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3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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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为了一杯酒，竟可以不要我这个贴心为他好的女儿。
我听了，也只有默然。父亲可以这样对我说，但我却不能对他说：如果你再喝酒，我就不认你这个父亲。人都说，人老了像小孩一样。怎么可能呢？小孩是不懂事情的，你可以跟他讲道理。而老人就不成了，有个性的老人更不成，他的道理就是歪理。我很难过，在父亲的眼里，我这个女儿，还不如他眼里的一杯酒，他能为一杯酒和我拼了，可想而知酒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说，我倒了，我可以给你买。
父亲口齿清楚地说：我知道你有钱，你没钱，不会到韩国去旅游。
我从话音里听出了父亲的仇富心理。
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面对女儿的富裕，做父亲的也有一种仇视的心态。这让我想起俗话说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实际上就是间接地说出了这个“仇富”心理的普遍性。
好容易有一个假期，辛苦了几年，我与老公参加旅游团，到南韩旅游了3天，万万没有想到，偏瘫在家的父亲，竟然有这样大的意见。不用说，我想，其他人应该也有意见的。可是，我就是有钱邀请全家人同去，人家旅行团也不会答应带一个偏瘫病人出国旅游啊。
我想，可能是不一样了，因为我开始走进城市的生活，而他们，还沉浸在那有些田园牧歌式的小城生活里。
我的老哥早已躺在沙发上进人了他的酒乡，手里拿着一筒牙签儿不住地当酒往嘴里倒。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的家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这个肇事者还在那里敬酒呢，却让我在这里面对偏瘫而又固执的老父收拾残局。
我悲哀地想，这大概就是遗传了。酒徒的遗传。
其实，我老哥的喝酒，比起那位正用仇视的眼光盯着我的父亲来说，还是差多了。
2
我们家应该算是一个喝酒世家。的确是这样，好像除了喝酒，倒也没有什么可以传世的了。虽然父亲的一生追求，是要我们家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家庭。就是像电影《革命家庭》那样的家庭，父亲为了革命献身，母亲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的儿女，而儿女为了革命也献出自己的青春。父亲最喜欢这部于蓝主演的电影，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在喝完酒后巡视着我们一家四口，用一种满足的声音说：瞧，我们家，不就是一个革命家庭吗？
但是父亲绝对不会想，人家于蓝的革命家庭是不酗酒的。
我老哥从小就有喝酒的良好底子。这底子也是父亲给打造出来的。
那一年，在商业部门工作的父亲到酒厂去检查工作，大家都是善喝之辈，就干脆在勾兑车间喝起来。喝酒的人里面有我老哥，大概是老妈生病住院的原因，父亲出差便带上了刚刚四岁的老哥。等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倒在桌上呼呼大睡时，那时才四岁的老哥居然还在那里一个人用茶缸子接酒喝，被酒厂的厂长惊为酒童。那时还没有做广告这一说，但后来酒厂的厂长与父亲的关系好了一辈子，就是因为我老哥的酒量。
其实，生长在我们这个土八路的家庭，就是不会喝酒，一般也能培养出酒量来。我和哥哥从小就被训练了出来，每逢家里有点好菜，一定是和酒摆在一起的。寇哥当时能在酒厂坚持喝下去，实际上是因为酒厂的下酒菜是五香豆豉，那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他吃五香豆豉有一个著名的段子。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出去搞外调，回来的时候就要带我们到商场去转一转。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就带着哥哥去商场买菜，仍旧买了下酒的五香豆豉。父亲在前面走，哥哥就乖乖地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用牛皮纸包裹着的一筒豆豉，等父亲买完菜，才发现，一斤豆豉都被哥哥送到了肚子里。那是用酱油和盐腌制的，吓得父亲一晚上陪着哥哥玩。我们家乡的老话是，小孩子吃了咸的东西，千万不能让他哭，一哭，就坏了，非把嗓子哭哑了。
当然，我也有过光荣的历史。
六十年代初，我们还小的时候，到公园玩时，我和哥哥就会不停地喊着：“爸爸请客，爸爸请客。”
所谓的“请客”，就是要让爸爸去买啤酒，中山公园门口的小摊儿上就有，用罐头瓶子装着，5分钱一罐头瓶。那时父亲不经常在家，在农村搞社教运动，每次回家都要带我们去公园玩一次，或上沙锅居吃沙锅豆腐，父亲当然要满足我们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只要父亲说，喝去吧，我们兄妹俩就会立马跑到小摊前，一人抱起一罐头瓶鲜啤酒，一仰脖，“咕嘟，咕嘟”地喝光，父亲就在旁边得意地笑。哥哥一口气喝两瓶，我一口气喝一瓶。这一罐头瓶啤酒大约是半斤，我们喝了连说解渴、解渴，把周围的人给看呆了，我们就得意地笑。
这都是我们长大后，父亲喝酒时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的。父亲很为我们的酒量骄傲。
父亲培养孩子惯用军队风格。因为父亲是行伍出身。他在部队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与酒写在一起的。
那一年，是淮海战役的前夜。部队紧急集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河，人员、枪支武器等都过不去。当时父亲是红小鬼出身，在班里排在队伍的最尾部，但这时他冲到前面，对班长说，有没有酒。班长刚好手中有一壶酒，父亲抢过便喝了几口，然后跳下还结着冰的河里。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人每人一口酒跳到水中，硬是搭起了人桥，将武器安全运到了对岸。但从那时起，父亲的腿就永久性地残废了。
父亲用那条废腿换来的是三等残废军人的荣誉，每月都要享受国家的补助。那几块钱虽少，但对父亲来说却是一笔财富。那钱他积攒了近半个世纪，谁都不知道他积攒了多少，但父亲就是不拿出来，估计除了党费，也不会有更大的事情使用它们了。
当然，这样的故事都是父亲在酒酣时说的。什么时候他喝到滔滔不绝讲他的光荣史了，那说明他的酒喝得够分量了，也就是他说的喝“愉作”了（山东方言：舒服的意思）。
家谱里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于家是匈奴的后代，男的能喝酒，会吹牛，说是吹牛不用打草稿。女的能干，都是姑奶奶，挽起袖子能打人。女的如何能干在我这里是不行了，我一直就是我们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动辄哭鼻子，最主要的是连专业都选择了吟诗赋词的中文，这一直让我父亲不满，他是希望我能当一个女工程师。但男的，则基本上与家谱的说法相一致。从我父亲身上，确实能看到匈奴后裔的基因。
父亲的土八路故事，还有很多。父亲常讲的一段是，那次部队打了大胜仗，首长们还记得那个带头下水的小鬼。还专门请小鬼的客，把战利晶拿来给他们吃。结果他们吃出了许多笑话。他们几个小鬼吃香蕉不剥皮，还直皱眉头，偷着说这是什么东西，软软乎乎的，还涩舌头。吃松花蛋时笑话就更大了，父亲咬了一口就丢，首长问为什么不吃了，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告诉首长，这个蛋臭了，他们昨天已经倒掉了一整箱。首长大吃一惊，说，你们这些土八路，这是最好的下酒菜，老子走了半个中国才遇到这东西，给我找回来。
哪里找得回来。首长气得把分到他们名下的一箱松花皮蛋没收交给后勤了。
文革时，父亲常常喝醉，多少次母亲说要与父亲离婚，一直到父亲瘫痪在床，也没有离成。
那一天，父亲在小铺里喝多了，一回来就开始骂那些“革委会”的人。
父亲在单位是“铁杆保皇派”，因为市里那个最大的头，就是当年请他吃“臭蛋”的首长。因为小鬼的机灵，首长曾经把小鬼调到跟前当了几年通讯员，也就是勤务兵，首长解放后留在琴岛市当了市长，也把父亲带到琴岛。父亲转业到商业部门，成了老资格却又年轻的入城干部。虽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首长也送了一块“欧米伽”手表，但后来也就把这个老部下给忘了。但父亲一直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不能提拔。他经常要在酒酣时遗憾而又骄傲地说，如果我有了文化，早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但父亲是“忠于”到底的，在单位挨了造反派的斗后，就到小酒馆里喝酒。
那时的小酒馆，和现在的酒吧简直就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兼打水的“小铺”。现在这种“小铺”早就没有了。小时候，一听小铺的水箱发出哨声，大人们就会让小孩子拎着铁壶去小铺打水，一分钱一壶。这种小铺也兼卖酒，都是一些拉地排车的师傅歇脚时来这里喝一盅。
小铺的老板娘将小勺伸进酒坛子，一勺就是一小两，盛在大白碗里，也就是刚刚盖底儿。大人们将酒喝得“啁啁”响。当然，没有任何菜肴，就是那样干喝。
我常去那里打酒，不是因为腿勤快，而是为了赚那笔打酒钱的零头。两毛钱可以打二两酒，还剩六分钱，买三串橄榄还剩一分，还可以买十小粒糖豆。要不就用六分钱买五块花生糖。
父亲去那里喝酒的时候不多。他毕竟还是个干部。但他的下级单位有一个仓库在那里，仓库里有很多他的酒友，碰上了，就叫到一起喝。那一天，就是在那里喝的。他到家时身上已经是尘土一片，一定是在路上就被摔过了。
父亲喝多了是不用问的，只要他笑眯眯地走进家门，身上还带着刺鼻的酒味，两个眼睛像刚哭过一般红，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大了以后，就更有经验，了，我们住的是德国式房子，楼梯都是木地板的，只要晚上听到楼梯上的声音像一个木棍在那里捣着，那一定是父亲喝高了。
通常情况下，父亲一喝多了，家里的气氛就凝固了，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自讨没趣。这个时候的一句话，就会像一根火柴一样，“刷”地一下点燃我母亲的肝火。
这一次也是这样。
哥哥不在家，他出去钓鱼去了。父亲为了不让哥哥去社会上参加什么运动，就给他买了全套的钓鱼家什，让他在海边钓鱼。
我和母亲在家。
谁都没有说话。
我和母亲是一样的，我们都能喝酒，但我们都痛恨喝酒。如果喝酒就是为了出丑，就是让人看自己平时看不到的洋相，还不如不喝。
父亲开始像鱼吐泡沫样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越说越多，越说越不像话。
我和母亲用被子盖住父亲的头，因为他在不断地嚷一些平时他绝不会说出来的心里话，你听听，这些话足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
“山东的小太阳不亮了，琴岛的小月亮不亮了。”
我和母亲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出了声。但母亲笑着笑着，就会哭起来。
3
父亲是自己把自己喝到病床上的。
虽然他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他喝酒的缘故。
可能别人患脑血栓是有各自的原因，但我父亲的脑血栓，绝对是喝酒喝出来的。如果你能了解我父亲喝酒的辉煌历史，就知道我的这个结论是多么的准确。
三楼也有一个爱喝酒的老头，他整个就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华子良的形象。楼上的人称这个老头叫老王头，他走路就是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踉踉跄跄的。老王头在市委做勤杂工，有一个大字不识却很能操持的老女人，他们晚年得子，有一个可以做孙女的女儿。女儿虽然很小，名字叫樱花，但模样却像极了她的母亲。据说，王老头的资历很老，他也是残废军人，那两条不太利落的腿不是喝酒喝的，而是年轻的时候打仗留下来的后遗症。但因为他的身上什么时候都有酒味，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为他始终是在醉酒当中。尽管他晚上上楼梯的声音与我父亲差不多，但我们还是能分辨出哪个是父亲，哪个是老王头。轻一下又重一下的，是老王头的声音。始终很沉稳但步子很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
王老头与我父亲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脾气比我父亲的大。老王头发火的时候，整个楼里的小孩都怕他，他手上那根手拐可不是吃素的，只要他认为他有理，他就可以抄起家伙来，抡到谁谁倒霉。没有家长会去找他理论，因为他平时就在骂骂咧咧，谁都不敢和他搭腔，更何况在他认为自己有理的事情上。他是为了打江山把自己搞残废的，他觉得他永远都是国家的功臣。他是二等残废。
相比较起来，我父亲就比老王头文明多了。这大约也与我的母亲有关。
我的母亲是这样一种人，如果她不说话的时候，你会认为她是一个很有教养、学识渊博的人。她的头发不用烫就是微卷的，她的肤色也跟象牙一样的白，还有她的鼻子，很高，但很秀气。但即使是这样，她的美丽还不是容貌上的，仍旧是气质上的。虽然她本人与学识永远也沾不上边，她只上过初中。可惜在相貌上我还是随了有匈奴血统的父亲，也像匈奴人一样的黑黄。那时，每逢开家长会，我们都会请母亲参加。但都要加上一句，你就不要说什么。母亲听了也就是微微一笑，她自己也知道，她是不会说话的，尤其是说有水平的话。即使是这样，每次母亲开完家长会，就会有班主任问我，你的妈妈是不是演员，或者说，是不是教授。这两个职业相去甚远，但母亲却能将这两种职业特征完美地结合在自己身上。
记得小的时候，我和哥哥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母亲怎么会看上父亲。父亲面对我们两个谈论此类的话题时，就只有得意地笑了。所以，父亲对母亲的脾气迁就一些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过，只要是父亲没有喝醉酒，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还是充满了崇拜的。我从小就看到父亲在家中给母亲上党课。有过一段时间，好像母亲在父亲的帮助下连申请表都填写了。可是因为母亲实在不愿意再干幼儿园的工作了，就从机关幼儿园下到了工厂。据说，就是因为这个，母亲最终也没有入党。这也是因为父亲上党课的次数超不过他醉酒的次数吧。
和平年代，父亲的战斗对象，只剩下了他朝思暮想的“八加一”（酒）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最常见的动作，就是把正在喝的白酒倒一点到小饭桌上，划上一根火柴，“吱”的一声，饭桌上的白酒立刻就腾起青蓝色的火苗。父亲此时便不无得意地说：“看，这些酒，在我的肚子里就是这样储存着，只要给它一点火星子，它们就立刻燃烧起来。你们说，这样的烈性酒在我的胃里，什么样的病菌杀不死呀？我肯定不会得癌症的，我身上所有的癌细胞都会被这些酒烧死的。”
爸爸身上的细菌是没有了，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也全都是酒精。
我们家的春节，不是给孩子们过节，而是给酒过节。每到春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检阅酒的时候。那些积攒了一年，有的还是好几年都没有喝的老酒，都将在大年三十的这一天晚上启封、品尝、获得赞美。
父亲刚进城的时候，给他分配的是带有大浴室的德国房子。父亲嫌这个德国房子的屋顶太高，房间太大，总是给他一种还在野地里露宿的感觉，就坚决要求换成小房子。但有了我以后，房子不够住了，也就是所有的职工房子都不够住的时候，母亲只得分配了同一栋楼房中的两间小阁楼。房间虽小，但构造奇特。我和哥哥最初都很喜欢这两间房子，因为母亲把房子斜坡的部分，又改造成了积木一样的小屋，我们经常带同学到这里来捉迷藏。
就是这样的两间德国式小阁楼，母亲将它们收拾得家味十足。尤其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就像变戏法一样，把家里陈旧的床单都换上白净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