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可卡因传奇-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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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最危险的隐患最大的麻醉剂之一”和“今天的街上最具杀伤力的麻醉剂”。一位国会议员站了起来，宣布PCP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结果是一片混乱。然而第二年匆忙召集的一个人种学研究人员被这种药给弄糊涂了：即便是在模拟试验中要求大量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人相互袭击，也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　　　　
　　　　即便要求PCP服用者进行攻击，他们打架的能力还是严重地受到这种药的麻醉作用的影响，结果几乎没有一起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情发生。一个服用者说：“我下楼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打架了”。　　　　
　　　　《天使尘》，HW费尔德曼（编），1979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26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2）

　　　　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这类故事中夸大麻醉剂产生的力量，只不过是警方为自己在麻醉剂执法领域的失败找的借口，不过公平点说，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在半夜三更去逮捕一个手里拿着枪的歇斯底里的瘾君子。是不是很吃惊，这种吓人的故事是这种情形造成的？也许，对超人力量和麻醉剂产生的疯狂的恐惧只不过证明了即便在美国，执法的警官有时也会害怕。我不责怪他们。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会害怕。　　　　
　　　　其实，瘾君子具有麻醉剂产生的超人力量的故事在麻醉剂神话的年鉴里非常普通。每当一种非法麻醉剂吸引了执法界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保证对这种麻醉剂不利的最早的指控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实施暴力”。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属实，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在戒毒康复或是医学方面有某种可疑的经历的人会站出来声称它会导致攻击性。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美国第一位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的话：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会至少是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是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把两个小女孩的衣服扯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暴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全家五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作丈夫的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谋杀者》，安斯林格，1961　　　　
　　　　很可笑，是不是？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再想想看：1997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倍受关注的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不应该合法化，因为（猜猜看）大麻令人们“好斗”。这些家伙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很简单，来自他们自己的偏见。如果你是执法界的人的话，这似乎就是个事实：麻醉剂令人们产生暴力情绪。就连大麻也一样。麻醉剂很危险，会导致暴力行为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999年查尔斯。肯尼迪担任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要求皇家委员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下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的时候，保守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安。韦德考姆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他“不负责任”。显然，查尔斯对滥用麻醉剂问题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不但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不必考虑——就连讨论一下它的合法化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全国的警察局长和麻醉剂专家一致要求进行活跃的对话的时候，出于他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韦德考姆决定永远也不举行这样的对话：如果现实中有“皇帝的新装”情形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完美的例子。这种对待滥用麻醉剂问题的带有偏见甚至是尼安德特人式的态度，确保了反对麻醉剂和打击建立在麻醉剂基础上的犯罪的战斗永远也不会胜利。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挽救出来，因此总是一成不变地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景象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把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三十年代。前西班牙。美国战役中的战争英雄理查蒙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二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　　　　
　　　　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光天化日下的抢掠，胆大包天的拦路抢劫，惨无人道的谋杀和类似的暴力犯罪行为都主要是由使用麻醉剂的人犯下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令人担忧的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麻醉剂上瘾比麻风病更具有传染性，也更难以治愈这个问题决定了人类文明是否能永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引自《美国疾病》，大卫。穆斯托，1973　　　　
　　　　由于对滥用麻醉剂的危险——包括从“更多暴力行为”的危险到可卡因上瘾危险——的夸大，唯一合理的设想就是，警方在不得不处理这些罪犯的情况下，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直到今天，有关麻醉剂的立法还是倾向于围绕着两个关键的方面来进行：禁止使用非法物质，购买更多更大的枪支。这恰恰正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待可卡因的办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对服用可卡因的院外活动集团不但打种族牌，还非常聪明地煽动另一必定会引起反应的领域：性。几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异常性行为是服用可卡因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那些广告商不就是大肆宣传这东西是春药的吗？哈弥尔顿。莱特博士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犯罪和可卡因的文章，文章警告读者说目前的可卡因消费量是合法的医药用途用量的十倍——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种药——也许比其他任何麻醉剂都更加频繁地——被那些贩卖白人奴隶的人用来令年轻姑娘堕落，而且一旦养成了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习惯，这些女孩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沦落到妓女的行列里去。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从性和可卡因只需要轻轻一跃就达到最具爆炸性的组合：性，可卡因和黑人。莱特（他因为“发现”脚气是一种细菌感染而出名；后来证明得脚气不过一种维生素缺乏症）于1910年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说“可卡因直接刺激南部和美国其他地区黑人犯强奸罪”。　　　　
　　　　这个恐怖故事还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大多数南方白人女子遭受的袭击都是黑人狂热迷恋可卡因造成的直接后果。　　　　
　　　　——文学摘要，1914年，引自《可卡因》，阿西雷，1975　　　　
　　　　黑人男子与白种女人发生关系？这足以使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美国人冲出去把自己的手枪换成大口径的。所有这些垃圾都是从哪儿来的？真的发生过嗜可卡因如命的黑人对白种女人进行性攻击的事件吗？　　　　
　　　　耶鲁大学的大卫。穆斯托博士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麻醉剂立法史的权威，他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华生上校声称的南部的精神病院和监狱都“住满”了瘾君子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穆斯托博士引用的是乔治亚州的刑事机构所做的调查资料，该资料揭示的真实情况是，在2，100个被关押的黑人中，总共有——注意看——两个人是可卡因瘾君子。与威廉姆和莱特的报告相反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卡因犯罪高潮。其实可卡因和麻醉剂上瘾只不过是一种可以很方便地解释南方的高犯罪率的方法而已，为南方的执法部门的失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穆斯托还指出，可卡因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碰巧同南方的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还伴随着大量的种族主义犯罪和私刑——相吻合。可卡因是个很方便的替罪羊。此外，正如2000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向我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反对服用可卡因的争论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权力针对宪法里没有专门列出的任何事情通过相关的联邦立法。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权力。“因而联邦政府权力一直很小，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干预南方的作法，例如，取消黑人的选举权的作法”，穆斯托说。“在南方，人们强烈反对制定联邦法律来控制地方医疗服务行业。因为一旦制定此类法令并为宪法所许可，那就为选举人权力立法开辟了道路。”　　　　
　　　　政府里的鹰派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满意。因此，符合他们利益的作法便是，制造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境来，好吓得南方人要求他们插手进来。一旦南方要求北方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一只脚就踏进了门里——从此以后，联邦政府就可以一帆风顺地插手南方事务了。“政府的一个方法，”穆斯托总结说，“就是让南方人对供应南方黑人可卡因的北方制药公司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黑人会对南方的白人实施暴力行为。如果让他们足够担心的话，他们就会支持通过控制可卡因销售的联邦立法。　　　　
　　　　把滥用毒品同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事。鸦片已经同东方人紧密联系了起来，当开始有谣言四处蔓延，说中国男人拿大麻来诱奸白种女人的时候，东方人就尤其遭受了斥责。大麻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遭到禁止，因为有报道说墨西哥人服用大麻。这些大汗淋漓的拉丁美洲人不光吸毒，而且还——猜猜看——他们也同白种女人搞在了一起。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玷污纯洁的白种女人的概念总能煽动人们义愤填膺，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反对服用麻醉剂的战士们使出浑身解数，把滥用可卡因同黑人和白种女人联系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少数民族同白种女人交往的景象打中了美国社会的心脏——这个国家的血脉。　　　　
　　　　这种策略的效果是不容否认的：二战前被用来激起中欧人对犹太人的憎恨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肮脏的外国人诱奸本土女人，污染了未来数代的血统。反犹太主义在美国的可卡因立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纽约时代周刊》1908年刊登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质问所有这些可卡因是从哪儿来的。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人把像这样的麻醉剂卖给了黑人？还有，到底是谁在购买销售两面交易发大财不讲一点道德的？你知道的：“无需怀疑，南方的每一个犹太小贩都随身带着这东西”。也许很幸运的是，还没等麻醉剂立法者的这种扭曲的倾向性进一步有所发展，一个人人都原因憎恨的天敌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可卡因上瘾的问题被归罪于“德国”的可卡因走私者。这些德国杂种没有什么下贱的事干不出来的。　　　　
　　　　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瞎话恰恰折射出上个世纪末的种族主义瞎话。当可卡因最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再次出现的时候，只有少数的精英人士使用（因为它的售价太高）。然而价格一降下来，它也失去了惟我独尊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它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国家问题，那些一开始使用它的人——那些富人，有魅力的人——马上就不用它了。相应之下，可卡因的地位降得越来越低，直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生产出了一种廉价又方便的人人都买得起的可卡因。这就是提纯可卡因。　　　　
　　　　今天，人们把犯罪高潮，各种各样的性犯罪和美国内部城市的瓦解都归咎于提纯可卡因。然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根子是阶级问题。阶级问题的根子是种族问题。实际情况是，如果富有的，微笑着的，长着一口完美的牙齿和漂亮的头发，有着好工作的白人吸食可卡因，就不代表它对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但是提纯可卡因——不幸的，穷困的，失业的黑人吸食的东西——就代表对社会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此，一百年前北美地方偏见的高涨被人利用，当作推动力来驱使可卡因立法的马车开动起来。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偏见在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把麻醉剂同疾病，麻醉剂同犯罪，麻醉剂同性，麻醉剂同暴力，最终把麻醉剂同黑人联系起来。正如我在为写这本书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再发现的那样，麻醉剂在今天正如一百年前那样同样是种族问题。不相信？那你就到布里克斯顿走一走，碰到开着宝马车的黑人，你就问问离你最近的过路的白人，问他怎么看待那个人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买得起宝马车。如果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直接说“他贩毒”，至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麻醉剂很危险，还具有破坏性；少数民族被视为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这二者之间一定有联系。还有犯罪？过去75年来美国所有的犯罪行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归咎于麻醉剂，因为麻醉剂是一个没有能力责备自己的社会最方便的替罪羊。即便该解释这些麻醉剂为什么会存在的时候，该责备的仍然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该责备种植这东西的外国供应商。在美国没有坏人——只有受害人。　　　　
　　　　可卡因偷走美国女人的贞操还不够，显然还在掠夺美国儿童的天真。《汉普敦杂志》报道说有才刚刚八岁的孩子服用可卡因。1907年一月的《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警方追捕男孩可卡因吸食者”报道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不知道在城那边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纯可卡因，于是服用一种高效鼻烟药对可卡因上了瘾。他每次买上一盎司，带到学校卖给朋友来维持自己的药瘾。他上瘾上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妈妈说，他放学回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她只好打得他“满地打滚”好让他清醒起来。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27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3）

　　　　与此同时，哈威。伟利本人也披露了一些非常卑鄙的，只有“犹太小贩”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来：可爱的小贩在学校操场外面把可卡因卖给孩子，为了让他们尽快上瘾，就免费让他们品尝头几剂可卡因。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对事件的注解——是真是假还值得怀疑——这向公众证明了麻醉剂和服用麻醉剂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无法形容的邪恶。这里，可卡因再一次击中了美国的血脉——这个国家自己的未来。击中了美国人的心脏。同样，这个印象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伟利本人在“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之后的可卡因辩论中大大落后了。他坚信美国所有的产品中都不应该含有咖啡因，并以极大的热忱来追求这一理念——尤其是这还涉及到他最不喜欢的公司：可口可乐。其实，在1902年的那次令人难堪的法庭案件中就有证人作证，说儿童对这种饮料上瘾，成年人喝得太多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此后可口可乐公司就自动把除去了他们饮料里所有的可卡因，不过还是把古柯作为它神奇的“7X”成分的一部分来给产品调味。古柯运到新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