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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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大夫在他的《红书杂志》中写道，夫妻生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去上班之前妻子在餐桌旁说些什么。然而我的妻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早餐时跟我说话了。我想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又是一天。这一天对这位卑微潦倒的作家来说关系重大。我完成伯尼的书最后一章时差一点呕出来。现在只剩下等待、期望和阅读《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的目录了。
今天早晨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而且从那一刻起心中一直十分伤感。从在纽约时起治安维持会就一直要求我“全部交待”，昨天夜里我向他们交待了，不但全部，而且超过了。他们喊“停！”之后我继续往下说，等我说完了以后，就连挖鼻孔的那一位也捂上了耳朵。现在他们也许会让我安静片刻了。
今天翻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封信，是老朋友阿诺德在自杀前写的。
“每日以画做伴，”结束生命的前一周阿诺德写道，“每天至少画两小时，日复一日碌碌无为，但是我必须让每天日程中的这两个小时放射出艺术的光辉——不要小看这点工作。”
“我与人交往的愿望近乎于零——一个人需不需要与其同类融为一体取决于他有没有凝聚力。”
“正因如此我必须跟你说声再见并且把你留给努德尔曼。伟大的精神之路依然存在，它是为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精神之歌的人而存在——否则只有走向世界最底层或者地狱。栗子博士。”
生活难以为继。喝口凉水也塞牙。乔治已经用他的音量极佳的收音机试探并证实了我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又拖着他的货在卧房前的路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好像在求我发火以便把他杀死。
维维卡和我整夜都没合眼，一直盘算如何“完全彻底地解决索斯基问题”。傍晚我见亨利拿着工具和小筐去地头赶牛，我的头脑里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好注意，这是后来一系列绝妙策略中的第一个：我可以偷偷地用毒药毒索斯基一家，通过他们的牛把砒霜下到饭里，办法是我用浸过砒霜的甜玉米喂他们那头老牛——砒霜的量刚够污染它的牛奶但不会把牛毒死。
维维卡建议最好用迷幻药。让他们一家跟他们的牛一块儿暴跳如雷吧，不过这会使莫德更加疯狂，否则还算是个好主意。
天快亮时我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我要给乔治一点“现实疗法”，在未来几天让他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品尝人生的滋味。过程如下：我先雇用乔治，给他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第二天就解雇他。然后诱使乔治迷上一位14岁的性感少女，接下来，在他沉迷于初次对肉欲的尝试时，找几个吸吗啡的流氓把他痛打一顿——不杀他，只把他的腿打折几节。乔治拖着打了石膏的腿刚到家，我们那位古伯斯威尔性感少女便随其父出现了，控告他犯有强奸罪，并且告诉吓坏了的乔治（和他锐气大挫的老娘），她相信她会与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在那确实存在的地狱里——尽管我尚不十分清楚它在哪里——我将利用莫德的恐惧症折磨乔治，让他喝朗姆酒，但对他说喝的是一种新牌子的汽水。最后，以乔治的名义替他们农庄订一辈子的黄色刊物，这样就把最后一根钉子钉在他心上了。
以上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脑袋于清晨4点钟活动的产物。今天天气好的话，我将在耀眼的阳光下检查一遍这些主意的可行性——虽然我承认这最后一个主张是近乎伟大的创举。
利奥今天一早就来电话，他对我们与索斯基一家的麻烦深表同情，同时也献上一策。“你应当用枪对着他的头，把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准备好之后再抠扳机让他脑袋开花。”
我必须承认，他编排的这一幕除了一点以外其它的都可考虑。对于各种处置办法我们要好好权衡利弊，总之要对我们有利，不管有些主张是多么牵强。
21
今天上午面对的是更加严重的危机，彻底的失败及其它种种不幸（多得不胜枚举），这时我接到伯尼·考夫曼打来的一个奇怪的电话——那天在汽车站时他那神秘的笑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伯尼一直在对我的人格进行评估。现在，他手头已准备好一份刚刚用打字机打好的手稿，出版商送来的合同也正在路上（主编热情洋溢地谈论着H＆H公司将出版一整套新小说的计划，属于悲喜剧），他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心脏与处女膜》的手稿正一批一批地收到，已经有整整一箱了。它们都是我的。“一份工作。”伯尼大声说，试图让我一听就明白。
简短的谈话结束了，我挂断电话僵坐在那里……一份工作？工。作。工作？这一次我很谨慎。也许太谨慎了。可是一点预兆也没有呀。不要被好兆头所欺骗。
厄运怎么会带来奇迹呢……又一个阴谋诡计。或许是真的？
“我们将有一支强壮的队伍。”伯尼说，暗示我将成为考夫曼联合公司同仁中的一员。他的话正中下怀。我一生都在为使自己的书得以出版而像傻子一样苦斗着，然而却在半醒半醉的状态中使他的作品得以成功。我是不是为自己奋斗得太过分了？
工作，这会是真的吗？但这的确是真的。伯尼想让我去纽约。他保证按周付我工资。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为我安排好一间幽雅舒适的办公室——离他近些，他说，以便随时给他以“艺术指导”。
是的。工作。有报酬的工作。定期得到支票。按顿吃饭。我仍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伯尼的确答应一切细节将在信中一一说明……是的，一个职位……噢，我该怎样工作以报答考夫曼先生的信任啊。摆出全部尚未面世的作品来吧，伯尼。别不好意思。不要心疼我。我随时准备按您的旨意办事，每天早晨刚破晓我便来上班。把自己锁在您为我准备好的锃亮的办公桌旁。我会变个样子。伯尼。要穿一身套装，在布朗克斯或者昆士为我的家庭租一套不大但挺舒适的公寓，再买一个公文包，每天一大早就乘地铁去上班。谢谢您，考先生，我又将成为有头衔、有工资、有地位，甚至，更重要的，有目标的人了。我将享受生活。我将有事可做。我终于有幸在为您消耗时间的时候找到我的目的。伯尼，我将争分夺秒，一直干到海枯石烂。即使地球裂开豁口把整幢大楼吞掉，我发誓依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修改您的狗屁文章。让全国都流行起淋巴结核、梅毒和疣瘤病吧，我依旧属于您，伯尼，听凭您的差遣。只要给我钱。给我多多的钱！
“找到工作了？”维维卡用斜眼瞪着我说。她脸色煞白，“在纽约？”
“你为什么那样看我？”
“你不会干长的。”
“我当然会干长的。”
“你从来就没干长过。这一次最终还会跟以前的工作一样。”
“我会干长的，我会的。我必须干下去。这一次情况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已经成熟了。我经受了这么多。我们吃的苦太多了。时间不多了。瞧，这么多年一事无成。我已经厌烦了，不想再幻想当大款。剧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即使有了灵感也没有空白处可写了。维维卡，听我说。”她走开时我恳求她说。“听着！”我跟在她身后吼着。“我们没有外财。别忘了这一点。没有遗产可继承。也赌不来钱。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需要钱！”
“钱是什么？”她厌恶地说，“钱是奥狗屎。是毒药。”
“嘿，这是我说过的。”
“没有钱就不花钱。生活不光是钞票和钢镚儿。”
“是地狱。”我笑了。多有意思啊，我们两个人忽然对换了角色。
自从伯尼打电话答应给我工作到今天已经两周了。在此期间我一边慎重地考虑他的建议一边焦急地等待改写《心脏与处女膜》的稿费。
这一天下午我又跟往常一样信步朝信箱走去等候邮差的吉普车，确信我最近寄给考夫曼先生的那封考虑周到的信总该有个满意的回音了吧。那封信是八天前寄出的——去除信在两头路上花的两天，去掉周末，再给他的会计一至两天办手续，今天下午这份等待已久如此难产的账单无论如何也该跟其它邮件一起到了。
邮差的吉普车开上来了，他连最起码的招呼都不打。就在他往信箱里扔邮件时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拆开信捆，多数都是那些熟悉的东西。过期的电话费和断线通知。电费和警告。弗吉尼亚长途台的催款单。罗杰斯特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冷冰冰的威胁。妈的！没有一个信封上带有漂亮的考夫曼联合公司的标识。
我慢慢往山上爬，心中作出决定，趁着电话还没有掐断，最好给纽约打个长途把事情搞清楚——当然要委婉些。我边在脑子里温习着关于他小小的疏忽的一番话边拨号码。电话那一端的铃响了一下就断了，接着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话务员说话了。
“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我把伯尼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停顿。
“对不起，”她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
“什么？你肯定吗？”我问道。为保险起见，我重申了伯尼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遍上述过程。
“没错，先生，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我挂断电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给纽约市长途台打电话。
“我找了，先生，”咨询员说，“可是目录上没有考夫曼联合公司。你肯定拼对了吗？”
“当然。他在电话簿上。两星期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还亲眼见了呢。”我说，可心中已经开始敲鼓，怀疑治安维持会又在跟我捣鬼。
“您要跟我的上司通话吗？”她问。
“好。好。请。”
停了好长一会儿，另一位妇女的声音出现了。
“先生？”
“喂？喂？”
“经查实，麦迪逊街475号曾经有一家考夫曼联合公司。不过那里的电话已在客户的要求下切断了。”
“哦……”我叹出一口气说，“他们没有留下别的电话号码？”
“据我们所知没有。”
“也许是不列入电话簿的号码？”
“如果有那么个号码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号码是什么。”
“噢……明白了。”我撂下电话，心里一团乱麻。我抓了抓头皮想，现在怎么办？得给Z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情弄清楚。
“好啊，努德尔曼。”Z先生咬着说，“出什么事了？”
“有件事真奇怪。我给伯尼·考夫曼打过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号码变了，也许给掐了——”
“你没听说吗？”
“听说？听说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吗？他死了。”
“死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差不多两周以前。心脏病。才54岁！他们在圣路易斯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发现他的。”
“圣路易斯？那我的支票怎么办？”我着急地说。
“他没付你钱？”
沉默。
“听我说，努德尔曼。还有更坏的消息。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
“身无分文？伯尼？伯尼·考夫曼？”
“他死前两天刚刚申请破产。”
“我——我——我不懂，”我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说，脚下的世界在旋转。“我是说，他写的那本书《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不管书名是什么吧。”
“听着，别这么垂头丧气，”Z先生嘶哑地安慰我说，“他把我们都骗了。他还欠着我好几千块佣金呢。我是说欠。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百万富翁。那不过是一本书。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他死于贫穷。”
“贫穷？”我机械地重复说。我放下话筒泄气地坐在电话旁边，两只眼瞪着窗外屋檐垂下来的冰柱往下滴水。嗒——嗒——嗒，水滴不断。我转向无声的电话，忽然意识到我在落泪，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摔到大腿上。我终于明白了伯尼最后一个神秘微笑的真正含义。
“尼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出什么事啦？”维维卡问我。
我抬起头看着她想开口，想对她解释这一切，但是我的声音嘶哑得说不出话来。我深深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仍说不出来。我找不出词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说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哭是因为伯尼在远方一家旅馆突然死掉，抑或是因为我失去了800元钱的支票，还是因为他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命运的写照……也许三种原因都有。我哭也许因为我把生活看得太严肃，而这个伯尼·考夫曼皮肤滑润，心怀坦荡，小手指上戴着钻戒和各种小装饰。瞧他的燕尾服及那副自信的样子，这位伯尼·考夫曼，我几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他看成我的救星，原来只是一个装模作样、衣冠楚楚、装饰华丽实际一文不名的伪君子……我哭也许因为尽管伯尼·考夫曼跟我一样在生活的边缘上挣扎却显得无忧无虑，还因为他的最后一笑是对他的现实的坦白，而我则是榆木脑袋，竟至全然没能理会。
22
黄昏来临，维维卡跟我坐在厨房的桌旁。我盯着面前早已凉了的咖啡。屋里很静，偶尔传来室外孩子们戏耍的声音。
“你知道吗，尼尔，”维维卡打断了我的思绪，“当初你要是接受了那份工作——一份你顶多喜欢上一个星期的工作，全家人的日子就会更凄惨——假如你接受了它，我发誓我就离开你回瑞典去了。”
停顿。
长时间的沉默。
“回瑞典，你是说？”
“对。总要有个限度。我真会走的。我说话算数。”
“嗯……听起来像个好主意。”我若有所思地抬起头说。
“什么？”她的脸腾地红了。
“不错，瑞典，”我说，慢慢地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我有一个迷人的想法。没问题。咱们都走。”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似乎已经看到了斯特赖得威根码头那整齐排列的桅杆和晃动的船只。“对，瑞典。”我点点头，进一步激动地讲述我的想法。“……给那个他们一向鼓吹有良好秩序的社会民主输入一些坏东西去。”
“尼尔，你是当真的？”她大吃一惊。我向门外走去时她在后面紧随着问我，脑子一下子被我的话搅乱了。“现在就打行李吗？”
天已经暗下来。太阳从山边悄然落下，空气中透着腐烂树叶的潮湿和春天来临的气味。这时候索斯基家的拖拉机停了，山上一片惬意的宁静。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春天的鸟……好像刹那间一切都变了。四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我的确可以选择。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回瑞典，另起炉灶……或者，把伯尼·考夫曼的作品重新润色，或者说是为原作者遗作润色……或者，也可以说最好，专心致志完成我自己的《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可以依然呆在古伯斯威尔，就坐在这里听凭四季更迭，然而心中有数，这一次对重大事件我将有决定权，而且说话算数，决不食言……我依然可以坐在这里呼吸花的芳香，然后到林子里散步，然后继续创作，也有的时候什么也不干——但是却有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