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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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的支配欲、好胜心、侵略性以及报复心等倾向。从这种牺牲中积蓄起文明的素材和精神财富，供公众所有。促使个人作出这种牺牲的主要因素是家庭的情感（连同它的性的根源）大大超过了或凌驾于生存竞争之上的结果。在文明的进展中，这种放弃是循序渐进的，并且一步步被宗教神圣化了。个人牺牲其本能的满足，将之奉献于神明，由此而得到的公众利益则被宣布为“神圣的”。那些因为本能冲动十分强烈，最终抑制不住的人，就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变成一个罪犯，除非他的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出众的才华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英雄。性本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性的各种本能（心理分析的研究告诉我们，性本能中包括许许多多种冲动），在人身上要
比在绝大多数动物身上强烈的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久，它已经完全超越了动物的那种周期性限制。它的绝大多数精力都供“文化活动”作用，这一点主要决定于它具有的一种典型特征——不管目的怎样改变，其强度却仍然可以保持下来。对这样一种转换能力（即把原本的“性目的”转变为一种与性目的有心理关系的“非性目的”的能力），我们称为升华作用。这种转移作用，当然大大有助于文明。但性本能又有与此种转移作用相对立的一面，这就是它的那种顽强的固置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它宁愿退化，宁可变态，也不愿意因受到阻挡而改道。既然性本能的原始力量有可能因人而异，升华作用的能力也就人各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究竟有多少性欲升华而作他用，恐怕早已由其体质和遗传因素决定了。除此之外，环境的力量和知识对心理官能的影响，也可以使本能升华得更多一些。可是，正如发动机器时热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转化为动力一样，本能中能转移（或升华）的成分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不论作出多大努力也是这样的。要想使其它绝大部分自然本能顺畅和谐，某种程度的性的直接满足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反过来，这一需要的每一次挫折，都将伤害个人的生活能力，带来无尽的痛苦，几乎使之成为病态的。假如我们想到，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性本能并不是仅仅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得到某种快感，我们便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思考这个问题，在婴儿期里，人在达到愉快的目的因而得到满足时，这种满足感并不仅仅来自性器官，并且还来自身体其他部分的快感区，所以儿童常有一种执着于这样一些容易取得快感的区带，而不顾身外其他目标。我们称这一期为自体享乐期，认为从事儿童培育的任务就是限定这一时期，因为如果它持续过久，就会使性本能在以后更加不好控制，甚至变得毫无用处。随着性本能的发展，它会从自体享乐走向“对象爱”
；从各个快乐区的独立感受发展到附属于性器官快感之下的次要感受。直到此时，快感方与生育直接挂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那种在自体之内引发起的性兴奋的方式被抑制了。因为它们与生育功能没多大关系，在适宜时，它们就被升华掉了。就是说，文化发展的动力，绝大多数是靠对性兴奋中所谓的“错乱”成分的压抑获得的。与性本能的发展过程相对应，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期里，种种不导致生育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自在地进行。在第二期里，除了能导致生育的那一种性行为之外，其余各种全部被压抑。在第三期中，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作为性的目标。我们目前所时尚的“性道德”，便是第三文化期的代表。在所设想的这三个时期中，如果我们以第二期为性道德的标准，我们就必须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天性的关系，仍然不能适宜这样的要求。在所有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上面所说的性欲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自体享乐到对象之爱，再到性器官的结合）全部地和确切地完成过。这就是说，任何的性欲发展都会受到干扰和阻挠。这样的障碍，势必导致两种有害的结果，或者说，与正常的或文明的性爱相背悖的两种偏离方式，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有如一枚钱币的正面和负面（在这里，还不包括那些性本能极其强烈、因而无法控制的人）。
第一种是种种不同的性变态者，他们的性欲往往被固置于婴儿期那种原始的性满足方式，所以妨碍了主要的生育功能的确立。第二种是同性恋者（或性颠倒者），由于一种还无法理解的理由，他们的性对象竟不是异性，虽然正常的发展总是受到干扰和阻碍，为什么这两种性变态的人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多呢？原来，性本能的发展并不是那么呆板的，它有一种极为复杂的自我调节本领，即使性本能中的一种、两种或更多的成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尚未得到发展，性生活也会以其他种种形式表现出来。那些天生的性颠倒者（或同性恋者）往往因为其性冲动能成功地升华为“文明的”东西而成为杰出的人物。当然，如果性反常与同性恋更为强烈，以至占据了性欲的全部，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使这种人受到社会的排斥，得不到任何幸福和欢乐。所以即使第二期的文化要求，也会使很大一部分人遭受苦难和不幸。这样一批自然禀赋异于常人的人，其命运如何，还要看其性冲动客观上说是强还是弱。多亏多数性反常者性冲动并不那么强，所以能成功地压制这些反常倾向，不至于与这一阶段上的文明性道德发生正面矛盾。然而可想而知的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形下，他们的成就也无非如此。因为在压制其性本能中，他们的精力已全部消耗，因而不能对文明有所建树，这些人的心智固然发育不良，外部举动也十分粗俗。我们将要说到的那些在文化发展的第三期中实施禁欲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同样也会落到同样的下场。如果一个人性本能极为强烈，然而却是颠倒的，那就会导致两种可能的后果，第一种十分明显，勿需多说。这种人会无视当前社会文化中流行的道德准则，即使受到抑制，其性颠倒也会一直坚持到底。第二种就有趣得多了。由于教育和社会要求造成的压力，这种颠倒的性冲动的确受到了压制，但这种压制并非真正的压制，因而，我们最好还是称其为一种流了产的压制。在这里，抑制后的性冲动不再直接呈现——单凭这一点，抑制还是成功的——却以其他方式来表达，结果同样有害于他自己。既然他本人对社会仍然不会有多大用途，这与不压制时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这实际是一种失败，从长远观点来说，它完全抵销了压制成功所带来的那点好处。在性本能遭受压制之后继而形成的这种替代现象，便是我们通常说的心理症。心理症患者是一群天生的造反者，“文化要求”对他们本能的压制能取得表面的成功，而且一天天变得不起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勉强符合文明生活的要求。代价的付出又造成内心的空虚，所以绝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病魔的熬煎。我通常把这种心理症称为性反常的“消极面”，这是因为，在心理症患者中，性反常倾向尽管已被压抑，却又从心灵的潜意识中部分地表现出来。这种潜抑了的倾向与明显的性反常表现其实是同样的东西。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禀赋便难以与文化的要求相一致或谐调。所以，凡是那些苛求自己，为自己订下更高的标准，以至超出了其本性所准许的限度的人，都必将沦为心理症患者。如果他们能容忍一些自己的“不完美”，日子就会好过的多。考察同一
个家庭内各个成员的心理状态，我们常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觉得性反常与心理症只不过是同一种现象的正负两面（或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看到，在同一家庭中，男孩子如果是性变态者，他的姊妹则因为女人性本能生来就软弱一些，因此多半也会成为心理症患者——然而她的症状却往往表现出一种与她那性冲动较强的兄弟相同的倾向。所以在诸多家庭里，男子是健康的，目前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他们又是不顾廉耻的道德败类，女孩子倒是看上去俨然拘谨，不越雷池一步，十分神经质。文化往往要求生活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在性生活中奉行同样的行为模式，这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假如适合某些人的天性，他们奉行起来便不太困难，而对另外一些人说来或许就十分不适合。要奉行它，就要在精神上付出极大的牺牲。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常常与此有差别，由于人们常常无视这种道德戒律，所以这种不公正的情形极少出现。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形，都局限于第二文化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内任何所谓反常的性行为都被制止，但正常的“性交”却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发现，即使在这一点上划分性自由与性禁止的界限，仍然有许多人被斥之为性变态，另一些人虽拼命地解脱这种反常倾向，最终又免不了成为心理症患者。这样我们就不难预测，如果性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使文化要求的性道德标准升华到第三文化期，以至将正式夫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都加以制止，情形又将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因性冲动比较强大，而站出来公开反抗的人的人数会迅速增加。同样，那些性力较弱，不得不在文化和他们自身反叛天性的双重压迫之下苦苦挣扎，最后逃避于心理症的人数，也会增加不少。这样一来，就有三个问题需要作出回答。这就是：一、第三文化期的性道德方面的要求，会使个人承担怎样的负荷？
二、在禁止其他种种性行为之后，那唯一合法的性生活带来的满足，能否提供足够的补偿？
三、是否因为这种禁欲危害了个人，才因此对文化有益？
要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就不可避免地提及下面一个曾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即禁欲问题，在文明的第三发展期，要求男女在婚前都得禁欲；而那些不曾结婚者，则只好独处终身。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均认为，禁欲并没有坏处，并且容易做到，连医生们也都支持这种看法。但是，要想控制像性本能这样强烈的冲动，恐怕把一个人所有精力都耗尽，也不易办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经由升华作用，使自己的性力离开性对象，进而投入更高级的文化活动，当然，这种转移只能在他们一生中陆陆续续地出现。对于那些性欲旺盛的年轻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就更是十分困难。至于其它的人，则要么是犯罪，要么是陷入心理症。经验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天性不适合禁欲。那些即使在中等程度的性限制下也要进入病态的人，在当代文明的性道德的压制之下，无疑会病得更早，也更严重。我们都知道，假如正常的性生活因为先天不足或发展过程中受到干扰破坏而受到威胁，最好的补救办法莫过于性满足本身。陷入心理症的倾向越大，禁欲就越不可原谅。因为构成性欲的各种冲动被阻碍得越多，就越是难于加以准确地控制。然而，即使那些受得了第二文化期对性所作的那种特殊道德限制的人，也会在进入第三文化期之后陷入心理症。因为性满足的机会越少，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就愈增加，受挫折的原欲随时都在寻找发泄的方法。由替代的对象求得病态的满足，因此而形成病状。每一个熟知造成心理病症的条件的人都认为，当代社会中心理病患者的人数之所以大增，完全是因为当今社会对性本能的种种控制更趋严格的结果。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即合法结婚之后的性交能否对婚前性生活受到的限制作出足够的补偿？
大量材料表明，对此问题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对这些材料，我们只能在此作一大概的介绍。我们必须时时记住，即便是夫妻间的性行为，也要受到现代文明的性道德的限制和干预。一般来说，它仅许可夫妻之间以少数几种能导致生育的动作来寻求满足，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婚后美满的性交只能持续几年时间，其间当然还要扣除因女方身体不适（如月经）而不得不加以节制的时间。经过这三四或五年美满期后，这种婚姻便不再能够满足性的需要，因为夫妻要为节育而费心，这就伤害了性感的欢悦，减少了男女双方的微妙之美感享受，甚至成为直接引起病症的根源。对性交后果的顾虑，首先是损害了男女双方在抚爱时的极妙身体感受，慢慢地，那种在开始的强烈感情之后形成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柔情蜜意，也将随着前者的消失而消失。随着精神上的失落和肉体快感的减少（这是多数婚姻注定的下场），夫妻双方才开始发现，他们竟然陷入一种比婚前还凄惨的境地，因为这时连婚前那些美好的幻觉也没有了。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极力克制自己，杜渐防微，以防本能的泛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成年男子的自制会有多大成功的把握。经验表明，即使受到性道德的严格限制，他也要充分利用剩下的那一点自由，去偷情做爱，虽然这种偷情惊险而又紧张，这种向男人作出让步的“双重”道德规则，等于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连这个社会本身也不相信，它要求其成员们务必遵守的信条是他们能够做到的。经验还证明，身为女人，她们这些作为种族繁衍的保护神和“爱情至上”的信任者，其升华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吃奶的孩子可以作为其性对象的替代者，可孩子一经长大，便又重新失去这种快乐。在对婚姻生活十分失望的情况下，妇女们难免陷入严重持久的心理病症，终生都被这种病折磨。所以，当今文化标准的婚姻，早已不再是女性心理症患者的灵丹妙药了。虽然我们身为医师仍劝女孩们结婚，但我们深深了解，只有那些相当健康的女孩，才能忍耐得了现代的婚姻。如果有些男人向我们寻求意见，我们一定会劝他不要去娶一个曾经患过心理症的女子为妻。婚后的偷情可能治愈这种随婚姻而来的心理症。一个妻子，她儿时的家教愈严，就愈不愿违背当代文化的原则，对这种偷情的解脱方式也就更加害怕。在受到本身情欲和责任感的双重攻击下，她只好再次逃到心理症症状中，因为再没有比疾病更能保护其美德和更能抵御情欲的诱惑了。我们发现，文明社会中年轻人在忍受情欲煎熬时所梦想的婚后生活，在几年之后便再也不能满足性欲的需要。显然，它绝不能补偿早先禁欲的痛苦。关于第三个问题，即便那些承认文明性道德会造成种种危害的人，也会这样回答：性欲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也许会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危害，因为这种道德所危害的，毕竟是为数极少的个别人。我个人则认为，我们很难精确地估计得与失之间究竟孰多孰少，但是对于这种文明性道德所带来的损失，我愿意在此作更详细的论述，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论禁欲问题。对此问题，我们前面已多少提到一些。我认为，禁欲除了引起心理症之外，还会造成其它种种危害，更何况就连心理症本身的严重性，我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致力于延缓青年人的性发展和性活动，似乎已成为今日教育和文化的目的，这件事乍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大害处。当我们想到当今受教育的年轻人一般很晚才能独立谋生的事实时，延迟其性活动自然也就很必须了。人们偶然会被提醒说，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文明中，各种文明制度有着密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