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正常生活_洪晃-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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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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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写这本书的那一秒钟，就知道我写不出来。
开始，我是求朋友帮忙。我们准备先聊，然后再找人整理，但是还没聊到上大学，就已经离交稿的日子只差一个月了。
我只好耍个花招，让几个好朋友都帮我写一点。当被约稿的朋友问我写什么，我就不要脸地说，“写我”。大家都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只有刘索拉跟我开玩笑，说：“那我不写你，写我，行吗？”真是小巫见大巫。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献给生我养我的人：母亲章含之和父亲洪君彦。
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脸上做出非常严肃认真的表情，把不大的眼睛瞪圆，小嘴巴撅起，薄薄的嘴唇紧闭，身体不时摇摆以便显示我在从各个角度观察面前的选择，像专业人士一样。这是1998年11月，我头一次为《ilook 世界都市》挑选封面。
康明手里有两张封面：左手举着的是金黄色调，一个纯洁的女孩肩上扛着麦穗，白色的衣服几乎是围在身上的，有点像古罗马的装束。女孩的脸是个侧面，有一个像蒙娜丽莎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头上有一个用柳树枝编的花环。右手的决然不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孩，双眼警惕地凝视前方，一种紧张的神态，身上黑色的衣服没有任何细节，两只胳膊半张，也是一种神经质的姿势。
“你觉得哪个好？”我问利丰雅高分色部的头儿，潘先生。
“这个吗，要看你喽。”小潘是那种可以去外交部礼宾司当司长的商人，说话滴水不漏。
“你觉得哪个更好？”我追问道。
“这个金黄的嘛，和你原来ilook 的风格比较近似；那个黑白的嘛，比较有个性。”在他的脑子里话已经很清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两张都不能当封面，金黄的这个还凑合，和你杂志勉强有点关系，那黑白的纯属于瞎胡闹，想都别想。”
可那个时候我还是属于热血沸腾的阶段，不具备听明白这种话中话的能力，我当时的理解是，这个看过无数封面的香港人觉得我两个封面都不错。
“你说呢？”我问康明。
康明是我们的美编，他是一个小个子，说话有一丝非常好听的四川音。他还会眯眯笑，而他笑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拒绝他的。这时候他笑眯眯地说：“你说了算喽，我都喜欢。”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当主编真牛，能让一张破照片挂满全国成千上万个街头。
我刚接手ilook 的时候，我们整个后期几乎都是在印刷厂做的。我们每次都是大队人马杀到蛇口，有美编、责编、主编，美编还经常是两个两个地派去。到了就去利丰的分色车间，霸占两台上好的苹果机，把还没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这时候美编身后还坐着一个责编或主编什么的，没完没了地下修改指令，“这个再往上点”，“那个再往左点”，“把这个模特的腿再修细点”……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我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哪张照片当封面。潘先生和康明困倦得直揉眼睛。我们当时坐在利丰为客户准备的小会议室里面，这个房间有一面玻璃墙，外面是像足球场那么大的利丰办公室，而现在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一个看守的保安，哼着粤语流行歌曲在外面走来走去。我其实也应该是疲惫不堪了，但是兴奋让我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明天封面必须要出来了，”潘先生提醒我，“我先回去了，你慢慢看吧。”
mpanel（1）；他走了之后我又把封面放到会议室的书架上，那上面有很多女性刊物，全国彩色印刷的刊物中有80％以上都是在利丰印的。
“是不是黑白的更显眼一些？”我问康明。他打了个哈欠，“嗯”了一声。
“那就是它吧，”我说，“咱们就得有点个性。”
书终于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封面。一个模糊的、神经质的女孩，一副恐慌的表情出现在280 克铜版纸，过uv、加膜的封面上。我骄傲地把刊物交给我的伙伴。
“啊，”他惊讶地看着封面，“谁选的封面？”
“我。”
他想了想说：“显然，ilook 马上要起来了。”
“真的？！”听了这话我高兴得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
“肯定。”他笑着，坚定不移地说，“因为我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封面，ilook已经跌到底了，所以只能往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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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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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二）
从国外回来的人刚开始都有点优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们总觉得比别人高一截。一般来说，这种优越感在两年内会被撞得支离破碎，如果你还能保持你的自信，还能坚持下来，那你就说不定能混出来了，真的能出人头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为有三条感觉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着不懂法文的人。二来我在纽约上的中学，我上的大学是罗斯福和肯尼迪两任美国总统夫人的母校，在这种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里？就更不用说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了。最后，我有十几年的商业经验，而国内哪个编辑又能够如此精通商务？看样子办刊真是非我莫属了。
而实际上我的办刊能力是王府井街头任何书报摊贩能一语道穿的。我到现在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点觉悟，办刊交的学费远远超过了留洋的学费。
我的大学，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个工业小镇上。学校外面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全镇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经失业，痛恨另类和移民的“红脖子”，学校一半的男生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马修·瓦瑟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于1861年建立了这个女校。原来应该是培养夫人的“完成学校”，就是给有钱人家的女孩再涂上一层文化外衣，完成一下。
我是瓦瑟大学84届的毕业生，而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和其创始时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远了。
我是9 月的一个下午扛着铺盖卷入校的。由于是转校生，没有来得及选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个拐角里的小屋子。
这里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里面。学生们叫她们为“白衣天使”。据说这些人都是退休护士，这样能照顾学生。她们帮我们这些没钱在宿舍里装电话的学生接电话，有任何生活问题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一些“绿衣天使”，她们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学校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叫玫瑰厅，每天下午4 点可以在那里喝下午茶，吃黄瓜三明治。在这种环境中读书，你一辈子都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优越感。
梁喜辉教授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老师，至于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是个偶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会讲中文。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欧洲近代史，当一个瘦瘦的亚洲人走进课堂，我多少有点失望，我当时期望着一个我能爱上的绅士教这门课。梁教授讲课就是讲故事，他有一口标准德国口音的英国英语，下课前总结几句，然后就把一班学生派到图书馆的典藏室去看书去了。
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果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改变其立场，会对近代史有什么影响。我选了中国，因为我知道梁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德国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培训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观点总结得非常好，他的书我至少看了三遍，结果他给了我个f ———不及格。
我几乎疯了，非要梁教授给出我个理由来，他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进了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小孩玩具之间的装置。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欧洲近代史。”梁老师笑着说，“你看，最上端这个球掉下来就是南斯拉夫的枪杀！球顺着滑道滚到这个坑里就会弹起来一面沙俄宣战的小旗，小旗起来的时候旗杆就会把装红色液体的瓶子打翻，这样血就会流遍欧洲，液体流进这个坑的时候，这个不倒翁的列宁就会飘起来……俄国革命……我还没做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闷的脑子上面开了个天窗。
mpanel（1）；“来，”梁教授说，“来看看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像一个三维的小人书。梁教授把二战前柏林的地图非常形象地画满了卫生间的墙壁、房顶，连马桶的抽水缸都没有放过。他告诉我战前的柏林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店，酒吧都是根据他小时候的记忆和历史资料标画的，名称、门牌号码、挂的招牌的图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证的。
这顿饭吃了什么，后来又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梁老师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白，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够问“为什么”，能够独立地找到答案，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会背书的学生都是傻冒儿。
我的自信来自于这顿饭之后我再也没当过傻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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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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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时尚行吗（一）
“我想求您帮个忙。”1998年的时候我跟朱伟刚认识，打电话非常客气。当时我很巴结他，因为我特别想在他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面壁一样吗。
“嗯，说吧。”朱伟说。“帮我找个编辑吧。”“干什么的？”朱伟问。
“干什么的？编东西的，编辑还能干什么。”由于我当时对刊物不同编辑的不同分工比较不清楚，而下意识地又觉得朱伟这种文人看不起我和我办的刊物，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防守攻击的腔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是编辑文字，还是要出题目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要那种两个都行的吧。”
“编什么栏目的？”朱伟问。
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里充满了对我的鄙视。“什么栏目都能编，要有头脑的，聪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给你想想。”朱伟干巴巴地说，“就这样，还有事吗？”
我总觉得该和大编辑寒暄几句，拉拉近乎，假装我也是同行，但是让他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好告辞：“那……我等你电话吧。谢谢啦。”
过了几天，朱伟果然推荐了人，编辑部面试之后发现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工作，另外的时间要自己打坐、养神、拜佛。我气疯了，我觉得就是朱伟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look ，不推荐好的编辑给我。我想和他打架。我想他这样戴眼镜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别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电话就喊：“你怎么拿我开涮，那编辑能干活吗？！”
谁知道这个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没丢干净的上海口音反击道：“你不知道你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我怎么给你推荐？”
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终于一头雾水地找朱伟和几个朋友帮我重新找ilook 的定位。在我也记不得多少次集体培训和谈话之后，我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look 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讲台。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不少错误，比如：ilook 曾经做过一圈户外广告，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是我的馊主意。这种口号真是打击了一大片，把读者都吓跑了。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美的。我没算清楚。何况女人选择时尚类刊物就是为了服饰美容，为了生活方式，为了轻松。再仔细想想，我自己也一样。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咖啡桌上都摆的是《纽约客》，而马桶边上全是《人物》。
必须承认，不修边幅的女人是不可能当女性刊物主编的。我基本上不修边幅，而这事全赖我妈，因为她没把我生得漂亮点。我向来认为，我的性格和聪明是我最大的长处，而我的长相是我最大的短处。从我懂事以来，无数的人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比我们母女的长相，以致使我坚信，我的长相是没救的。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因为公事要赶回北京，买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飞机票，求我妈妈帮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个局长，曾经是周总理专机的飞行员。上飞机那天我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白t 衫，在上海机场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侦探小说。突然，局长的秘书走到我跟前，叫我赶快站起来，局长来看我来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弹裤子上的灰尘的时候，局长已经离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啊？”局长问，好像很吃惊。
mpanel（1）；“啊，我就是，谢谢您……”
局长没等我表达完殷勤的感谢，就打断道：“怎么一点不像你的母亲啊……”
他有点自说自话，一边说一边摇头。“你母亲好漂亮的哎，你怎么……不像。”然后他很失望地挥挥手说：“好啦，好啦，你等飞机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岁出国之前是个大胖子，体重比现在还重。那时候老演北朝鲜的电影，有一个叫《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剧情我已经忘光了，就记得当中有一个男的找对象，他的妈妈非要他娶一个胖媳妇，拿着照片劝他说：“她能挣六百工分呐。”我当时最怕学校放映这部电影，因为我的外号就是“六百工分”。我还非常害怕上体育课，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钟，跳山羊我永远跳不过去，骑在上面。我老撒谎请假，不上体育课，老师直纳闷，说这个孩子怎么一个月来四次月经。
第四章
小；说t；xt；天；堂
我不时尚行吗（二）
等我从美国回来，妈妈被隔离审查了，我周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后妈一起过。
我后妈叫朱一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经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的一朵。本来我就不漂亮，她就干脆雪上加霜，经常提醒我说：“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户口就行了，阿姨是为你好。”我不爱记仇，但是跟这个朱一景我是一辈子记仇。
谢天谢地这个女人后来离开了我父亲，在纽约瞎混，还是想拍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凯歌、吴天明去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导演家玩，人家谈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戏，我大概一口气骂了她半个钟头，吓得这个导演没敢用她。这可能是我和陈凯歌结婚后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泄了一回私愤。
我的思想适合给丑女人情结的人办一本刊物，但是主流实在没戏。现在想想都脸红，知道自己错了，知道我这个丑小鸭大概下意识里终于想露一手。我认识了这个问题之后曾经企图改变自己的意识，我找了很多书，都是讲成功女性刊物的，其中有两个美国最成功的女主编的自传，一个叫海伦·格利·布朗，还有一个叫黛安娜·弗里兰。我当时的意图是研究一下她们身上我能学到什么，效仿点什么。研究的结果是她们真是我比较讨厌的那种女人。
海伦·格利·布朗是《大都会》的终身总编。她的杂志是全世界销售量最高的女性刊物。海伦·格利女士成长在美国的50年代，她在公司当秘书的时候发现当时的道德观只允许男人寻欢作乐，而好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