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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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朋党斗争。帝皇之家从来都免不了朋党之争，兄弟倾轧。康熙晚年，皇子之间储位争夺，以及索额图、大学士明珠等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互相交织。此外，朝臣中有满人和汉人的矛盾，满人歧视汉人，大学士一定要以满人做“首辅”（首领）；各部尚书虽然满人、汉人都有，但满人“行走”在前，汉官在后；官缺分出旗缺、汉缺，满人少，得缺容易；同时皇帝经常表彰满人淳朴，指责汉人奸猾，势必造成满汉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因而在政事处置上各持己见，维护本民族人员的利益，这就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互不让步。
其次是阶级矛盾加剧。康熙初年，由于满汉官员贪赃枉法，侵渔百姓，使“民生困苦已极”，因而康熙帝特别注重整顿吏治。他认为，要治理国家，首要的是有一大批奉公守法、勤政清廉的官吏。但由于康熙帝晚年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约束，各种严酷的剥削便开始了，农民与官僚集团的矛盾也随之产生。比如附加税耗羡，康熙帝原来并不许征收，“州县官克取耗羡、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情不报者，皆革职提问，徇纵不参之督抚革职”。但由于康熙朝俸禄较低，各级官僚最终还是将目光瞄准在对百姓的克取上。二十八年（1689年），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若断绝外官耗羡，则外任实不能度日。”结果康熙帝不得不向官僚们妥协，同意加收耗羡。
州县官征收耗羡，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则用于送礼。州县官要向上司送规礼，地方官也要向朝臣送礼，这成了当时官场上的不成文制度。州县官为了确保个人用度和这些官场常例，重视征收耗羡银的程度比征收正额钱粮的还要高，还要严厉。同时还会把征收到的正额钱粮，挪作他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情况最严重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贮存。康熙帝看到这种现象，于五十九年（1720年）说各省的钱粮亏空太多了，不够开支。这种情况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以皇帝为首的政府和官僚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与康熙初年相比，官场滥征耗羡，吏治不清已成为康熙帝晚年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再次，西北用兵也造成了社会矛盾加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后，康熙帝调兵遣将，开销较大，西北前线人民负担显著增加。部分军士不愿出征，相继逃亡，清政府严行惩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鲜使臣李仿、李大成等归国报告，说他们在路上看到槛车里载有很多男人和妇女，这些人是不愿意西征的人及他们的妻子，是被流放到沈阳或宁古塔去的。他们还说过去所经之地，见“人物甚盛，关门填咽”的繁荣景象，如今“关外人家多有撤毁处，关内人物颇稀疏，马畜甚贵，或骑牝骡而行，盖以征讨西之故，如是凋弊云耳”。
虽然康熙帝西北用兵的决策是正确的，但过度的战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是什么大萧条，但和康熙朝君臣口头称道的太平盛世相差已甚远。
由此可见，康熙朝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亟待解决。正缘于此，继康熙帝之后掌握帝国命运的雍正帝，将怎样治理这个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可以说关系到整个清王朝在中国的国运兴衰。高唱颂歌、粉饰太平的做法是逃避现实的懦弱行为，讳疾忌医、不许人开口的态度则是自取灭亡之道，只有勇于正视自身弱点的人才具备成功者的素质，只有勇于改正自身缺点的政治才是英明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雍正帝是另一类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功绩，殊不弱于父皇康熙帝。
高瞻远瞩，积极进取
做英明皇帝的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就不得不忠实地遵行父皇的成法，以免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个千古骂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大多有无用的儿子。比如唐高宗李治，一生都活在乃父李世民的阴影下，循规蹈矩，丝毫不敢超出父皇定下的制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但清世宗雍正帝没有因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作为一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赢得了极大赞誉的“圣主”康熙帝的儿子，改革父亲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就含有否定父亲的含义，对雍正帝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和考验。在世人心里，康熙帝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尽管他晚年的思想有些保守，但毕竟功大于过。对雍正帝来说，实行改革无疑会有一种心理压力。雍正帝也曾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尊重现实，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在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挂有他亲自书写的一副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最好注解。
雍正帝把他和父皇康熙帝作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独在官风民情上比乃父知道得多。他认为康熙帝八岁即位，深居宫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他说：对下面情况的了解，朕是亲身经历得到的。朕为雍亲王多年，凡是臣下结党施行奸计，互相拉关系，相互徇情办事，对皇上、对上司欺诈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当面顺从，背后另干一套，各种恶劣风习，都不能逃过朕的眼睛，朕都知道这些弊病了。朕对于下情的透彻了解，和历史上从藩王当上皇帝的人来比较，比如汉文帝等人，朕的见闻，要比他们多得多。
可见，雍正帝对他在当雍亲王时的经历颇为自负，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有理由的。他在康熙时期奉旨处理过一些政事，虽然这些政事不多，但他对当时国库亏空、钱粮短缺的情况非常留意，因而当他形成了兴利除弊的思想后，面对千头万绪的政治局面，知道如何入手。
在改革的过程中，雍正帝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舆论制约，但是雍正帝都能够难中取易，险中取胜，只要认准一件事，他都会当仁不让，下定决心去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勇敢地向千百年来形成的积习挑战，宣布剔除吏治不清、科举腐败的恶习，创造太平盛世。他的振新，同康熙帝晚年的不生事形成鲜明对照，标志着雍正新朝，在政治上必有一番改革。
雍正帝之所以能从一个毫不起眼的皇子一跃成为执掌大清江山的天子，在于他不仅有积极进取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有高瞻远瞩的魄力。为了保证其政治纲领的实施，他把封建主义的皇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清代的政体沿革：努尔哈赤时，大臣们比皇帝有权，一切重大的事件须先由王大臣会议受理，再呈报努尔哈赤。皇太极时设立文馆来分散王大臣的权力，文馆的职掌是内三院，包括秘书院、弘文院和国史院。顺治晚期，改三院为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各二人，称宰辅。鳌拜为了专权，又把内阁改回内三院。康熙帝从鳌拜的专权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大权旁落，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他力主“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以加强君主集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为天下奉一人”，则从字里行间极为迫切地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为了加强皇权，雍正帝成立了军机处，最终，实现了雍正帝“愿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统一、政治的清明确有其积极的意义。
“人治”是雍正帝统治思想的内核。它强调一是要有一个好皇帝；二是皇帝要会用人。好皇帝的标准是四个字：励精图治。这样才能避免唐、明朝时的宦官专权，杜绝朋党之争。“人治”还需要有一支在励精图治的君主指导下的良好的官僚队伍。除此之外，关键在于有好的施政方针。雍正帝把人看作最重要的因素，对下层的老百姓给予了很多的关怀与照顾。
总之，雍正帝是一位积极进取、勇于革新的君王，他并没有盲目崇拜父皇康熙帝，而是敢于改正前朝的失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一种超越。
抒发抱负，政治一新
雍正帝即位之初，对他的政治即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即要随着新朝的开始，剔除前朝积弊，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国富民殷的盛况。雍正帝不仅看到了康熙朝的问题，而且深知其渊源，绝非一朝一代所形成，所以他的改革胃口很大，宣称：“朕欲澄清吏治，艾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
在“振数百年颓风”思想的指引下，雍正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弊政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顿吏治。即位伊始，为惩治腐败，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亏空、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和取缔陋规等工作。由于他态度坚决， 措施得力，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败坏的情况大有好转。
第二，废除贱籍。大家知道印度古代有贱民，清朝雍正王朝之前也有贱民。明朝以降户口有军籍，有民籍，有贱籍。民籍就是士农工商，贱籍就是贱民，不属于士农工商，他们不能读书，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世世代代身份不能改变，身份地位相当低下。贱籍据说从宋朝以来就延续下来了，他们只能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工作。雍正帝先后下令取消贱籍，让他们编为民籍，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豁贱为良涉及到的人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第三，改土归流。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在雍正朝以前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尽管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帝却全面推行了“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政策，削弱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负担，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第四，摊丁入亩。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帝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亩”，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典型的“杀富济贫”。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第五，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会破坏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力；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既定的政策。所以雍正帝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不仅包括朝廷中的拉帮结派，也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对于科甲朋党，雍正帝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表明他为澄清吏治、医治痼疾的决心。
第六，整饬官衙书吏。封建政治制度造就了一批把持政务的书吏，大小机关的文书处理和档案保管权力都控制在书吏手里。由于文书的处理大权在书吏手中，所以书吏队伍是贤是奸，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吏治行政。还是在当亲王期间，胤禛对官衙书吏的弊端就已经相当清楚。尤其是康熙帝晚年实施“政宽事省”、“无为而治”政策，各级官僚大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视政事，只依靠幕友和书吏办事，以致吏治废弛败坏，各衙门书吏竟敢公然盗取、改易、焚毁档案文件。对书吏队伍中的这种腐败情弊，胤禛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登基后，雍正帝马上提出了整饬官衙书吏的革新思想，他对书吏管束严格，为铲除书吏队伍中敲诈勒索和舞文弄法之积弊，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第七，狠刹摊派之风。雍正帝刚登基的时候，地方摊派积弊花样繁多，有大吏示禁而属员阳奉阴违者；有大吏故纵而有司公然横行者；甚至有在百姓交纳正项钱粮时，官吏即将拟派之费预行扣去，先私而后公者。摊派已经成为吏治清廉民生乐业的一大祸害。雍正帝对此看得很透彻，在他即位后的一两年内就接连颁发“谕禁数条”的革新思想，并且惩处了一批妄行摊派的官员。雍正帝认为，如果想要彻底消除摊派之风，从根本上说，必须造就新一代廉洁的官吏队伍。
总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帝既继承了康熙帝的历史遗产，又纠正了康熙帝晚年的弊政；同时雍正帝的许多措施，也为后来乾隆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务实求真，从严治国
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帝批过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务实的作风。具体地说，雍正帝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奏报（奏折）“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弹唱阿谀奉承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并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