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著,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 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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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使它们并行不悖而不失自尊。但是，如果他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内心里责备他的母亲，那就不可能保持自尊心。
在小说和现实生活里随处都可看到青年男子结婚后承担着沉重的孝行义务。除了“摩登”（新式的）圈子之外，在体面的家庭里，应该由父母为儿子挑选其妻子，通常是通过媒人介绍。为挑选贤惠媳妇而绞尽脑汁的主要不是儿子本人，而是其家庭，这不仅是因为这涉及金钱交易，而且因为媳妇将被列入家谱，并将由其生养的儿子使家系永远延续下去。惯例是由介绍人安排一个似乎是偶然的机会，让两位年轻人在双方父母在场的情况下见面。但是两人并不交谈。有时候父母决定为其儿子安排一个以谋取实利为目的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父亲获得财利，男方的父母则通过攀名门姻亲而获得好处。有时候父母也由于喜爱姑娘本人的素质而决定选择她为儿媳。孝顺的儿子为报答父母之“恩”，是不能对父母的决定提出异议的。婚后他的报恩义务继续存在。尤其是如果这个儿子是家庭的继承人，他要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婆婆不喜欢媳妇的情况是极为普遍的。婆婆找碴挑剔媳妇，甚至可能把媳妇赶走，解除婚姻，这时候即使儿子同自己的妻子处得很和睦，渴望同妻子一起生活。也只能听从母命。日本人的小说和传记喜欢强调丈夫的痛苦，就像强调妻子的痛苦一样。丈夫屈服于解除婚姻的决定当然是在行“孝”。
现在住在美国的一位“摩登”日本妇女曾经在她东京的住处收留一位怀孕的年轻妻子，这位年轻妻子的婆婆强迫她离开她那伤心的年轻丈夫。这位年轻的妻子身心交瘁，但她没有责备自己的丈夫。慢慢地她心情平静下来了，注意力被即将降生的孩子吸引住了。但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婆婆带着她那沉默而顺从的儿子前来领走了婴儿，孩子自然是属于丈夫家的。婆婆把婴儿带走她立刻把这个婴儿送到别人家寄养。 所有这一切全都属于孝行，是对父母之恩应该予以的报答。在美国，所有这样的事都被认为是从外部干涉个人的正当幸福。在日本，因为主张有恩必报，所以不认为这种干涉是“外来”的。这类故事就如同在我们美国流传的关于一个正直的人如何历尽艰辛，最后还清了债务的故事一它们在日本也是关于真正高尚的人的故事，是赢得了自尊权利的人的故事，是证明自己坚强到足以忍受个人挫折的人的故事。但是，这种个人挫折不管多么合乎道德，可能还是自然而然地留下一丝割不断的怨恨之情。值得注意一下亚洲格言中提到的一些“可恨的东西”，例如，在缅甸格言中提到的是“火灾、洪水、盗贼、知事和恶人”，日本格言则列举“地震、雷、老头（家长、父亲）”。
孝的对象在中国既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的历代祖先。又包括由他们传下来的广为繁衍的一个庞大家族。日本人则仅仅拜祭最近的祖先。墓碑必须年年重写，以便使人知道这是谁的墓，但当活着的人不再记得某位祖先时，他的坟墓就无人过问了，而且这些祖先的灵位也不再安置在神龛里了。除了对那些还被活人记着的人以外，日本人并不重视孝行，他们专注于此时和此地。许多作家都谈到过日本人没有兴趣去进行无实体的思索成对非现存的事物的想像，如果拿日本式的孝道与中国式的相对照，那么前者就是证明这一情况的例子。但是，日本式孝道最主要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把“孝”的义务限于活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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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孝道都远不限于对自己的父母和祖先的尊敬和服从。被西方人说成有赖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而给予孩子的一切照料，他们说成有赖于对祖先的孝心。日本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人把自己受过的照料移到孩子身上，以此来报答祖先的恩德。没有一个日文词能表达“父亲对孩子的义务”。所有这些责任都包含在对父母和父母的父母的“孝”中。孝道要求履行加在家长肩上的所有的众多责任，如抚养孩子，教育儿子和弟弟，管理财产，庇护需要托底的亲戚。孝道还要求履行上千种类似的日常义务。在日本，对家庭的严格限制为每个人明确地限定了尽此种“义务”的对象与人数。如果儿子死了，负起赡养儿子的遗孀和遗孤的责任属于孝的义务。对守寡的女儿及其家庭在必要时予以保护也属于孝的义务。但是接回一个守寡的侄女或甥女就不是“义务”了，如果有人这样做，那么他是在尽一种完全不同的责任。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是“义务”。但是如果一个人要教育侄子或外甥，习惯的做法是合法地把他收为自己的养子；如果侄子或外甥的身份依然如故，那么教育他就不是“义务”。
孝道并不要求一个人在给予直系晚辈穷亲戚帮助时必须怀着尊敬与慈爱之心。年青寡妇在家庭里被叫做“冷饭亲戚”，意思是她们吃的是冷米饭，她们得听从家庭内每一个人的使唤，而且对有关她们自己的事情的任何决定必须唯命是从。她们同她们的孩子一起都是可怜的亲戚，在特殊场合，她们的遭遇比这好一点，但那不是因为该家庭的家长作为“义务”应该给她们这种较好 的待遇。兄弟们应尽的义务也不要求他们在履行相互之间的责任时满怀热情；即使人人都知道两兄弟之间有着刻骨的仇恨，做哥哥的往往还是会因完全履行了对弟弟的责任而受到人们的赞扬。
最激烈的对抗存在于婆媳之间。媳妇是一个进入家庭的外来者。她的责任是了解她的婆婆喜欢把事情办成什么样儿，然后学会去做这些事。在许多情况下婆婆直言不讳地认为媳妇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在其他情况下可推测婆婆怀有很重的嫉妒心。但是，正如日本俗话所说的那样，“可恶的媳妇生下可爱的孙子”，因此“孝”总是存在的。年青媳妇表面上无比柔顺，但是当一代又一代的温柔可爱的媳妇一旦变成婆婆，她们就会像先前她们自己的婆婆一样苛求和挑剔其媳妇。作为年青的妻子，她们不能显出咄咄逼人之势，但是她们并未因此而真正变成温柔的人。可以这么说，在后半生，她们把日积月累积聚起来的怨恨发泄到了她们的媳妇的头上。日本姑娘们今天公然议论说，与不是嗣子的男子结婚实为上策，那样她们就不必与专制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为孝尽心”不是必须在家庭内实现互爱。在某些文化中这些互爱是大家族道德法则的主要点。但在日本并非如此。就像一位日本作家所说的那样，“日本人非常尊重家庭，正因为如此，不太尊重家族的个别成员或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Nonara，K．：《日本的真实面目》，1936 年，第35页。——原注】当然这句话并非始终是正确的，但它说出了大致的情况。日本人所强调的是义务和恩情债的偿还，长者本身承担了重大的责任，责任之一就是务必使他们下面的那些人付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怨恨这些牺牲也无济于事。他们必须服从长者的决定，否则他们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怨恨，这是日本孝道的显著特点，这种怨恨在对天皇的忠诚这另一种类似孝道一样的重大“义务”中是看不到的。日本的政治家们计划得很好，使作为其神圣领袖的天皇与世隔绝，远离喧嚣的尘世生活；在日本，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为国效劳的作用。仅仅把天皇树为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里并不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尽管要向他尽所有的义务。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事务的神圣父亲。对天皇的忠诚，即“忠”这一最高之德必须成为对一位幻想出来的隔绝尘世、纯洁无瑕的“善良父亲”的神圣敬仰。明治初年的政治家们在考察了西方诸国之后写道，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历史是由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冲突构成的，而这不符合日本精神。他们回国后，在宪法里写上了这样的话：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应作为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作为负责的国家元首。因为天皇在过去大约7个世纪里没有超过行政首脑的作用，所以一如既往地永久让天皇充当幕后角色是简单易行的。明治政治家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让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心中无条件地把“忠”这个最高之德献给天皇。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忠”是对世俗首长将军尽义务。这一段漫长的历史告诫了明治政治家们，使他们懂得了为要达到自己的目即日本的精神统一，在新的体制中他们必须做些什么。在那些世纪中，将军一身兼任大元帅和最高行政官，尽管所有的人都得效“忠”将军，但反抗将军统治权和谋杀将军的阴谋却频频发生。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与一个人对自己的封建领主的义务相冲突，低层次的忠义往往比较高层次的忠义更有强制力。不管怎么说，对领主的忠诚是基于面对面的关系的，比较起来对将军的忠诚很可能反显得冷淡。在动乱的年代，武士们还大动干戈，以图把将军赶下台，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取而代之。明治维新的先知和领袖们同德川幕府斗争了一个世纪，所用的口号是效“忠”于深居九重的天皇——一个各人可按自己的愿望在心中勾画其面貌的人物。明治维新是这个尊王派的胜正是因为把“忠”从将军身上转移到了象征性的天皇身上，所以用“复古”这个词来表述1868年的事变是有充分理由的。天皇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超脱的地位。他将权力赋予“阁下” 们，他自己并不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制定政策。仍然由同一类的顾问们掌管政务，不过他们是挑选得更好的顾问。真正的激变在精神方面，因为“忠”成了每一个人对神圣首领——最高祭司和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象征——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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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如此容易地被转向天皇，不用说把皇室说成是天照大神后裔的古代民间传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这种民间传说的神性主张并不像西方人想像的那样重要。某些完全否认这种说法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并不对“忠”于天皇表示异议，即使真心相信天皇是神的后裔的大多数平民百姓，他们对神的后裔的解释也同西方人的解释不一样。日文中的“神”，即被译成“god”的那个词，字面意思是“头”，即等级制度的顶点。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在人与神之间划一条鸿任何日本人在死后都成为“神”。在封建时代，人们曾效“忠”于没有神性资格的等级制首脑。把“忠”转向天皇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比此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整个历史上王位始终在唯一的皇室中相传，朝代从未中断过。如果西方人抱怨说这种皇统连绵是一种欺骗，因为其皇位继承规则同英国或德国的继承规则不一致，那是徒劳无益的。这些规则是日本的规则，根据它的规则皇统是“万世”一系的。日本不像中国，在其有记载的历史上并没有三十六个不同的王朝。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中，它从未把社会结构打碎过，它的模式是永恒不变的。反德川势力在维新以前的百年间利用的就是这个论据，而不是天皇神裔说。他们说， “忠”应归于站在等级制度顶端的人，故应奉献给天皇一人。他们把天皇尊为国民的最高祭司，而该角色并不一定意味着是神。这比女神的后裔更为重要。
近代日本作了各种努力，使“忠”归属于一人，把它专门奉献给天皇。维新以后的第一位天皇是一位杰出而尊严的人物，在其漫长的统治期间，他在其臣民眼中很容易就成了国家的人格化的象征。他偶然的公开露面总是伴随着诚惶诚恐的安排。当聚集的人群在天皇面前垂头鞠躬时没有一点儿窃窃之声。他们不抬头凝视。为了不让人从高处俯视天皇，所有地方一楼以上的窗户都拉下了百叶窗。天皇同某高级顾问的接触同样带有等级制的特点。不能说天皇召见参政者，而是少数拥有特别权限的“阁下”们“奉赐拜谒”。对有争论的政治问题从不颁布诏敕。诏敕或是有 关道德、节俭的，或是作为表明某个问题已经解决的里程碑而颁布，以此使国民安心。当天皇临终时，日本全国成了一所寺院，国民虔诚地为他祈祷。
通过这种种方式天皇变成了一个超脱于国内争端的象征。就像对星条旗的忠诚超出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不可侵犯的”。我们以一定的仪式来对待我们的国旗，我们认为用这种程度的仪式来对待任何人都是完全不妥当时。但是日本人彻底地利用了其最高象征的人性。国民可以敬仰，天皇能回报。因为天皇“关怀国民”，他们被感动得欣喜若狂。他们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以“宽慰陛下”。在像日本那种完全建筑在个人纽带基础之上的文化里，天皇是一个远胜于国旗的效忠象征。见习期间的教师如果把人的最高义务说成是热爱祖国，那么他们是不合格的，必须说成是报天皇之恩。
“忠”提供了臣民－天皇关系的双重体系。臣民对上可不经中间人而直接面对天皇，他通过自己的行动直接“宽慰陛下之心”。但是，接受天皇之命的臣民听到这些命令是经过处于他和天皇之间的所有中间人层层传达的。“他代表天皇说话”，这是一句唤起“忠”的习惯用语，恐怕是一种比任何其他近代国家所能唤起的强制力都要强大的强制力。洛里描写过和平时期军队演习的一个事例，当时一位军官带着一个联队出去行军，他下了命令，不经他的允许，不得喝水壶中的水。日本军队的训练非常强调培养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停顿地持续行军五、六十英里的能力。这一天有二十人由于口渴和疲劳而倒在路旁，五个人死去了。检查他们的水壶时，发现其中的水都没有喝过。“那位军官下达了这个命令，他是代表着天皇说话的。” 【希利巣。格里：《日本的军事专家》，1943年，第40页。——原注】在民政管理方面，“忠”也约束着从死亡到税收的每一件事情。税务官、警官、地方征兵官是臣民效“忠”的媒介。日本人的观点是：遵循法律就是报答他们所受的最高思德，他们所受的“皇恩”。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能反映与美国习俗的明显差别了。在美国，从汽车尾灯到所得税，任何新法律都受到举国上下的抱怨，被视为对个人私事自由的干涉。联邦法规遭到双重猜疑，因为它们也干涉了各州制定自己法律的又由。人们感到联邦法规是华盛顿的官僚们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许多公民认为不管怎样大声疾呼反对这些法规，也达不到为维护他们的自尊心而应该达到的限度。日本人因此而断定我们美国人是缺乏守法精神的民族。我们则断定日本人是一个没有民主观念的顺从民族。也许这样说更接近事实：在这两个国家里，公民的自尊心是与不同的态度联在一起的；在我们国家里自尊心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在日本自尊心就是向自认受过其恩的人报恩。这两种安排都各有其困难之处，我们的难处是即使某些法规对整个国家有利，人们也难以接受，日本人的困难是，无论如何，人很难感恩戴德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把一个人的整个生涯都置于感恩行为之下。每一个日本人大概都在一定范围内发明了某些方法，使他一方面在法律范围内生活，同时又巧妙地规避对他的要求。他们还赞赏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