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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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塔雷利事件”（2）
不管怎样，列奥纳多的性取向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同许多研究列奥纳多的学者一样，笔者认为他是个同性恋。但是还有一些惊人的事实证明他不完全是个同性恋，对此我后面会详细介绍。1476年对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但也不能说就一定确有此事。
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同性恋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预见，答案肯定是复杂而又不确定的。一方面，正如洛马佐那段对话所暗示的那样，同性恋爱当时非常普遍，鸡奸这种“后背游戏”与佛罗伦萨密不可分。德国人甚至用“佛罗伦萨人”来指代“鸡奸者”。在美第奇家族的社交圈里，人们公开接受同性恋行为，雕塑家多那太罗、诗人波利齐亚诺、银行家菲利波·斯特罗奇的同性恋身份已是众所周知。波提切利也是个同性恋，他与列奥纳多一样曾成为一封匿名举报信的攻击目标。后来涌现的同性恋艺术家还有米开朗基罗和本韦努托·切利尼。切利尼既是同性恋也是异性恋，他在自传中津津乐道于玩弄多名女性的经历，但1523年他还曾因与一名叫乔瓦尼·里戈利的人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佛罗伦萨地方法官罚款。雕塑家班迪内利斥责他是“肮脏的鸡奸者”，切利尼不屑地反唇相讥道：“我倒是希望上帝告诉我如何进行这项崇高的艺术，朱庇特与盖尼米德在天堂里就做过此事，而尘世间最伟大的国王和皇帝也无不如此。”他这段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与洛马佐的对话中列奥纳多表达的意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性恋爱是“品德高尚的人”从事的“更为光荣的事业”。
同性恋爱能够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佛罗伦萨人对柏拉图主义的狂热。柏拉图关于成年男子与男孩之间的爱情理想当时已是妇孺皆知，费奇诺在《论爱情》中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尽管费奇诺强调称这种爱情是纯洁的、无性的，但“柏拉图式的”或“苏格拉底式的”爱情却成为同性恋爱的时髦面具。我们知道列奥纳多与费奇诺的圈子关系紧密，也许风雅之士之间的性爱也是吸引列奥纳多的因素之一。
这些事实对15世纪70年代的佛罗伦萨的同性恋爱赋予了新的注解，但这与惩恶扬善的“守夜官”机构对同性恋的理解却截然相反。名义上，鸡奸算是死罪，同性恋者是要绑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几乎从未这样做过）。“守夜官”收集的诉讼数据显示，在75年多的时间里（1430－1505），超过一万个男人曾被控鸡奸罪，粗略算下来平均一年要有130个人。大约五个被控此罪的人中就有一个被判有罪。有几个人会被施以死刑，其他惩罚犯人的方式有：流放、打烙印、罚款，以及公开施以羞辱。因此，1476年列奥纳多被人控告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但也是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几乎无疑的是，他被人逮捕，可能会遭受酷刑的惩罚。令人无力的柏拉图式的爱与“守夜官”的监狱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
此外，起诉同性恋者是大多数笃信上帝的人作出的更为广泛的谴责。神职人员对同性恋往往是大加挞伐。贝尔纳迪诺·达·谢纳传教士是其中的一个极端分子。他煽动信徒们向圣十字教堂的地板上吐口水，齐声高喊：“施以火刑！烧死所有鸡奸者！”1484年，局势进一步恶化，一份教皇下达的训谕将同性恋定性为“恶魔”，声称同性恋者“异端的变态行径”无异于“与魔鬼乱淫”，之前人们常说巫婆能与魔鬼乱淫。文学作品对同性恋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但丁的《地狱篇》就是明证，同性恋者在书中受到了永恒的惩罚。罚到地狱第七层的是一些“违抗上帝、自然和艺术的人”，他们分别是上帝的亵渎者、鸡奸者和高利贷者。鸡奸者被斥为“卑劣的畜生”和“肮脏的人渣”，他们被罚围着一片“燃烧的沙漠”永无休止地绕圈。沙漠和要自己走完的圆圈（“他们使自己变成一个车轮”）是“不育”的象征。鸡奸是犯忌的行为，是“对自然的违犯”，因为这种性行为不能繁衍后代。但丁的解读较之传教士们憎恨同性恋而发出的咆哮要更为细致，下面暗藏着焦虑和不安。列奥纳多读过但丁的书，还曾在笔记本中摘引过他的话。他一定也看过波提切利为《神圣喜剧》作的插图，这些插图是波提切利最早的作品，可能画于15世纪70年代。兰迪诺曾为1481年佛罗伦萨出版的但丁的书画过一些版画，其中一些版画是以波提切利这些插图为样板。流传至今的只有15世纪90年代中期为洛伦佐·迪·皮尔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所作的版本。画上赤身裸体的同性恋者受尽燃烧的火把的折磨，痛苦地转着圈子，就像一群铁链锁住的囚犯。此图意在警省世人，告诉世人因犯有鸡奸而被逮的敏感年轻人可能会遭受的罪罚和凶兆。
这就是1476年4月地方当局收到举报信事件的背景情况。关于此事的动机我们只知道：举报者是要给雅科博·萨尔塔雷利，以及被控与他淫乱的四个人找麻烦。检举人想要给他们定罪，或者说这还只是第一个阶段。
雅科博·萨尔塔雷利这个人到底是谁？举报者告诉我们他年约17岁，有一个叫乔瓦尼的哥哥，并与他住在一起，雅科博在瓦凯雷奇亚大街上一家金匠店里工作。在佛罗伦萨的地籍册里，我们发现萨尔塔雷利家是个大家族，家族成员集中住在圣十字教堂的卡罗区里。在1427年的地籍册上登记的七个萨尔塔雷利家庭里，有六家住在这个区。家族中最为富有的人是乔瓦尼·迪·伦佐·萨尔塔雷利，估计拥有资产2918弗罗林，资料上显示他的职业是皮毛商，主要经营灰蓝色的松鼠毛皮。1427年，乔瓦尼手下雇有7名侍从，后来我在1457年的地籍册中发现他的三个儿子巴尔托洛梅奥、安东尼奥和贝尔纳多当时仍然住在那里。雅科博·萨尔塔雷利很可能就是这一家族中的一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是在圣十字教堂周围长大，列奥纳多也是在这个区里工作和生活的。
“萨尔塔雷利事件”（3）
可以想像，这封举报信和所提及的内容是多么的狭隘。萨尔塔雷利和帕斯奎诺这两个被控告的人都在瓦凯雷奇亚大街工作生活。（从信上的措词我们看不出他们是否在同一家金匠店，或相互毗邻的两家店里工作。）告密者也是个当地人，因为他称雅科博工作的店铺的对面就是一个“桶”，大概指的就是他投信的那一个。瓦凯雷奇亚大街长度虽短，却很宽大，一路直通西纳里亚宫殿的西南角，北面相邻的是奇马托里大街，另一个被告的紧身上衣制造商巴奇诺就住那里。这封举报信也许是出自一个爱管闲事的邻居，因为讨厌人们进进出出而写；也许举报人是他的竞争者。瓦凯雷奇亚大街上另一家金匠店铺的主人是艺术家安东尼奥·德尔·波莱沃洛，他在1480年的纳税申报单中宣称那家店只是他的各种“规模不大店铺”中的一个。该店的经营者是保罗·迪·乔瓦尼·索利亚尼，他被称作波莱沃洛手下的“画家和助手”。索利亚尼是否有可能就是那个举报人？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两个竞争对手——萨尔塔雷利和帕斯奎诺，以及画界竞争者列奥纳多陷入困境。直到今天，用匿名举报信对付商业竞争伙伴的作法在意大利仍时有发生。
名单上最奇怪的一个人是列在最后面的那个：列奥纳多·托纳博尼，人称“特里”。信上没有写明他的住址，可能因为佛罗伦萨人都知道在托纳博尼宫里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叫托纳博尼的人。托纳博尼宫位于宽阔、设施完备的街上，街的尽头就是圣特里尼塔大桥。托纳博尼是佛罗伦萨大家族之一。15世纪40年代初，皮耶罗·德·美第奇与卢克雷齐娅·托纳博尼的联姻使两家族的长期结盟关系更为牢固。编年史家和评论家对卢克雷齐娅都是赞誉有加，称她温柔可人，幽默机智，既能吟诗作赋，又懂经商赚钱，是佛罗伦萨新女性的代表，为吉内弗拉·德·本奇等后来的女性作出了表率。卢克雷齐娅的哥哥乔瓦尼是美第奇银行罗马分行的经理，也是美第奇家族的老冤家，因为他迎娶了卢卡·皮蒂的女儿弗兰切斯卡，是皮蒂家族的乘龙快婿。正是乔瓦尼委托吉兰达约为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绘上美轮美奂的壁画。吉兰达约用画笔也将一些托纳博尼家族的人留在了壁画上，也许列奥纳多·托纳博尼就在其中。
虽然托纳博尼家族是名门望族，但这个列奥纳多的身份却是扑朔迷离。然而他与洛伦佐·德·美第奇母亲沾亲带故的事实可能使这一案件又多了一层可能性。有人会问：是否有对立的政治势力从中作祟？达·芬奇是否卷入了诽谤列奥纳多·托纳博尼的阴谋中，并利用他进而诽谤美第奇家族？正如我贬低波莱沃洛手下的店铺经理一样，这种猜测毫无根据。更大的可能性是，托纳博尼家族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是在事后发挥了作用。可能有人已经传话下去，要谨慎而又利索地处理好这起案子。列奥纳多名字旁边写的“赦免无罪”几个字告诉我们法庭已经撤掉对他的指控。这并不表明他是清白无辜的，因为案件记录中出现了美第奇手下门客的名字，因此很可能是美第奇家族的权力救了他，而并非因他无罪释放。
根据告密者所言，雅科博·萨尔塔雷利“答应”发生性关系，已经“为很多人提供过这种服务”。他并没有明确讲清雅科博到底是一名淫荡的同性恋者，还是只是个男妓。这种分别虽不明确，却很重要。列奥纳多是在滥交情人，还是去拜访一个男性童妓？不管怎样，萨尔塔雷利所交往的似乎都是体面之人，因为瓦凯雷奇亚大街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萨尔塔雷利在那里做金匠的学徒或助手，收入应该不菲。信中也出现了告密者惯用的伎俩——虽然推测有“很多人”都去过那里，却只列出四个人的身份。一个男孩有四个情人，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个男妓，就算男孩事后得到小礼物也不能证明他男妓的身份。
斯米拉利亚·斯科纳米利奥1896年首次公开这封信的时候，他可能猜想列奥纳多一定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他不过是聘用萨尔塔雷利做自己的模特，并没干过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我们承认列奥纳多是个同性恋者，不过两人的关系可能就是“艺术家与模特”的关系，这么说并非为其开脱。列奥纳多一处带有神秘意味的笔记增加了雅科博充当列奥纳多的模特的可能性。这处笔记出现在《大西洋抄本》的一页纸上，后来被他删掉。那页纸应该是写于1505年前后，他这样写道：“我画小基督的时候，你们将我打入监牢；如果现在我画出他的成年像，你们还会变本加厉地惩罚我。”这句话有些晦涩难懂，有可能那张小基督的画像是以雅科博为模特，这件事触犯了教会当局，因为雅科博被斥为同性恋者，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描绘“成年”基督的画像或雕塑上。现存惟一一幅列奥纳多的“小基督的画像”是《幼年的基督》的赤陶头像，大概作于15世纪70年代。小基督一头长发，眼睛向下望去，用乔瓦尼·保罗·洛马佐的话说，具有这样一种“气质”，“稚嫩的面孔之下似乎也隐现出老成”。难道这个基督就是以雅科博为原型吗？
另一个我觉得会是雅科博的形象出现在纽约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藏的一幅素描上。这幅素描出自韦罗基奥的作坊，被认为是韦罗基奥与列奥纳多共同创作的。画上是一个面目俊美的孩子，长着圆乎乎的脸蛋，一头浓密的小鬈发。他微微撅起小嘴，眼神倦怠，似乎显得闷闷不乐，给人一种傲慢之感。孩子将上半身的四分之三展现给观者。这幅作品中的孩子竟然与列奥纳多《天使报喜》中的圣母有着几分相似，令人不安地使同性恋爱与《幼年的基督》这种神圣主题联系起来。藏于柏林的一幅韦罗基奥作坊出品的素描可能画的是同一个人，该画也被归为列奥纳多的作品，一位图书馆馆长将列奥纳多的名字写在画的右下角。画上有洞，便于悬挂，也许是早期为福尔塔圭里建的纪念碑（建于1476年）上一个天使所画的习作。不管怎样，雅科博绝对适合为吉贝利纳大街的艺术家们做模特，如果真的发生了某些“邪恶的事情”，他似乎也不会拒绝。
“萨尔塔雷利事件”（4）
列奥纳多关于小基督的那句谜一般的话如果指的是“萨尔塔雷利事件”的话，那就证明这样一个事实：1476年那封举报信使列奥纳多在牢里呆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十分短暂，或许只不过是被“守夜官”逮捕和拘留，但应该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使列奥纳多为逃狱而作的一些奇妙机械图增加了可信度。这些机械图出现在《大西洋抄本》中——一个弄断监狱铁条的机械装置，还有一个机械装置旁写着“从后面将狱门打开”，＇166＇它们作于1480年左右。这些装置是列奥纳多最早的发明，也许与1476年身陷囹圄的经历有关，这段经历在三十年之后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如他所说：“你们将我打入监牢。”列奥纳多还曾写道，自由是“大自然对人类最重要的馈赠”。他所经历的是是非非告诉世人：任何形式的禁锢（身体的、职业的、思维的，特别是感情的）对他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
“萨尔塔雷利事件”是第一个能证明起初呆在佛罗伦萨的列奥纳多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事例，却不是惟一一个。还有一处神秘的备忘笔记值得注意，它出现在藏于乌菲奇美术馆的一张画满素描和图表的纸上。之所以称其神秘，是因为上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素描中画有两个人的头像，其中一个可能是他的自画像。上面的字迹带有他早期明显的“公证人式的”字迹，满是龙飞凤舞的花体字，有的字似乎是随意涂写上的，或是试用新笔时留下的。列奥纳多在纸的顶端提到一个住在佛罗伦萨的年轻人菲奥拉万蒂·迪·多梅尼科。那段字迹十分潦草，左上角已被人涂抹过，几乎无法辨认。下面是让－保罗·里克特于19世纪80年代誊写的那段字：Fioravanti di domenicho j＇n＇ Firenze e co＇m＇pereAmantissimo quant'e mio……
里克特将其翻译成“佛罗伦萨的菲奥拉万蒂·迪·多梅尼科是我最爱的朋友，恰似我的（兄弟）”，最后“兄弟”这个词是对第二行最后模糊不清的字迹的猜测。在杰恩斯·蒂斯1913年对列奥纳多的专著里，他对这两行字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佛罗伦萨的菲奥拉万蒂·迪·多梅尼科似乎深爱着我，他是处男，我也许会爱上他。
卡洛·佩德雷蒂更欣赏里克特的解读，却认为第二行“mio”后面的字只是“胡乱涂写，毫无实际意义”。将蒂斯声称读到的那两行小字都写出来着实有些困难，因而不能说这些字表明他就是同性恋，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奥纳多对他“最爱”的菲奥拉万蒂确实有着十分暧昧的感情。按照当时的标准，他的名字是取自父亲的名字，这使我们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