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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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六）“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李鸿章爱不爱大清国？当然爱，那是他拼了老命从洪老大的手中夺回来的。不过他也很爱银子，为国立功的时候也顺了点银子回家，所以他更爱自己的大清国，希望能够永世万年。为此，这个从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厮杀汉子突然性情大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谁要打仗他就跟谁急。不过他要和平的对象都是外国人，这就引起了国人的猜疑，背上了卖国的骂名。
李鸿章担任清朝首辅重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他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这就是“以夷制夷”和“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自以为能够玩好这利益平衡，谁知到最后惹火上身，赔了夫人又折兵。托他这种和平外交政策的福，日本这个小流氓被鼓励成了大强盗，最终，狠狠咬了中国一口。
李鸿章执掌中国大政的时候，日本还处于内战后期，国力还不强大。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军国主义制度的形成，日本开始“脱亚入欧”，也就是日本开始追随西方列强后尘妄图霸占大陆地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制定的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大陆政策”，是打算先强行将藩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王国纳入自己版图；同时，日本试图分解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力，准备伺机侵入朝鲜，以达到对中国的东三省、蒙古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侵略之态势。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日本的眼光又盯上了朝鲜，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军消极避战以致在朝鲜战场一败再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然而直到此时李鸿章还执迷不悟地坚持他的“以夷制夷”，英、俄、德、法、美，能求的主他都求遍了，岂不知列强正等着从中日战争中分一杯羹，自然是敷衍了事。连陆奥宗光也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也不缺乏智慧，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然而他终究要为自己的投机生涯付出代价，替老大背上卖国的骂名离开他那无比眷恋的世界。
附有关语录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临终诗
“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
李鸿章死时，北京的市井小民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并列，拟了一副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在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了最小的让步。
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在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
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
——余杰《李鸿章：鹤立鸡群的“爱国者”和被丑化的先驱》
第13节：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1）
第三章
左宗棠：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一）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相当有名气也相当夸张。我们的先人总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才的尊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合理的用人制度的国家，想要说服领导起用某人，不把他夸得像朵花儿似的怎么能行，况且，这个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快要掉脑袋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樊燮构陷事件”，差点使左宗棠成了反腐斗争中的牺牲品。
樊燮，这个名字简短而繁琐的家伙是湖北人，咸丰时代的湖南总兵。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涉贪涉黄涉黑，造成了极坏的群众影响。
咸丰八年，巡抚骆秉章恨死这颗老鼠屎了，在北京开会时就检举了他，说他贪污公款、超标用车，等等。朝廷一听，马上派纪检人员到湖南调查樊燮，最后查明搂了公款银960余两、钱3360余串，此外还动用不少谷米。按说这本属于五万元以内的小case，警告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此人太蠢，钱没搂多少，动静却搞得大大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影响极坏。办案的决定修理他，就地开除公职了。但他不服，向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按理说樊燮的敌人是骆秉章，他怎么会把矛头对准左宗棠呢？难道他真有这么聪明，知道骆秉章全靠左宗棠支持危局，要断其肱骨？他当然没这IQ。原来几个月前，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去岳州，适逢巡抚骆秉章正在岳州巡视，黄文琛便前往汇报工作，将永州地方的各种弊端一一禀报。随后这事被樊燮知道了，他做贼心虚，认为黄文琛必在巡抚面前告了他的状，就与其幕僚魏龙怀商量对策。魏为他出主意说，巡抚衙门的幕僚左宗棠，只是个举人，骆巡抚对之却宠信有加，委之以大事，何不先去见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樊一听，觉得有理，便依计而行，前往长沙。
《左宗棠像》左宗棠听到总兵来了，自得接见。但他心性耿直，恃才傲物，非常狂放，对这位总兵大人的那档子破事儿早有所闻。而樊燮出身枪杆子，对笔杆子并不放在心上，故见面时只是拱了手，没有按礼请安。左宗棠就骂骂咧咧地说：“到我这里的武官，大大小小，都得请安，你怎么搞的？”樊燮一听，也怒了：“朝廷体制，没有武官见师爷请安的规矩，我是二品大员，更没这个习惯！”于是，两人就对骂起来。左宗棠一怒之下，让樊燮滚出去。樊燮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图谋报复。左宗棠也算祸从口出。别人来求他办事，他打打太极拳就行了。很多时候，办不办事不重要，关键面子要给足了。（这一点，他和他的同乡好友胡林翼大不一样，如果左宗棠能向胡林翼那样，说不定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的配合会好些，有些事情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后话。）
第14节：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2）
左宗棠为人处世的弱点，是与性格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个典型的湖南人，多血质。可左宗棠不仅心里血性，嘴巴也很血性，什么话都敢讲，这搁近代民主社会，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很有个性的表现，就像那位意大利总统一样。可是在当时，这是个非常要命的缺点，使他树敌颇多，也使他办起事来处处为难。
樊燮只好去找湖南布政使文格求助。文格是满人，这几年，骆秉章、左宗棠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洗了他的牌，他早就一肚子火了。果然，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文格就唆使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诬谄骆、左。
樊燮便以幕僚越权干政为由控告左宗棠，并指控左为“劣幕”。同时，他又在中央都察院状告黄文琛与左宗棠，说黄、左通同勾结陷害他。
湖广总督官文，出自满族贵族。他向来看不起汉族官僚，专横武断，曾因骆秉章对他不太顺从而暗中忌恨，并迁怒于骆所器重的左宗棠。因此，在接到樊燮的禀帖之后，立即上奏朝廷。咸丰皇帝览奏后，下旨查办此事，将本案交官文审办，并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骆秉章一看情况不好，马上上折子，陈述冤情，而官文是铁了心地要整左宗棠了，在奉旨之后马上要召左宗棠前往武昌，当场讯问。
由于此案事关重大，两湖官员，除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胡为左宗棠之世交好友）为之极力周旋外，都不敢出面调解。两年后，左宗棠在家信中回忆：“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可知当时情态如何紧急。
这时，肃顺听说了这件事。肃顺这个人，比较开明，虽是满人，但对汉人并不歧视，是最早主张起用汉人的满族大臣。湘军的兴起，胡林翼、曾国藩的被重用，都得力于他的极力支持。他的幕府中，也有许多汉人智囊团。肃顺看到朝廷密旨后，告诉了参谋郭嵩焘。郭嵩焘听后非常着急，因自己与左宗棠是老乡啊，但又不便出面讲话，乃请人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当时，郭嵩焘与侍读学士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便请潘出面讲话。于是潘祖荫连上三疏，力陈其冤，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