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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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
那么父母走了,并因此已经产生心理阴影的留守儿童又由谁来疼爱呢?又去依靠谁呢?只能依靠成长有机体里的其他角色。其他的一切角色里又有太多不稳定因素,甚至是不安全因素。
父母走了靠亲近的监护人?
监护人不会像父母一样在孩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即使监护人肯,留守儿童也未必乐意接受。监护人说:“管不了,也懒得管。”孩子则说:“他们不管,管我也不听!”而有些监护人甚至对孩子伤害,虐待,施暴,甚至*
污。那么靠老师和同学行不行?老师是园丁,是蜡烛,但是老师也是人。首先,那么多学生,老师不可能也没用精力完全照顾到每个儿童身上,许多老师更是喜欢优秀的孩子,看低没人过问的顽劣的留守儿童。老师说:“他们太不听话,所以没法管。”而专家说:“没人管,孩子自然就更不听话。”这造成恶性循环,而作为“人”的老师,同样具有不可避免的人性的劣根,伤害留守儿童,打、骂、甚至性骚扰都是存在的。靠同学则更是靠不住。他们本身都是留守儿童,往往碰到一起,会产生更加恶劣的后果。而完全靠社会就更不现实,社会本来就鱼龙混杂,是要他们去适应的,而不是去依靠的。
就这样,留守儿童成了谁也靠不住、谁也管不了的难题。时间越长,出现的问题越多。如情感危机,成长畸形,道德滑坡,违法犯罪,安全隐患等等,都在他们身上出现。学习很差,孤独、怪癖、阴郁、行为越轨、暴躁、说谎、盗窃、伤人、被侮辱、被殴打、被恐吓等也时常发生。更严重的甚至出现火灾、溺水、交通事故、离家出走、吸毒、抢劫、杀人、被强*
、被拐买等极端情况。
由于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相应地它也就具有许多农民工问题的特征。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它都具有。
农民工总规模达到2亿,其中离乡离土的农民工目前估计有1。2亿。仅仅湖南目前就有900万之多,而目前全国保守估计的留守儿童人数为2200万左右。最新调查显示,湖南的数量估计在240万左右。农民工分布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各县区、各乡镇,几乎每个村,都有农民工,特别是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江西最多。
同样,留守儿童也是遍布全国,上述各省也是居多数。而由于改革的进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农民工的数量势必继续快速增加,新成长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农民工带子女进城的壁垒还不能完全有效的消除,这也势必带来更多的农村儿童。而因为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涉及家庭,还包括教育、地方、监护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这些角色的责任相互交织,使得它具有了和农民工不一样的复杂性。虽然问题是复杂的,但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需要关注,需要解决,还要好好解决,妥善地解决,尽快地解决。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因为是儿童问题,所以,更加需要注视,它关系着未来整整一代,不同于父辈的一代。这些孩子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中国。
然而,像农民工问题一样,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它的解决注定是一个长期的,必须逐渐摸索、逐渐发现、逐渐实施对策的过程。
除了上面讲过的困难外,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难处还在于有与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个案性。首先,他们是一个个的孩子,孩子不会像大人一样遵循什么规矩和制度,往往不会主动接受什么理念,而必须要灌输,这就增加了难度。又因为是“个人”,所以各个步骤都要处理好,不能有纰漏,否则,“救”,还不如“不救”。其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环境,能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构成因素太多,随便的组合都会使小环境不同,问题截然不同,这和农民的大环境工普遍相同形成对比,解决的方法,无论是观察、教育、保护,还是援助,都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万能钥匙”,必须“一对一”地对待。此外,留守儿童问题的许多表现具有突发的特点,尤其像“意外死亡事故”,于是也就要求时时警惕,就像监控系统要求的实时性一样,要做到这点显然很难。
从性质来看,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可以归入“三农”问题,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上。从问题的表现来看,留守儿童则完全是崭新领域的问题,甚至连这个概念也只是去年才固定、并通行下来的。但是,它应该早就存在,伴随着农民工的产生而产生。
看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司空见惯,并不意味着它不是问题。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农民工产生约20年的历史,人们也很早就给予它足够的关注,那么相应地留守儿童也应该产生了20年,然而直到去年才正式被发现,并被最终定义。这样的出场,本身就说明了它严重的滞后性。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不能逃避。因为有双干净的眼睛在看着你,渴望你能为它拂去覆盖着它的厚厚的尘埃!
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已经走在路上,正在走在路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留守儿童问题奔走。一路奔走,一路忧思,从2005年的“皖北之行”拉开序幕,从“涟源洪水”开始,沉重的忧思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第二章 月亮——触不到的情感与思念
会说梦话的“哑女”
因为“涟源洪水”事件的原因,从2005年9月到2007年3月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调查组成员多次返往于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县级市),与当地村民同吃同居,跟踪留守儿童,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承认,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但是很幸运,我们没有把它们丢掉。
例如,在涟源市白马镇竹山村里一座低矮的泥房前,我们遇见了她。
当地人叫她哑女,不是因为她哑,是因为她不说话。她叫梁妮,10岁。我们见到她时,她正一个人蹲在家门口,蓬松的头发,脏兮兮的小手,玩几个石头,把石头摆来摆去。一会儿堆成一个人的模样,一会儿又闷闷地打碎它。她玩得那样专注,仿佛那些石头就是她的“芭芘娃娃”。
我们站了好一会儿,忍不住走过去,问她在玩什么游戏。她没说话,迟疑了一下,抬起头,一双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脸上除了一层灰垢,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她的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恐怖,那是大劫之后阴影,让人脊背发凉,有些忧郁,有些心疼。这样的阴影不应该留存在她这样花季一样的年龄里。
见她不愿意搭理我们,我们蹲下来,以十分温和的样子,试图赢取她的信任。
她心灰意懒地看了我们一阵子,然后低下头,继续玩弄着手中的石头。
我们骇然地发现:她的手腕上有很多疤痕,有一块烫伤,也有很多像是刀片留下的。我们轻轻地问她:手上的疤痕怎么来的?她又抬起头,看了看我们,显得有些冷漠。似乎在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
尽管有一些不情愿,或者有一些抵触情绪,但我们送给她一瓶可乐时,她猛地停止了手中的玩弄,抓过可乐。这一次,我们发现她脸上的肌肉有些微微抽动。当我们拿出照相机要给她拍照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来,跳进家门。我们很纳闷,便跟着进到屋里。
屋子里很陈旧,散发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四面是泥砖砌成的墙壁,砖头之间残漏着一块一块的白灰。门口放着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水壶,斜斜的,像要跌向地面。后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灰白的毛主席画像,画像上落着厚厚的灰尘。
梁妮的外婆王金花从侧门走进来,撞见我们。老人听说我们是省城来的,立刻叫丈夫孙贵出来接待。
我们说想见见梁妮。
孙贵老人说:“她就在里屋,刚才看见她从外面进来。”
我们和孙老汉推开门,却找人不到。孙贵老人喊了几声,没人回应。“奇怪!刚才明明在屋里的,又没见她出门——肯定又钻到床底下去了!”
孙贵老人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果然,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了梁妮,她蜷缩在最深处,抱着双腿,像一只受伤的猫,正瞪着大大的眼睛往外看。
孙贵和王金花两夫妇轻言细语地劝了半个小时,梁妮都没有出来。
孙贵老人告诉我:“这外孙女就这样,见到陌生人靠近就会躲藏起来。”
接着,他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梁妮已经两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和她说话她都不理会。拿好吃的哄她,她不说话;说笑话逗她,她也不说话;即便是吓唬她,骂她打她,她还是不说话。不仅不说话,她也不知道笑,不知道哭。村里人都叫她“小哑巴”,连三岁不懂事的孩子也都这么叫她。
那么,梁妮遭遇了什么事情?她幼小的心灵为何扛不起生命之轻?
孙老汉搓了搓手,声音浑浊地说:几年前,老伴得了一场大病,为老伴看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本来只有女婿在外打工,但是为了还债,两年前女儿和女婿双双出去了广州,把刚上幼儿园的梁妮丢给了两位老人。梁妮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亲,外公外婆家来得少,少有的几次也是刚到就吵着要回去。但是,奶奶头几年过世了,爷爷又跟她叔叔过,所以她才跟了外公外婆住。
“那天,她爸爸妈妈一走,就哭个没完!”王金花老人说,“就哭过那一次,打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她哭过。每天,叫她起床,她就起床;叫她吃饭,她就吃饭;叫她换衣服,她就换衣服;叫她上学,她就上学。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像个机器人。不让她做事,她就发呆。就是不说话,和我们一句话都不说。”
孙老人提到:有一次吃饭,梁妮打碎了一只碗,人就怔怔地站在原地不动了,钉子一样,推都推不走。外婆唠叨她那么不小心,她没有任何表情。老人把碎了的碗捡起来,让她再盛一碗饭,她照旧拿碗,盛饭,放到桌上,然后又呆在那里。老人又让她吃饭,她失神老半天,才坐下来一点点地把饭吃完。
我们问:“和她爸爸妈妈说话吗?”
两位老人表示:不说话!
梁妮的父亲只在春节回过家,母亲倒是经常回来,因为梁妮经常受伤,一受伤母亲就慌忙跑回来看她。但是,不像平常家的孩子一样和父母亲近,也不像平常的留守儿童一样见到父母惊喜,她也不和父母说一句话。父母来的时候,她站在旁边看着他们,给她带礼物,提不起她的精神,抱着搂着,她也没反应,父母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父母走的时候,她也不出门送,跑到床底下躲藏半天。等外公外婆叫她出来,一切还是老样子。
王金花老人说:“我怀疑丫头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们问:“她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两个老人顿时沉默了,良久,王金花老人说:“都是她自己割的。起初我们不知道,还是她的老师告诉我们的。”
后来,我们见到梁妮的老师吴子牛。
吴老师反应,梁妮在学校,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上课的时候她会准时到,下课时,一个人坐在位子上发呆,放学背着书包回家,没见她和别的孩子一切玩过。但是,她从不违反纪律。但是,也就是不说话。
梁妮刚进班不久,有一次,他让梁妮起来读课文。结果,她站起来,半天不出声。全班的孩子看着她乱作一团,吴老师也很纳闷,细心劝解她“文章很容易读,不用害怕。”可是,直到快下课,她也没念出一个字。
下课后,他把梁妮叫到办公室,面对着面,问她为什么不读课文。她不回答。吴老师说要见她家长,她立刻跑掉了。
她的“小哑巴”的绰号从那时开始在校园里不胫而走,越传越广,整个村子都知道了。村里的孩子远远看到她就喊:“小哑巴!小哑巴!小哑巴不会说话,真可怜。”别人这样喊,她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走开。
吴老师告诉我们,她经常撕书,撕作业本。每次她的书和作业本交上去,都会少几页,书和作业本被她撕得只剩一半了。放学后常常能见到她的桌子里,放着一堆碎纸片,上面画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小鬼、男人、女人、孩子、石头、树、河流等等,画得不像,残缺不全。但往往写着一些歪歪斜斜的钢笔字。
后来,吴老师无意中在她的书本里看到一叠练习纸。纸上都是梁妮笨拙的钢笔字。那是她写的日记和一些给爸爸妈妈写的信。
在我们的请求下,吴老师寻找了好一会儿,终于给我们看了那些笔迹。
“爸爸妈妈;(她甚至不懂得用冒号)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小鬼了,小鬼很下(吓)人,我叫你们,可是看不见你们。爸爸妈妈,我好害怕。”
“爸爸妈妈;
你们是不是不回来了?不要我了,我好想你们。今天老师让我们写‘我的爸爸’(引号系书作者所加),我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妮子。”
“我的手又(烫)伤了,妈妈立刻就着机(急)地赶回来了,我很高兴,但是,看见妈妈,我说不出话,就是说不出,其实我很想妈妈。”
“爸爸妈妈;
昨天我梦到奶奶了,奶奶死了。奶奶为什么会死呢?奶奶活着,你们很疼我,奶奶死了,你们就不要我了。我想奶奶,也想你们。”
“我想,如果我的手受伤了,妈妈可能会回家,因为上次我的手(烫)伤,妈妈就回来了,还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要经常伤我……”
我们轻轻地抚平这些信纸。这些有着错别字的不规范的信是热的,比眼泪还热!我们可以抚平这些皱巴巴的纸片,可又怎么能够抚平梁妮那颗受伤的心?
梁妮写了信,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寄信,更不知道爸爸妈妈的地址,她只能把信天天藏着!
她用刀片划破了手臂,等着妈妈回来,妈妈果然回来了。妈妈前后回来了五次。但是,此后再受伤,妈妈就没有回来。这就是“狼来了”的效应。是否,当梁妮真的伤得很重,她的妈妈还不回来吗?可是,纵使回来,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时,最多一二天时间,这对于长期渴望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梁妮来说,又来弥补多少呢?
而王金花老人告诉我,小梁妮半夜里经常会抓她的胸口,狠狠地抓。那样的时候,她开灯总会看见小梁妮满头大汗,浑身发抖。她在做噩梦!
后来,我们走出他们家,王金花老人从门里追出老远,认真地说:“我想起来,她说过话!夜里经常能听见她说梦话!”
王金花老人着急想证明的或者是:我的外孙女不是哑巴。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不光是她的老师可以证明,陪同我们的村干部也可以证明。
在当天的调查手记里,有个调查成员写下这段话让我们感慨良多――
“我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现在她不在我身边,但是她陪我走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母亲’这个词在我心里是私密的、温暖的!至今我仍旧常常能梦见她坐在故乡的老槐树下为我缝补衣服的场面。直到现在,母亲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