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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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这样比较现实的考虑，偶像如果把矛头指向紫禁城，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既有实力又有信仰的家伙不会沉默。按照传统的忠奸观，全国上下的老少爷们也会边骂边打，阻止偶像的反水行动。届时，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自相残杀了。不要忘记洪天王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因此，匆忙起兵，只恐人心不服，导致四分五裂，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紫禁城中的那批爱新觉罗们不会答应。虽说鸦片闹了二十年，洪杨又拆台，清政府衰落得是很快，但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支撑天朝大厦的石柱上的裂缝还未发展到坍塌的程度。在北方，清廷还有几支军队可以顶一阵儿，比如僧格林沁就不是吃素的。　　　
　　以上的推测无论有多少花样，终归结局是已定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他是国之藩篱，而不是二五仔。况且，曾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决定性人物，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人物。于是，当左宗棠一纸书信试探曾曰“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时，曾国藩显得是那么木讷，这其实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最终，曾氏识时务，中央给面子。曾国藩还是选择被封了个侯爵完事，而不是学习平西王吴三桂反水。　　　
第4节：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四）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时的政府军队，臃懒、涣散，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从体制上来了个创新，堪称大手笔。他把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兵源上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又壮实又憨厚的山野农民，不收小混混，也不要系统内的子弟，更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一手，很是凝聚了队伍的向心力，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搞物质刺激，给大家发钱，涨工资。湘军的每月薪水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马上就上来了。看来，老曾不仅是口头教育，也很懂用金钱说话。　　　
　　《曾文正公书札》再次，注意抓军队的教育工作。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清军在百姓中口碑很坏，大家都不支持。为了得到民心所向的优势，他搞起了队伍的作风建设。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自己独到的带兵艺术。在他看来，军队不仅要能拼命，更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自觉性，这也是他选兵要选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人的原因所在。　　　
　　从政治策略上来看，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舆论的高地。　　　
　　首先，他妖魔化对手，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很善于搞宣传教育工作，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实，他也算搞了一辈子“教育”和“宣传”工作。　　　
第5节：官场生存原理　　　　　
　　（五）“黑”“伪”“滑”的官场生存原理　　　
　　曾公出生入死戎马半生，终成沧海枭雄。一个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可不说是个异数。　　　
　　最牛的是，他得以善终。不似韩信、年羹尧、隆科多等“飞鸟尽，良弓藏”。　　　
　　前面说了，曾公虽然念书刻苦，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要勤奋学习就能成材，那天底下都是人才了。曾公赢在情商。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有人要说了，情商难道也是可以学的？那么，天底下的励志类图书的作者个个都应该先富起来了。　　　
　　其实不然。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虽然密切相连，但也各事各码。正如经济学家未必能当企业家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妨先走进曾国藩的心理世界，当然，只是能合理推测的那一部分。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一种感觉是“黑”。“黑”，就是“理智冷酷”。　　　
　　他表面上还是很温和的。但恰恰是这种温和更让人心生敬畏，更说明其城府之深。香港电影在塑造黑帮老大形象的摸索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成奎安为代表，那种凶悍全写在脸上，肌肉鼓鼓的，嗓门大大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搞笑。九十年代初则是出现了吴镇宇那种神经质的老大，杀起人随意得很，像吃饭喝水一样，很明显地比成奎安狠了一层。但是，比起好莱坞的“教父”那种温和优雅的老大形象，还是缺了一层。　　　
　　《曾国藩像》国藩先生就是教父型的。虚伪毒辣是他，有情有意也是他。国藩还要求自己“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追求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可当攻克金陵的捷报传来时，他还是晕了过去。他为气度压抑了个性。这种对自己的压抑，说白了，就是能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对自己冷酷才是真的冷酷。　　　
　　所以，后人常用“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来形容他。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二种感觉是“伪”。“伪”，就是“城府的高深莫测”。　　　
　　民间传说：清朝有西山八戾，包括多尔衮、老佛爷、袁世凯等人，他们不是皇帝实际上却是曾经控制中国的实权人物。比如慈禧是狐，袁是青蛙，而曾是蛇。蛇是狠毒阴柔而善于伪装的。　　　
　　他这个一生靠读书来不断改变自己的演员，已经完全融入了政坛角色，高超的演技、激情的演出使他自己都难辨真伪。伪装得久了，假面具变成了真面目，真真假假实在不易分清了。当一个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谁还能把握他、控制他呢？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三种感觉是“滑”。“滑”，就是“圆滑善变”。　　　
　　这种善变的习性使他的适应能力超强。既能钻研学问又精于江湖气，既能玩玩笔杆子还能指挥军队平天下，莞尔一摇身，还能把封疆大吏做得功德圆满。这境界，不是善于变通的人，哪能做得来？　　　
　　何况，晚清官场是何等地波澜起伏，深不可测。内忧外患、派系相争之外，还有个“满汉之争”，皇帝太后也很是出了名的难伺候，为一个红顶子，门生可以出卖，朋友可以反目，甚至父子相害，手足相残。宦海风高浪急，非圆滑善变者根本就不能生存，何谈发展？　　　
　　在这种环境下求发展，你就必须看透官场上的潜规则，必须既有能耐又有技巧，无能耐不可立功业，无技巧不可稳根基。否则，就早点踅摸个山洞隐居，别玩了。　　　
　　曾公不怕，曾公能适应，还能玩好。你满人不是不信任汉人吗，那我就提拔一个满族将领让你放心；你地方官不是不支持军队吗？那我就识时务了，坚决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就妥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杨元庆总裁评价柳传志：“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妥协。”笔者认为，妥协绝对是做人做事的大艺术，军事上称为“以退求进”。可惜，人们往往对这一艺术持不屑的态度。　　　
　　关于曾公的性格，以如椽巨笔在天地间挥洒，也难画得周全。笔者只能略道一二个人观点。　　　
　　我对曾公性格的白描肯定片面，但不是丑化。理智冷酷，城府高深莫测，圆滑善变，这些词汇，对于政治家是褒义的。你若说他善良单纯，他会认为你是在骂他。政治家是不能用俗人的道德观来衡量的，否则，要么是小看了他，要么是戏弄了这份独特的职业。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因病在书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第6节：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第二章　　　
　　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康老师闹翻了，孙文革命党坐天下了也不统战你，又跟袁大头恩怨起来，最后到底也没搞成政治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你还悲什么李鸿章之遇？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造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府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