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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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内心世界
对于一整套同时发生的复杂活动的认识，我们除了对这些活动分别依次叙述之外，没有其它传达的方法。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所有叙述在开始时都带有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必须等到最后才能得到补充、加强，然后纠正过来。前面我们对“自我”作了这样的论述：它斡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接收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它们得到满足，又从后者得到知觉，并把这些知觉用作记忆；它一心谋求自我保存，因而对于来自“本我”和外部世界双方的过份强烈的要求都进行抵制，同时，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由一种过度快乐原则的指令所支配——实际上，这样描述只适用于童年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前，大约到五岁为止。大致就在这时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已经作为对象被抛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了，反而通过自居作用被归入“自我”之中，成了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的精神媒介从此便承担起在这之前一直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被抛弃的对象）所履行的功能：对自己进行观察、判断，向它下达命令，并用惩罚进行威胁，就象它所取代了的父母一样。我们把这个精神媒介叫作“超我”，并由于其法官般的明断功能而把它看作我们的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出一种现实中的父母没有提供过榜样的严厉的态度，而且还要求“自我”不仅对其行为，而且同样对其思想以及尚未付诸实践的意图作出解释，而对于这一切“超我”似乎都是了解的。这就使我们想到，俄狄浦斯传说中的主人公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甘受自我惩罚，尽管从我们以及自己的角度来判断，神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应该已经为他开脱了罪责。实际上，这个“超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只有这种情结消除之后才能形成。由于这个原因，它的过份严厉并不仿效现实中的榜样，而是和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的诱惑的力量保持相同，某些哲学家和信仰者断言，人的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教育灌输的，也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而是从一种更高度的源泉注入人们心灵的，在这种观点的深处无疑包含着对上述事物状态的预测。只要“自我”和“超我”合作得十分谐调，它们的表现形式就不容易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疏远的关系使得它们清晰可辨。良心的谴责引起的折磨同孩子对于失去爱的畏惧恰恰相一致——这种畏惧已被道德媒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御了去做某件会使“超我”反感的事的诱惑，它就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提高了，自豪感增强了，仿佛获得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一样。就这样，“超我”虽然已经成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却继续为“自我”扮演外部世界的角色。在以后的一生中，“超我”就代表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影响，父母的关心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人类共同的家庭生活，这个童年时代在人的一生中被大大地增加了。在这整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些父母的个人气质，而且也包括一切对他们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趣味和标准，他们出身的那个种族的先天气质和传统。那些喜欢概括和辩明区别的人可能会说，个人离开父母之后就被投入外部世界中去，所以外部世界代表现在的力量；他的具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有机体的过去，后来加入它们的“超我”则主要代表文化的过去，这种文化的过去似乎会在一个儿童早期时期的几年中作为后天经验而得以重复。这样的概括不大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成果的某一部分无疑在“本我”中留下了沉淀性的影响；很多由“超我”奉献的东西会在“本我”中唤起回响；儿童的不少新经验会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种原始的种系发育经验的重复。“把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东西全都接收下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定的中间位置；它把现在的和过去的影响集聚于一身。在“超我”的构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表明现在是怎样变成过去的例子……
第一讲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怀着新奇而又不理解的心情来到这个世界，在这样一些对我充满期望的好学的听众面前讲演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能享有这样荣誉，仅仅是由于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学有所联系；因此，我准备对你们讲的也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下面我将尽可能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新的诊疗方法的起源和发展经过。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学诞生于世是一个伟大功绩的话，那么这项功绩并不属于我。精神分析学的初创没我的份。记得我还是一个学生，正忙于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位维也纳的医生，他就是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最早（１８０—１８２年）对一位患有癔病的姑娘使用了这种方法。现在就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病例的情况及其治疗的前后经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你们可以在后来我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的《癔病研究》（１８９５年）一书中找到。不过，在讲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开场白。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部分都不是医学界人士，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不满意。你们也许会担心，以为要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必须具备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的确，在我们的探索征途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和医生们同道而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们分手，而要同布洛伊尔医生一起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去进行研究。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颇有知识，也颇具才华。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在那期间，她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紊乱状态。她的身体右侧的两肢患有僵硬性麻痹，丧失感觉，而且左侧的两肢也时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因扰。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阻碍，头无法自由摆动。她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恶进食，有一次竟一连几星期喝不进一滴水，尽管渴得难以忍受。她的语言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甚至达到不会说、也听不懂自己的母语的境况。最后，她陷入了失神、迷乱、谵妄，以至整个个性发生变化的状态。下面我们应该马上把注意力放到这些复杂的症状上。尽管你们不是医生，但是听了我刚才列举的这么多症状以后，你们想必会认为自己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有可能危及大脑。看来没有多大治愈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导致病人早早死去。可是，你们或许会听到医生们提出这样的见解：在治疗相当多症状同样严重的疾病时，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各种不同的、远远更为乐观的态度。对于这种观点，你们不应置若罔闻。如果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她的主要内脏器官（心脏、肾脏等等）经医疗器械检查都是正常，但她却时常出现剧烈的情感紊乱现象——况且，如果她的各种不同的症状在某些细微的方面与通常意料中的有所区别的话——那样，医生一般都不大会太重视这病例，而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称作“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病症。这种病症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性图景的能力。他们以为，这种病不至于危及生命，而且恢复健康——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恢复——是完全有可能的。要把这样一种癔病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别开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样的鉴别诊断是怎样作出的；我们只要相信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恰恰就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不会诊断出是癔病的那种疾病就够了。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位病人的病情报告中援引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照顾病重将死的父亲——她热爱自己的父亲——期间发作的，而且，因为自己的病症，她被迫停止护理她的父亲。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与医生们同道而行还是颇有益处的，但是分手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你们不应该设想，由于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而不诊断为严重的大脑器质性疾病，就可以使病人接受医疗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是无能为力的；同样，一个医生对于癔病性失调也是毫无办法的的。他只得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乐观的后果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获取。由此可见，是否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对于病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对于医生说来却恰恰不同。医生对癔病患者的态度和对器质性疾病患者的态度明显是大为不同的。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事实上癔病患者的病状要轻微得多，但它又似乎要求被看成是同等严重的病。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着作用。通过研究，医生已经了解了许多对外行说来仍是不解之谜的情况，他已经能对某种疾病的起因以及这种疾病所能引起的种种变化——比如一个患有中风或恶性肿瘤的病人的大脑变化——形成一定的想法，而他正是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切中要害的。然而，当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情况时，他的所有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方面所接受的训练——却把他置于一旁，不再帮他了。他无法理解癔病，在这种疾病面前他自己也变成了门外汉。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相当重视自己的知识的人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于是就出现了癔病患者得不到医生同情的现象。他把这些患者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学的法律的人——就像正统教派的信徒眼里的异教徒一样。他会认为这些病人什么恶劣的行为都干得出来，会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故意欺骗，故意装病，等等。于是他就不再理解他们，以此给予惩罚。但是，布洛伊尔医生对他的病人的态度却不该受到这样的责备。他不但对她表示同情，还对她产生兴趣，尽管起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她。看来有可能是这位患者自己出众的智力和优良的个性减轻了医生治疗中的困难，这些他在病例记录中说得十分清楚。此外，由于他的热心观察，他也很快找到了为病人提供初步帮助的方法。他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伴有神智混乱的个性变化）状态时，她总是习惯于自言自语几句，这些话好象是产生于她脑子里忽然闪现的某个想法。她的医生便把这些话记下来，然后使她进入催眠状态，再把那些话重复说给她听，以便使她把这些话当作起点。病人果然依照办了，她就这样在医生面前把她隐入“失神”状态后一直占据她大脑的那些精神创造物重新显现出来，而我们就是从她吐露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话中了解到这创造物的存在。这些精神创造物都是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我们不妨称之为“白日梦”，有时明显地带有诗一般的美好感受，起点经常是一个姑娘坐在父亲病榻边的姿势。当她说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幻想之后，她就仿佛得到了自由，又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精神生活。她的状况的好转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而到了第二天又会再次陷入“失神”状态；这一次的病状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消除——也就是让她把刚刚构成的新的幻想用语言表达出来。那种现象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她在“失神”阶段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是这些充满情感的幻想所产生的刺激造成的。说来奇怪，每到这种时候，病人就只会说英语，也只能听懂英语。后来，病人自己把这种新奇的治疗方法命名为“谈疗法”（ｔａｌｋｉｎｇｃｕｒｅ），并经常开玩笑地把他说成“扫烟囱”（ｃｈｉｍBｎｅｙ－ｓｗｅｐｉｎｇ）。
没多久，医生仿佛无意中发现，这种像打扫烟囱一样把心灵打扫干净的方法所能产生的效果并不仅仅是暂时减轻病人时常反复的精神迷乱。事实上，如果能让她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那些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和与此相关的经历，就完全有可能全部消除这些令人痛苦的病症。事情发生在一个夏天，有好几天天气热极了，病人口渴得受不了，因为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现自己喝不进水去。有好几次她端起一杯水，心里很想喝，可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有恐水症的人似的马上又把杯子推开。每逢这种时间，她显然总有几秒钟的时间是处于“失神”状态的。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水果为生，如西瓜等等。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六个星期，然后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中忽然嘟嘟哝哝地说起了她的英国“女友”，说她不喜欢这个人，接着便露出满脸厌恶的表情，一五一十地讲起了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人的屋子发现她养的小狗——那可怕的畜牲！——在玻璃杯里喝水的情景。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什么都没有说。这时，她把当时抑制住的愤怒强烈地发泄了出来，然后就要水喝，并毫不费力地喝了很多水，等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时，那只杯子还贴在她的嘴唇上。从那时起，她的病就完全消除了，再也没有复发。
诸位请允许我在这件事上多说几句。在那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治疗过癔病的症状，也从来没有人对这种症状的起因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只要能证实病人的其它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症状——也是这样产生，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疗，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布洛伊尔全力以赴想要证明这一点，因此他对这位病人的其它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调察。事实果然如此。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作为某种情感经历的残余物——或可以称作“沉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