好看的样子，再加上放的时间过长，最后蒸出的饺子变成了一个大团圆，我们望着自己的杰作都大笑起来。
　　现在，虽然我的父母不在我的身边，但我不再孤独，留守的家，让我快乐着……


我们欣慰地看到，经历着留守儿童问题的阵痛所提炼出来的“山田模式”正在塑造着留守社会的一种和谐，它不仅仅出现在湖南的山田，在四川，在安徽，在河南，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了类似的成功经验，各地也都正在将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广泛地推行和实施。而因为留守群体有共同的责任嫁接，留守环境中的各个群体观念的革新和相关措施的建立具有相通性，那么留守环境中的各个群体都可以借鉴“山田”相关建设的机制，包括第九章所提到的治河渡村的模式。
　　山田人是用力的，也是用心的。
　　然而，山田模式虽然得到社会上高度关注，但并没有在农村大面积普及，普及也需要一定条件。就像治河渡村的模式或别的好的模式一样，虽然有一些地方在参观学习，但并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普及。总的来说，整个社会还需要更真实地面对，更现实地思考，更深入地研究。同时，农村留守儿童自身也要勇敢地直面困境，磨励意志，自强不息。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惊世骇俗的预言，也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先知。
　　诚然，要达到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境地，需要你、我、他，需要城市和乡村，需要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拧成一股绳，共同努力，去呐喊，去建设，去奋斗，去拼搏！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名字就叫“中国”。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名字就叫“中国”。
　　因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声：爱家，爱母亲，爱中国！
　　有一首诗歌，在黑色的土地把竖琴吹响
　　有一股激情，在饱满的夜晚把日历擦亮
　　有一咎月色，坦然地面对天空，读着贝壳、海马、草叶和欢乐，读着流水、蛙声和酒的芳香
　　有一缕阳光，点起热烈的篝火，照着前程，让一支星星的船队在风吹麦浪的季节缓缓启航
　　后记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应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
　　几年前，一次返乡，故乡的一切让我们震惊。得益于国家的良好政策，父老乡亲的生活的确有了很大改善，对此，我们十分高兴。但与此相对应的一些事情却让我们深深忧郁：整个村子有很多新盖起的楼房，新盖的楼房却全是空置的，没有家具，也没有人居住，光鲜的房子摆在那里，冷清得很；同时，大半个村子空荡荡的，只能见到年幼无知的孩子到处玩耍和年过花甲的老人踽踽独行。
　　原因很简单——村里的青壮年男女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滋生出一个沉重的名字：“农民工”。虽然这个名词也早已见惯不怪。但是，农民工离开农村以后，到底给农村留下了什么？他们挣钱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希望和追求又是什么？他们离开农村后，由孩子、老人和一些单亲家长构成的农村社会又是怎样的运转？
　　带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展转于湖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农民工大省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可是越是了解，越是令人难受。一桩桩，一幕幕，触目惊心，扼腕痛惜。许多村子跟我们的故乡一样，人去楼空。那些新建的房子空在那里，农村留不住人，没有生气。农村的孩子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
　　农村留守儿童，甚至农民工问题都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和农村文化的一种反应。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我们说农村伤了，而且伤得很深。我们试图用“伤村”二字让整个社会来关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些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毋庸置疑，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在调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农民工也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三十年，留守儿童问题相应地产生了三十年，并且留守儿童在最近十年集聚增加，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体。有大批的留守儿童已经成长成人，成为下一代新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与其中少数人成为大学生的农家子弟一起，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几前年，农民工问题被提出来，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也被提出，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然而，对留守儿童的认识和关注的力度还是不够，而给予他们再多的关注也不为过分。这是下一代的问题，是祖国未来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靠谁？还是靠这些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有什么样的农村留守儿童就代表着有什么样的未来农村社会，甚至代表着有什么样的中国。
　　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境况令人堪忧、心痛。总结成一句话：成长过程存在很多风险。缺少父母的保护和沟通，情感上他们很孤独。在云南的大山里我们就见到一个七八岁大小的孩子，因为父母都出去打工，他天天陪着羊羔玩耍，不爱说话，不爱笑，也不爱学习，当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