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_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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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来尽人皆知。1875年，儒勒·凡尔纳收到一位叫奥特塞维奇的先生从波兰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奥特塞维奇跟凡尔纳称兄道弟，说他们已经36年未见面云云。儒勒·凡尔纳将此事当作开玩笑。两个月后，这同一位波兰人又给他寄来第二封信，信中还附上一位波兰记者的采访记。这位记者武断地对他说：
您是个波兰犹太人，您出生在俄属波兰的普沃茨克；
您的名字叫奥尔谢维奇，此名是从奥尔沙一同衍变过来
的，波兰语的意思是桤木。在古代法语中，这种树木被称
作凡尔涅或凡尔纳，您自己将这个词儿译出，从而使您的
名字变得法语化。您在1861年公开放弃希伯来教，并未
到罗马，以便娶一位富有的波兰公主。在您接受了塞曼
科主教大人的教理宣讲之后，波兰一个复古教派的教会
组织的神甫承认了您的叛教誓言。因您跟克利札诺斯卡
公主的婚约被解除，法兰西便收买了您的笔，按罗马教廷
的旨意，在内政部给您安排了一个职位。
这位作家当然捧腹大笑，并以开玩笑的口吻复了一信；据德·拉·菲伊太太说，他对那位来信人嘲弄了一番，对他说，那位波兰女郎叫克拉克……奥维奇，他把她抢走了，吵了一架后，她说不定已自寻短见，投身坠入莱芒湖！
埃德蒙多·马居西教授想研究一下这位蹩脚的波兰记者作出这种不足信的斡旋的原委，但事情因4月10日和门日发表在《意大利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变得复杂化了，由一位意大利记者撰写的这篇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应埃德蒙多·马居西教授之要求，复古教派修会会长塔戴·奥莱尼扎克神甫查阅了他的教派的档案资料，于1928年5月26日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凡尔纳事件完全建立在一种暧昧的基础上。这位著
名作家去世后（1905年3月25日），已故的保罗·斯莫利
科维基神甫在波兰各报发表文章，提出了所谓的波兰犹
太人出身问题。其实这是他因不慎而犯了张冠李戴的错
误，将法国人儒勒·凡尔纳与曾取名为朱利安·德·凡尔纳
的那位已故的波兰犹太人奥尔泽维茨混为一谈。
埃德蒙多·马居西在《儒勒·凡尔纳学会简报》第二期（1936年）上发表了这封信。
我承认，我并不同意夏尔·勒米尔对这种谣传所表现的愤慨。波兰人尽管宣称他是波兰人，意大利人尽管认为他是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尽管把他当成匈牙利人，这难道不是对他的事业所具有的国际性、全球性、“普世性”（安德烈·洛里使用的术语）的特征所表示的最好不过的敬意吗？
我们应该感谢斯莫利科维基神甫所犯的错误，这样一个风趣的故事倒使我们快活了一阵子。只是考虑到准确性，我才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位作家的尤其明显的克尔特人血统。这位作家的出生证本来已不存疑问。
我们将会看到，由《意大利日报》的记者放出的毒箭不幸留下伤痕，并使马居西教授得出这样一种见解：“作为精神分析学家，你们早已忘掉《奇异旅行》……”这未免过于看重那位意大利记者作出的“轻率而险恶的推断”；此人根本不可能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凡尔纳传第三章 皮埃尔·凡尔纳
第三章 皮埃尔·凡尔纳
父亲的形象；他的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索菲·凡尔纳，富有想象力的女性
童年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我们青春的憧憬，以及后为渐渐培养的成人生活的情感，都将建立在儿时留下的足迹之上。
正因为这样，马塞尔·莫雷在他《十分古怪的儒勒·凡尔纳》一书中提出了“父亲的问题”。这本书读起来还是饶有兴味的。
这里说的父亲，就是皮埃尔·凡尔纳；他对儿子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皮埃尔是普罗万法庭一位代理推事的儿子。他祖父是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的公证人。他本人也作过律师宣誓，并很快地成为南特的诉讼代理人。他在南特非常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我敢于这样断定。那时，人们都习惯地说：像凡尔纳一般正直。在私生活方面，他是个外表严肃、但首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索菲和皮埃尔的侄儿莫里斯·阿洛特·德·拉·菲伊上校1928年1月19日给我来信说：
……我不大了解您的父亲，倒是比较了解您的祖父。
1862年前后，他在奥特伊尔的住家里非常亲切地接待过
我，那时，我正在准备投考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但我对您
的曾祖父母。您的祖母、我的姑母索菲·阿洛特和我的姑
父皮埃尔·凡尔纳记忆尤深。我姑父皮埃尔·凡尔纳智力
敏锐、性情和蔼，是个狂热的音乐迷。他往往成为我们家
庭聚会的核心，从1865年至1872年这段期间，我们是经
常举行家庭聚会的。我对这些聚会至今仍记忆犹新，从
来没有一个家庭象我父亲的家庭那样和睦一致……
我在皮埃尔和索菲之孙、雷蒙·迪克雷·德·维尔纳夫1929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发现有这么一段话：
……然而，我了解凡尔纳世系对儒勒的这种影响，而
且，我曾经亲自感受过我祖父皮埃尔·凡尔纳的影响。我
对这种影响一直保留着明确的记忆，因为我的整个青年
时代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非常和蔼、亲切，外表上
看，也许有点严肃。他的心充满着爱；而且，他聪敏过人，
对任何事情都十分熟悉！他是个受人尊敬的法律家，博
闻强记的文人，才情横溢的诗人。此外，他热爱科学，热
爱各门学科中的新发现，他对这些发现颇感兴趣，谈话时
常喜欢挂在嘴边……
如雷蒙·迪克雷·德·维尔纳夫和莫里斯·阿洛特·德·拉·菲伊所指出的那样，皮埃尔·凡尔纳身上最动人之处，就是他的亲切感；两封信上都提到“和蔼”这个字眼。我认为，他的表情的确显得有点严肃，但这只不过是适应他的职业、而尤其是与他的思虑相符的某种庄重而已。事实上，大伙都一致认为他极端虔诚。在他的生活中，宗教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有时，他甚至滑到神秘主义的边缘；我父亲告诉过我，他常常严格约束自己。我手头上有他扔到废纸堆里的一些笔记，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在批阅案卷之余，常常拟些三言两语的随感以作消遣，无疑，所有这些随感都带有宗教的色彩；他是个地道的正统派教徒，有时具有冉森教派教徒的气质。
因此可以说，皮埃尔·凡尔纳思虑最多的是属于宗教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就拿他自己的生活来说，谁也不怀疑他曾向他孩子灌输了一种牢固的道德观念和一些宗教感情。可是，我们在他的笔记中发现一种内心斗争；他希望信奉诚朴人的朴实信仰，并为获得这种信仰而斗争，他宣扬世俗和肉体惩罚的有效性。我们基本上很明显地看到常常由于为父的恐惧而暴露出来的情结；可是，如许多人那样，他介乎《旧约》的严酷与《新约》的温柔之间，而占上风的是那种慈善的禀性。他是个热烈而敏感的基督徒，只是在牵涉道德问题时才表现严峻。
毫无疑问，索菲是十分严格地按基督教义培养长大的。因此，她跟她的丈夫一样笃信教理。她大概没分担他纯粹精神上的忧虑，也不跟他一道翻阅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她性情温柔，而且更为随和，因而给家庭带来某种强烈想象的闪烁。
在这个和睦的家庭里，年轻的儒勒领略到了凡尔纳血统的沉着、他们对文学的兴趣、他们因从事法律活动而养成的批判精神，以及显然富于幻想的阿洛特血统的这种有点激动的想象。他还领略到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保尔和他的3个妹妹所表现的温情。
他的姑父、索菲的姐夫夏托布尔是个画家的儿子，本人也是画家。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工笔画和优秀的铅笔画。年轻的儒勒挺喜欢听夏托布尔给他讲述夏托布里昂从美洲带回来的故事。夏托布尔当时已与夏托布里昂的大姐婚配。
在整个青年时代，儒勒·凡尔纳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父亲的宗教情感。他在罗马式的、使徒般的正统教义的熏陶下长大，当然成为对自己的信仰进行思索的皮埃尔式的正统教教徒。1868年左右，他就法兰西地理和北部海岸的著名人物的问题给赫泽尔写了封信，信中仍然有这样的话：“勒南！如弗约形容的那样，无非是个穿栗色礼服的平庸之辈，须称他为东方学者？恕我私下直言，他不过尔尔！”为此，赫泽尔在他的来信下面作了个注：“大笨蛋！他毕竟是个赫赫有名的作家。您善长描写，那么，请您读一读论说文，并把您的偏见揣入您的口袋里！”
那时，每当有人提起天主教，他的眼光仍非常狭小，因而常常屈服于官方教士的见解。可是，在同一时期，对他父亲出于同样一种相当狭隘的观点而拒绝提供股金的做法，他却作了解释。他觉察到了这种观点，但并没表示同意。
我怀疑在这种犹豫的深处隐藏着一种我父亲没给我
公开说明的理由。他是个极端虔诚的人，而且出于经过
思考的自信他，绝对地、百分之百地笃信天主教。可是，
您出的书根本不是与天主教有关的书，而且，您出过一些
取得巨大成功的书，但这些书与天主教毫不相关。我相
信，找父亲被这种观念牢牢地缠绕着，虽然他没给我挑
明，但我感觉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出，在皮埃尔的宗教态度与他儿子的宗教态度之间正渐渐产生距离。他儿子越来越不皈依教义了。皮埃尔的确是个虔诚的教徒，而儒勒则不配这个修饰语。他对宗教崇拜早就保持距离；他妻子经常去做弥撒，可他却不去。他一直是个天主教徒，但他不再遵循教规。我们只是在这一方面可以发现两代人之间的轻微的不和。他依然是个自然神论者，但他或许会继续发生变化，只记住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理，而尤其是只记住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倘若皮埃尔活得更久，在父亲的神秘主义与儿子的冷漠态度之间的距离或许会变得极其明显。
凡尔纳传第四章 尚特内乡村
第四章 尚特内乡村
儒勒·凡尔纳在费多岛住家里度过的童年；桑班私立学校；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尚特内乡村别墅，表兄弟姐妹在别墅相聚；11岁的儒勒·凡尔纳试图登上一艘叫“科拉利亚号”的三桅船当见习水手
1828年2月8日，皮埃尔和索菲的第一个孩子。儒勒—加布里埃尔诞生，这只能促使他们不再在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街久居下去。同年，他们终于搬到事务所旁边的让一巴尔特滨河街2号居住。
大约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儒勒上桑班太太办的私立学校念书。桑班太太是一位远洋船船长的遗嫣。那位船长虽已在海上失踪，但她一直在等待他的归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她那班年纪幼小的学生是否能分担她的忧愁和希望呢？50年后，他们当中的一位在写《布拉尼康夫人》的时候，是否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这很可能，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常忠实的记忆。阿洛特·德啦·菲伊太太曾作出过这种假设。
这同一位作者还告诉我们，在儒勒9岁、保尔8岁的时候，他们被送入圣多纳西安小修院。其实，这两兄弟是进了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在1837－1838、1838－1839和1839－1840学年度的得奖名单上发现了他们的名字；档案材料中缺了1836－1837学年度的得奖名单，我们不晓得在一年级的名册上是否有儒勒·凡尔纳的名字。
读二年级时，儒勒获《内省》、地理和声乐三张奖状，背诵课获得了头奖；读三年级时，他在声乐方面保持相同水平，并获希腊文作文一等奖，希腊文翻译二等奖和地理三等奖；读四年级时，他在得奖名单上依然有名，拉丁文翻译获一等奖，声乐仍得二等奖。
虽说儒勒的确是个“娱乐大王”，而且对功课缺乏热情，他依然是个优秀生。
根据各种可能进行推测，他是在圣多纳西安小修院念五年级以便升初中的，因为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没设初中部。关于他在圣多纳西安期间的学习生活，我们只有菲伊太太提供的相当含糊的说明。
他按照规定进行学习，只求名列前10名。后来，当他进入皇家中学时，他也不见得是个“将本国文译成外文的校依者”。在修辞学方面，他只获得法文论文四等奖和将拉丁文译成法文的五等奖，但他毕竟得了一个地理奖。此外，他大概毫不费力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
他也许一直记得自己在校时不大用功。1853年3月14日，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哦！对啦！孩子们！青年时代没好好学习，悔之晚
矣！可是，事情偏偏如此；能聊以自慰的是，不少勤奋好
学的儿童倒成了呆笨的青年和愚蠢的成人。
按字面理解这段格言显然不妥。尽管这段格言包含一定的真理成分，但付诸实践却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办事。试图给孩子们划定成为大人所必需的知识范围，这是教育者的分内事儿，孩子们完全可以积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知识。
对儒勒·凡尔纳来说，事情恰好就是这样。
经14个春秋的苦心经营，皮埃尔使他的事务所名声大震，成了全市业务最活跃的一间。于是，他决定在更宽敞的地方找一套房子，以便更舒适地将他人口众多的一家安置下来。
1840年，当他的长于13岁的时候，他搬到让—雅克—卢梭街6号。该住处恰好位于卢瓦尔河一条支流的末端（如今，这条支流已被填掉，变成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和费多岛的岬头。这位司法助理对居住在商会——贸易中心附近而又不远离法院感到非常称心；他的孩子同样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仍可以经常到码头去，并沿费多岛的脊柱——凯尔韦冈街轻易地到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街。他们一直生活在当时仍十分活跃的港口环境中；由于卢瓦尔河泥沙淤塞，这个港口后来成了一个死港。
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指出，小儒勒是在费多岛上度过他的童年的，她说得有根据，只是需要明确一下，而且是在岛边和码头上度过的。她了解这个仍属岛屿性质的城区。这座岛城由24名阔绰的圣多米尼克种植园主集资建于1723年，底下全打了桩基。这些种植园主因1763年签订的巴黎条约和印度公司的倒闭而破产，不得不放弃他们豪华的邪宅。后来，这些公馆的楼层改成住宅，而楼下则用于经商。
儒勒·凡尔纳小时候曾在那里生活过的费多岛，已经不像路易十五时代和我在一幅扇面画上所见到的那样，是个景色迷人的居住地。但它依然是个岛，虽是个河中岛屿，亦可见海浪汹涌而至。码头上靠泊着来自克罗瓦西克的渔船和盖郎德盐场的运盐船；水产贮运批发商和女鱼贩在码头上来来往往，人们可以望见在港口抛锚的帆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