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著,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 译-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对医疗用品补给的注意是很糟糕的。在某些危急情况下，那些住院的病人竟被简单地杀死了结。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不得不从驻有医院的地方撤但即使还来得及的话，也不及时地按常规程序把伤员转送到后方去。只有当部队实际上正在进行所谓“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勉强作些处理。这时负责的医官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射杀住院的伤员，或让伤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救治自己的同胞时，采取像对待损坏的物品一样的这种基本态度，那么他们处理美国战俘时，也同样是这种态度。以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就是对他们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 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原注】日本人的这种牺牲精神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任何西方军队如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发现他们仍陷于绝境，就会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仍是一个保持荣誉的军人，为了让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作为一个公民，抑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们都不会蒙受耻辱。但是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战斗至死才能保全名誉。面临绝境时，日本军人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阵，实行集体自杀，他决不会投降。万一因受伤和失去知觉成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的名誉扫地。他再也无法同过去一样地生活了，他是一个“死去的人”。
禁止投降的军规当然是有作用的，但显然没有必要就此点在前线进行专门的正式训导。日军是如此忠实地实践了这条军规，以至在缅甸北部会战中被俘者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被关押在战俘营里的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已失去知觉。独自一人或两三人一起“投降”的只是极少数。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支部队不投降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投降者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荷兰迪亚第一次发生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与阵亡的比例 是1：5。比起缅甸北部那次1：120的比例来说，却是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美国人投降被俘这一点就已丢尽了脸。甚至一旦负伤或染上疟疾、赤痢时就被从“健全人”的名册中除名了，他们就已经是“损坏的物品”了。许多美国人都描述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笑一笑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会惹恼看守们。在日本人看来，当俘虏是可耻的，而美国人居然不感到耻辱，这是他们所难以容忍的。美国战俘必须服从许多命令，但是日本军官也要求日本看守遵守这些命令。强行军和待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运输船上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美国战俘还讲起过这样一个情况，在战俘营里哨兵严厉地告诉战俘，违反监规的行为必须做得隐藏一些。公然违反规章就会构成大罪。在那些战俘白天得外出修路或构筑工事的战俘禁止战俘从乡下带回食物，但有时这种禁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把水果和蔬菜藏着带进去的话，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被人看到，那将成为重大的罪过，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战俘蔑视哨兵的权威。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仅仅是“顶嘴”，也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就是日本人自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严禁顶嘴的，军队里对此惩戒很严。我们把这些或那些在战俘营里确实发生过的暴行和恣意虐待行为区别为各种文化习性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为其开脱。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阶段，日本人深信敌人会虐待并杀死所有的战俘，加强了他们认为被俘是耻辱的想法。几乎在各个地区都流传过这么一个语言，说是在瓜达尔卡纳尔被俘的日军士兵全部被坦克碾死了。确实曾有几个试图投降的日本兵遭到我军的怀疑，并为预防不测，把他们枪杀但问题是这种怀疑往往是正确的。那些面临死路的日本人常常会以能与一个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即使他已被俘，他同样会这么干。正如有个日本战俘说的那样，“一旦下定为胜利而捐躯的决未建树任何功勋就死去那是可耻的。”这种可能性使我军不得不提高警惕，也导致了投降人数的减少。
投降的耻辱在日本人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与我们美国人的战争惯例完全不相同的行为准则。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带着惊讶的轻蔑语气谈论美国战俘要求日方把他们的名字通报给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在巴丹半岛的投降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他们本以为美军会像日本人一样战斗到底。日本士兵对美国人不耻于成为战俘这一事实感到难以接受。
西方士兵同日本士兵在行为上的最富戏剧性的不同毫无疑问就是后者在成为战俘后所给予盟国军队的合作。日本战俘不懂得在这种新环境中的生活规则。他们已名誉扫地，作为日本人他们的生活已经终止了。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稍多的日本人想到，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他们也许能够回国。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吧。”他们后来做得比模范战俘还要好。这些过惯了军队生活的老兵油子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们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为 我军写宣传稿，与我军轰炸机的驾驶员一起出航，为他们指点军事目标。他们这时就好像揭开了新的一页似的，虽然在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同过去写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却以同样忠实的态度实践自己新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人同我们势不两立。总之，为了让战俘如此改善行为，必须先创造某种良好的条件。很可以理解美军指挥官对是否按其表面价值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时很费踌躇，有些战俘营根本就不打算利用任何战俘所能提供的帮助。然而在有些已这么做过的战俘营里，起初的疑虑被打消了，战俘的诚意越来越得到了信任。
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这是我们在战后也可指望的行动路线吗？或者这仅仅是个别被俘士兵特有的行为？就像我们所面临的日本人的其他一些战时他们不得不做的特异行为一样，在我们面前又提出了种种问题，即有关他们所习惯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有关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学会的思考与行动的习惯的问题。
第二部分明治维新
各守本分
Section 1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就必须明了他们是如何理解“各守本分”的含义的。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我们信仰自由和平等，各执一端，因此对我们来说，很难恰如其分地把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可能的社会结构来理解。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只有通过对诸如家族、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样一些他们的国民制度的描述，我们才可能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他们在最近十年中满以为日本正在逐渐接近国际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点，而现在这个位置却仍属于西方诸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见解无疑也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在局面的原因。日本的外交文件经常表述了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序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万邦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天皇诏书也重申这一点：
宣扬大义于八，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而今世局骚乱不止，人类亦将蒙受不测祸患。朕惟愿早日勘定祸乱，克复平和，轸念极切……兹三国间订立条约，朕深感愉悦。
惟万邦各守本分，兆民悉安其业，旷古大业，前途甚是辽远。
就在袭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向美国国务卿科代。。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
万邦各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守本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份日本备忘录是对国务卿赫尔几天前一份备忘录的答复，赫尔的备忘录援用了美国人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合众国犹如等级制度在日本一样，是基本的和受人尊重的。原则共四项：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依靠国际间的合作与和解；各国平等。这些是美国人对平等和不可侵犯权利的信仰的全部要点。我们相信这不仅是国际关系，而且也是日常生活赖以进行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向往着更美好的世界，而平等就是这种向往的最高和最合乎道德的基础。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摆脱暴君、干预和苛捐杂税；这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每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境遇的权利。这是人们组织起来在我们所知的世界上生活时得以维护人权的基础。即使在我们侵害它时，我们仍然得维护平等这一德性，我们满怀义愤地与等级制度进行斗争。
自从美国立国以来始终如此。杰斐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附加于宪法之中的人权法案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个新国家的国家文件中所列的这些正式词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正好反映了这个大陆上男男女女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欧洲人所陌生的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亚历克西巣。。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初访问美国后，写了一部关于平等问题的书【。托克维勒：《论美国的民主制》，1835年。——日译本注】，这是一篇杰出的国际报道文献。他是一个聪明睿达、富于同情心的观察者，能够在美国这个异乡别域看到许多优点。不错，那确是异乡别域。这位年轻的。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成人的。这个贵族社会最初受到法国革命，然后又受到拿破仑严厉的新法律的剧烈冲击和震荡。对那些当时还活跃于世并颇有影响的人来说，对此仍记忆犹新。他在评价美国这种陌生的新的生活秩序时是宽容的，但是，他是用一个法国贵族的眼光来看待它的，书中向旧世界报道了将要来临的事物。他相信，美国是正在兴起之中的先进地区，欧洲也将随之而发生同样的变化，尽管会有其不同的特色。
因此他详细地报道了这个新世界。在这儿人们真正认为他们自己与其他的人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交往建立在新的、自然的基础上。他们彼此就像平等的人那样进行对话。美国人不拘泥于等级礼仪的细枝末节；他们不要求别人遵循这些礼仪，也不给他人以这些礼仪。他们喜欢说自己
并不欠任何人的情。在这里没有古老的贵族制意义上或罗马人意义上的贵族，曾经支配过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消失了。这些美国人相信平等超过相信任何其他东西；他们说，我们美国人只注意一个方面的时候，实际上常常会不留神地让自由飞出窗外。但是他们对平等是身体力行的。
他描述了我们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生活方式，通过这位异乡人的眼睛来观察我们的祖先使我们美国人大为振奋。此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主要的轮廓没有变。当我们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认出了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在这个国家里，曾经有过，现在也仍然有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戝。汉密尔顿【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政治独立战争期间，参加大陆军，任华盛顿的副官，后为大陆会议的代表。政治上在主张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倾向于建立英国式的贵族制度。——译注】那样的人物，他们支持一种再贵族化的社会秩序。但是即便是汉密尔顿之流也承认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主义的。
因此，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向日本说明美国的太平洋政策所依据的高尚道德基础时，我们是表述了我们最信赖的原则。我们指出我们将根据我们的信念，朝这个方向一步步前进，改善这个仍然不够完善的世界。当日本人表示其对“各守本分”的信念时，他们也是如此地把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体验中得来，并已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的规则用于实践。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组织的生活的规则，因此正是在这些方面最易于预见、最易于去理解他们。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式的独裁主义。行使统治权的人同受别人统治的人都要遵守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与我们的传统是不一样的。现在日本人已承认美国的权威在他们的国家里居于高的等级地位上，这就使我们更有必要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日本人的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描绘出他们在目前状况下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式。
日本尽管在近年显著地欧化了，但却依然是一个贵族化的社会。在同他人打招呼、同他人接触时，都必须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的性质和程度。每当一个人对别人说“吃”（“eat”）或“坐”（“sit down”）的时候，他得根据对象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者是对下级还是上级而定，使用不同的词句。
同样一个“你”（“you”）字，在不同的场合要用不一样的形式，动词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本人像许多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有一种所谓“敬语”，伴随着这种“敬语”还有相应的鞠躬和下跪动作。所有这类动作都受细致的规则和惯例支配。不仅必须知道要向谁鞠躬，而且还必须知道要鞠躬到什么程度。对某位主人可能是恰如其分的致敬却会被另一位与致敬者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视为无礼举止而引起愤慨。有各种各样的鞠躬，从跪着把前额低俯到平放在地的双手上的大礼到只是把头和肩向前倾俯一下的简单招呼。一个人必须学会，而且最好是孩提时代就学会，怎样使敬礼适合每种特殊的场合。
家，
不仅是阶级差异经常得用适当的行为来加以承认，这是很重要的。性别和年龄、家族关系以及两人之间以前的交往状况等等亦必须加以考虑。甚至在同样的两个人之间，不同的场合就要求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平民可能与另一位平民交往甚密，完全不必对他鞠躬，但是一旦他穿上军服时，那位穿百姓服装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要求使无数因素得到平衡，而在各种特殊情况下，这些因素中的有些可能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