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2月-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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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端起酒喝了一口,易兰话里透出的些微信息让我感觉她对易红的事情有着很深的介入……我苦笑了一下,“高贵这样的字眼,和我也太不沾边了。我是个软弱无用的平常人……易红的死,最后的结论还是自杀?”
我含着满嘴浓郁的松叶气味盯着易兰。
“是。”她推了一下眼镜,忧伤地笑了一下,“我跟父母说,姐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她得这病有好长时间了。”她停了一下,“其实这话也不错,精神分析学上不是有种说法,性格就是一个人的病,对吗?”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酒,身子一下飘了起来,我看着易兰说:“对不起,我有个问题一直很想问,易红怎么会和崔保周结婚?”
易兰苦笑了一下,说:“为了让她那个自私透顶的已婚情人‘安心’,她就回老家找了个头脑简单好控制的男人结婚,这样病态扭曲的分裂生活过了十年……”易兰点上支烟,喷出口浓浓的烟雾,“你不介意吧?”
我说:“你要是问抽烟,我不介意。”
易兰看着我,眼睛里露出笑意,说:“你真的很有意思。我再多说一句,崔保周拼命折腾着试图指控的那个凶手,也就是那个男人。当然,他被人利用了。”
我没有说话。最后得到的回答未必就是谜底。易兰说的也许是事实,但同样未必就是真相。
如果真相会刺穿自己的胸膛,还有多少人愿意要真相呢?
我也不要关于易红死的真相,我要她回来,回到我想给她的那座花园里来!
酒吧的落地玻璃窗外,暮色中一片惨淡的灰白屋顶,城市寒碜粗糙的一面露出来了。没关系,过些年会跟着那些大都市学着化妆到屋顶的。
“对不起,我还约了人,直接说正事吧。”易兰递给我一张卡片,“你收到的钥匙是银行保管箱的钥匙,登记的名字是韩波,我丈夫,这是号码和银行地址。”
我抓住卡片,目光还在看窗外。
易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钥匙是我姐提前寄来的,她说那天是你的生日,卡片当时从贺卡里掉出来了,我后来才发现,不过很快得到我姐出事的消息。我就没再给你寄……夏先生?”
易兰见我回过神来,微笑着继续说:“经过这段时间,我认为,不管我姐留给你的是什么,你都是有资格得到的。”
我生硬地和她握手,说:“谢谢,再见。”
我出门的时候,和一个有些面善的男人擦肩而过,我想不起来是谁了,回头,那人笑着和易兰热情而礼貌地拥抱在一起。
我空着肚子喝的酒,感觉很不舒服。电梯间旁边有个侧门开了条缝,外面是天台。我推开那门出去了。风很大,天台上没有人,空气寒冷,可并不清新,我吸了一口,胃一反。我又吐了。
我的头抵着冰冷的马赛克墙面,身子佝偻着。内脏抽搐,吐的都是酸苦的水,从脖子到头都憋胀起来,我难受得撞了一下头,久违的眼泪突然被撞了出来。
我哭着哭着笑起来,我对这酒店过敏,来一回吐一回。我慢慢有力量站直了腰,我摘下眼镜擦了擦泪又戴上,这时两个保安焦急地冲过来,一边一个抓住了我的胳膊,“对不起,先生,请离开这里……”
他们虽然措词礼貌,肢体语言却是要架着我强行离开。我挣了一下,手里的卡片掉在了地上,我看着那张卡片,如果我说话,完全可以把它捡起来。可我没有说话,很顺从地被两个唯恐失职的保安架走了。
天还没黑透,那张白色的卡片在深灰的地上。老远还能看得见。
我当然没有办法去打开那只保管箱了。
软弱的我回去接着过自己的日子了。
日子更简单了,除了上课,就是看影碟和书。每个月见一次我的婚外女友,我给她打电话。本来我也没什么朋友,现在老周也不和我联系了,主要是因为我把手机停了。没了手机号码,一个人就从现实社会消失了。
下雪了,腊月才下入冬的头场雪。
周末,我坐16路公交车回家,车上很挤,可出了市区我就有座位了。我到终点站下车,顶着雪走回家去。
今年新栽的腊梅五条细枝上开了三朵花,开了门我就闻到了清冽的香。
我生火弄饭,吃饭的时候炉子上炖着水,蒸腾起的水汽让屋子温暖湿润,水仙还是只有绿叶子,我有些担心买了假的,可凑过去一看中间抽的条头上进出了花蕾,心里很高兴。
从柜子里摸出花生米和半瓶白酒,为了水仙花也得喝一杯。
我说的有道理吗?
我翻着刚买回来的一堆影碟,看喜剧吧,轻松点儿,有助于消化,《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以前买过,被前妻扣留了,又买了一张,再看一遍。
我最喜欢看那段,女主人公一个一个数经历过的男人,数到第二十三个,休·格兰特开始出汗。
我是第几个?
我温柔地笑着问挂在书架上的那枚钥匙。
别生气,你看,什么都可以变成喜剧,包括葬礼,甚至死亡本身。
如果肉体带着全部的过错、罪孽和肮脏的污点死去了,释放出被囚禁的灵魂,难道不是大欢喜吗?
现在不常听到人提起你的名字了,很偶然的一次,我听到有人用“易红二世”称呼另一个女子,我觉得很悲凉。
不管别人怎么理解你的生和你的死,我都能平静地沉默了。
我们不能不低头听某些声音。就像每次回家看父母,总要听他们对我的责备和劝导一样,在他们眼里,我愚蠢糊涂地把人生搞得支离破碎,很让他们忧心。我总是低着头,十指相抵,我忽然发现我这个习惯性动作,像祈祷,也像忏悔。
我也会这样十指相抵地坐在椅子上看着钥匙,想你在那箱子里放了什么。
如果你真的那样做了,像你那位戴宽大眼镜的妹妹暗示的那样,留下一笔菲或不菲的遗产,为此我很不厚道地认为她庸俗,虽然她的打扮谈吐像个知识分子,我很希望我能像我那个善良的婚外女友一样感动地笑笑,可你知道,我这人不厚道,估计我做不到,所以我不敢去打开那箱子。
不过我宁肯相信你只是在那里留下了几片写着文字的纸,上面是要告诉我的话,不关乎任何人任何事,只是你细腻真实的生命感觉。如今那些话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金属箱子里,没关系,别替那些话难过,它们躺在那里,安静地衍生出无穷无尽的话语来回应我对你喋喋不休的聒噪。
我的心以前是颓唐且坚硬的。坚硬得有时油滑尖刻,现在我依然颓唐,但却像融化的冻土,变得稀软无力了。
我觉得这是你留下的痕迹。
春天来了,我买了两株玉兰栽在院子里。很细的干,光秃秃的枝,忽然就开出很大的花来,一株是白的,而另一株却是紫红的。后面那排房子里的老人找我来下围棋,他说白的是玉兰,红的叫辛夷,这花被大诗人王维表扬过的。
我决定在路边栽两排一串红,因为忽然想起,你给我说过,小时候村子里的伙伴儿,常冲着你大叫一串红一串红……
你将随着我喋喋不休的聒噪,在这里复活。
我依然无法断定。是否就是你想要的,但却是我想给你的,一座真正的花园,下面有土,上面有阳光,中间有风,一年四季花开花落……
责任编辑 程绍武
巴拿马诱惑
赵剑平
1
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时。香港国际机场。波音七四七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终于驶入跑道。伴随一声撼天动地的吼声,飞机腾空而起,刺破茫茫的海雾,冲向一片浩荡的阳光。
透过舷窗,袁仁国感觉前方一片眩光,在这片令人眩惑的光亮中,他看见一只黑色的鸟时而箭一样飞翔,时而又折断翅膀一般痛苦地翻转。他问坐在旁边的罗双全,他是他的总经理助理。罗双全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又问后面的周思一,周思一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周思一也摇了摇头,也什么都没有看见。
袁仁国不吱声了。他细细地揉了揉沉重的眼睛。眼睛轻松一些,那忧郁的幻影也在前面消失了。年底了,又要召开股东大会了。他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够入睡,就琢磨董事会报告。每一年这样会那样会的,大多秘书做文章,他发挥一下,就可以有声有色。即使来不及弄稿子,他用他诗人才有的那种秉赋,应时应景,即兴凑一个四言八句,加上超人的记忆力,也能够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但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的报告,从构思到文字,哪怕再苦再累,他都要自己做。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激情的表演,但每一个字,他都要求掷地有声。给股东们以力量和信心。
想到这里,他嘴角禁不住撇了一下,多少带了一点自嘲。
如果可能,他真希望飞机转向,捎着他和他的战友回故乡。
一片蓝色的绸缎开始在脚下舞动。渐渐,这一块轻盈柔软的绸缎越来越沉重,并无边无际地延展出去,跟仿佛洗过的蓝天融在一起。飞机向东,毫不犹豫地扎进这浑厚饱满的蓝,来到太平洋上空。
一切都不可逆转。何况,此次美国之行,先有外交渠道疏通,后有旧金山市政当局响应,惊官动府,还有民间力量的参加,不可能说不去就不去,或者依了母亲的,推迟两个月,过了年再去。再说呢,他也抗拒不了那种诱惑,历史的诱惑,文化的诱惑。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对他而言,只是民国时期几张发黄的报纸,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记载,只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认同。可作为一家特大型企业的掌舵人,却没有看见过自己产品当年获奖的金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种遗憾。更何况获奖的过程那么传奇,而获奖的细节又那么神秘。多少年来,准确地说,还在车间当工人,他听着那些亦真亦幻的传说,实际上就在脑子里开始演绎那个获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合理不合理,荒诞不荒诞,只有老天爷知道。
但这样一种演绎却是可怕的,它不但使一个人的身份属于企业,还使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文化上融入企业,大半辈子过去,他就呆在企业没有动一下窝。这之前,他也曾动过念头,去那个发生故事的地方,证实一下那个空白,结束这种演绎,但总觉得有一堵墙挡在那儿,怎么也越不过去。
一堵什么墙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今年一开春,就像阳光驱逐冬天沉沉的霾气,他一下醒豁过来,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成熟了。是的。茅台酒去年突破万吨大关,终于实现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年的要求。三十多年光景,多少人憋足了劲,一直把茅台这艘古船往前推,才达到了这个光辉的顶点。
登泰山而小天下。现在,他看见了从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
民族品牌是什么呢?它不可能就是一连串的数据。而在这些数据后面,还有中华民族这个巨大的内容,还有生动而又丰富的故事,由无数的人和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故事。它不仅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还熔铸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当年北洋政府组织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展品,据可靠资料记载,重达两千吨,获取金奖的,除了茅台酒,还有其他类别、其他品种,可差不多只有茅台酒才经受住了历史的打磨越来越亮,一直走到了今天。这还不就是因为茅台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有崇高的民族精神追求。所以,新千年、新世纪,也是新的起点,他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能让茅台文化有一点缺失,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简单的茅台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
他要去。年近八十的老母亲拦不住他,就给他用红布缝了一件汗褂,让他穿在里面保护他那凡身肉体。
“妈妈,我是一个企业的书记,共产党都是讲唯物辩证法的,可不能信这一套。”袁仁国说。
“你那个书记是你的位置和思想。”母亲说。“你的身体可是我给你的,没有身体,你那个位置站不住,你那个思想也出不来,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能跟我抛撒……”
他看着老人家苍白的头发和浑浊的眼神,忽然想到哪一位作家说过的,人越年轻越具有灵性,而人越年老,则越接近神性。
“茅台现在这样红,我还不能沾一沾光,哪样洋的土的妖魔鬼怪都不敢近我的身……”袁仁国说。 “不是我不支持你,今年是你的本命年,要推迟几天,等过了年,翻了坎,到了明年,你不要说到美国。就是到英国,我也不会啰嗦你。”老人的心目中,英国要比美国遥远,也神秘,“本命年,剑高悬,你听我的,老老实实把这个红褂褂穿在身上……”
袁仁国接过了母亲为他缝的红褂褂。
出发前,袁仁国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这件红褂褂装进了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事实上,他并没有想到要穿上它。在他的整个的生命里,母亲跟红色,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排行老二,跟老三先后几分钟,在十月一日这个红霞满天红旗招展的日子来到世界上。父亲在区委书记的岗位上,正在山里忙着,听说一胎生了两个儿子,借了乡民的一匹马,连夜就赶了回来。他几乎想也没有想,给两个双胞胎兄弟大的取名叫袁仁国,小的取名叫袁仁庆。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父亲在一年的年夜饭多喝了两杯酒,这才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名字是老天爷给取的。老天爷啊,这还有选择吗。从那时候起,袁仁国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跟祖国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现在,他肩负使命,走出国门,这件红褂褂却意外地像路标一样给了他一种醒示,让他须臾不敢忘记母亲祖国,不敢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袁仁国很自信。他算了一下时间,美国那边参与这项工作的朋友准备得比较充分,查资料,找线索,估计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再考察一下茅台在美国的市场。加起来八九天时间差不多了。再说吧,年底了,股东大会要开了,从分红方案到董事会报告的起草,那么多事情等着他呢。这一琢磨,人还没有从香港出发,他们就买了二十八日从旧金山飞香港的返程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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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十二月十九日,飞机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
当天,按照日程安排,他们来到旧金山市政府。市长助理陈立德先生听说中国茅台的老总来了,翘着拇指来到接待厅,亲自主持座谈。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到旧金山市图书馆和旧金山市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在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几个人复印的复印,抄写的抄写,忙得不亦乐乎。资料差不多了。他们又到万国博览会仅有的遗址博览会艺术馆参观。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在阿旺哥的帮助下,他们在旧金山跑了两天,居然从一个收藏家那里看到了当年博览会颁的一块金牌。袁仁国捧着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金牌,真是百感交集。美国人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可他们是多么珍惜和看重自己走过的路啊。而中国当年 “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卷进去,文物遭到破坏,古籍遭到焚毁;连茅台在万国博览会摘取的金牌,存放在贵州省档案馆,到后来竟然也不翼而飞……
一切事情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
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距离返程的时间只有两天。要找的人也找得差不多了,要寻找的答案也快有一个结果了,袁仁国一行开始往回走。
上午九点半光景,他们从拉斯韦加斯出发。汽车加满了油,便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