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3期-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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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两间德国式小阁楼，母亲将它们收拾得家味十足。尤其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就像变戏法一样，把家里陈旧的床单都换上白净而樟脑球气息弥漫的床单，连桌布都是新买的有竹叶图案的塑料布，那种塑料味道闻起来有一种隐隐的甜味。平时让人觉得普通的家，在三十的晚上，它就像宫殿一样辉煌，让人新鲜，光亮，让人惊奇，让人兴奋得浑身发颤。
在母亲忙着把一个最简单的住家变成一个王宫的时候，父亲总是穿着最得意的皮背心，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研究着他面前每一瓶白酒。眼镜让父亲平时看上去实在很不标准的面孔也有了工程师一样的书卷气。父亲负责把藏在酒柜里的酒统统拿出来，按照他心目中的价值摆放在桌子上，一个圆形桌子，基本上会被酒占据一半，最多的时候，好像有二十几种酒。
茅台酒一定要有的，那是喝了好几年的。一般也就是在每年年三十的时候喝两小杯，然后就被精心地收藏好，等到来年再喝。剩下的就是平时他到外地出差时，一瓶一瓶背回来的。
父亲的工作要经常出差，对于正在积攒糖纸的我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在父亲出差回来的时候，能够给我带回来外地的糖果。但父亲从来没有满足过我的愿望，每次我急不可奈地打开他的包时，就会看到一瓶他出差那个地方的名酒。这些酒积攒着。有时父亲的酒友或亲戚来也忘不了带酒，母亲就将它们收藏在食品橱里，只等年三十的这晚，隆重地摆出来。
母亲请菜的习惯与父亲请酒的习惯是一样的，她一定要在年三十的晚上，把准备好的所有过年菜式一样一样盛在一个小碟里。哪怕一个松花蛋，她也要专门用一个小碟盛着。由母亲亲手做的海带卷、熏巴鱼、什锦菜、肉皮冻、杏仁咸菜、冻菜凉粉，盛在闪着金边的小碟子里，摆在我们面前，通常有二十几个菜。这样的场面在缺少物资的文革时期，真是很少见到，经常有邻居会在这一天的晚上到我家参观。母亲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极不欢迎。她有一种偏见，认为大年三十晚上是自己家里的节日，不许有外人的。这样琳琅满目的酒瓶，丰盛的大宴，我们自己都在夸赞着自己家的生活，就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也没有我们吃得好啊。这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成了主人翁。
然后，就是父亲的仪式了，他要先敬酒给母亲，说老伴一年辛苦了，这个革命家庭之所以能够胜利地过了一个年，就是因为家庭主妇的功劳。母亲这个时候也会很正经地点点头，把父亲给敬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父亲又“敬”我和哥哥，要我们好好读书，快快成长，不管社会上乱成什么样，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管读自己的书就行。我听这话，很耳熟，跟我们正在批判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年三十晚上，我们一般是不跟父亲开玩笑的，因为他们把仪式搞得太隆重了。然后是我们敬父母，一般是我代替哥敬敬酒祝词，这些祝词都要现场编辑，根据这一年流行的东西来编。这是我的强项，我的应急状态始终很好，平时的学习一般，但一到考试就有精神，而且总是超常发挥，考试的结果有时我自己也不相信，这大概就是运气吧。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么聪明。
过完年三十，就是我们孩子们最忙乱的日子，也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日子。想起来也真是奇怪得很，平时家里总是咸鱼饼子的，但到了过年的时候，最好的东西也吃不下，嘴巴一点味道都没有，连吃糖也不甜。
春节放四天假，父亲的小酒桌就摆上四天。这四天里，他就像一个教父一样坐在酒桌的边上，不断地斟酒，看见有来拜年的人，就像是看见了救星，非逼着来客也与他干一杯。来客中大都能喝酒，就是不会喝酒的，见到老父的热忱，也不得不喝。如果不喝酒，他会指责来客瞧不起他。更何况，我们家的酒肴，实在是丰盛，很多父亲的酒友，完全是冲着我们家的酒肴来的。在过春节的这四天里，母亲基本是不管父亲的。她有一个讲究，就是在春节期间绝不发脾气，大人小孩都不发，所谓的和气生财吧。于是，到第四天的时候，父亲基本上就是酒醺的状态了。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忙着同学之间见面，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愿意和父亲坐下来喝点酒。母亲对此也显得格外宽厚，认为一年只有一个春节，这个时候是特殊的时间，就让这个酒鬼放肆地喝吧。
可以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喝酒。喝好酒，交好酒友。他对酒肴倒是不太挑剔。那时生活比较艰苦，没有什么好的酒肴，有的时候，父亲就用晒干了的红辣椒放在火上烤一烤，烤得辣椒有了香味，就可以做酒肴了。对父亲来说，最好的酒肴就是他钓的鳗鱼干。
说来也怪，明明是父亲教哥哥钓鱼，但父亲的钓鱼技术却远远赶不上哥哥。哥哥只要有时间去钓鱼，就能钓到很好的黑寨、黄鱼，有时还能钓上一斤多重的红加吉鱼。这种鱼用来炖汤喝，会像牛奶一样白。父亲钓鱼，千篇一律，基本都是鳗鱼。这种鱼，长相愚蠢又狡猾，还有一个很不好的身世。据说，鳗鱼专爱钻死人的肚子。母亲小的时候就亲眼见过死人肚子里往外钻的鳗鱼。我母亲就说，宁可饿死，也绝不吃这种鱼。于是，鳗鱼在我们家受到的礼遇，就是往窗台上一放，让夏日的阳光暴晒，直到把鳗鱼油晒出来了才算完事。那橙黄色的油就像今天珍贵的色拉油一样清澈。这样的鳗鱼干就可以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便放在火炉上烤着，鳗鱼油滴到火里，立刻会响起“嵫啦”的声响，还有一种奇异的香味。这样的酒肴，是父亲最喜欢的。但毕竟鳗鱼太少，而父亲是要天天喝酒的，酒多鱼少，所以，吃咸菜就烧酒的日子就多过吃鳗鱼的日子了。
酒就是这样在父亲的体内日积月累地燃烧着。我相信，父亲的血液里流着的是酒精。
父亲在单位有“小诸葛”的美称，主要是他个子太小，人又有主意。他的一生不能算顺，与他一起打莱阳的战友，目前基本都做了局级干部，只有他是在原单位做着党务工作。但他的性情很温和，也很固执，一直想要把我们家都变成《革命家庭》里的人物，常批评我像那个妹妹小莲一样娇气，是成不了大事的。我现在一点都娇气不起来，但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对我来说，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在父亲要求晒太阳的时候，能够顺利地把父亲背下楼。
但我觉得，父亲的心中总是有些块垒，这也许是父亲一辈子都钟情于喝酒、迷醉于喝酒的一个内在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即使是情绪低落的时候，父亲只要是沾了酒，那，定是如皇帝一样的威风和盛气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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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父亲也还是有他的理想和追求的。在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很开通的，甚至很有些个性魅力的“土八路”。
对于父亲来说，他对自己的家庭实际上有一个很高的标准，这就是他始终以电影《革命家庭》作为他的最高的家庭理想。他最欣赏的家庭模式，就是父亲母亲都是老革命，儿子女儿也都是小革命。他尤其欣赏于蓝演的那个角色，夫妻之间有一种革命者之间才有的幽默。于是，他也经常在家里给我们开玩笑，虽然他的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但家里的疑难杂症基本还是要靠父亲来解决的。只要他汉有喝酒，或者说没有多喝酒，他应该是与电影《革命家庭》中的那个革命的父亲是差不多的。只是，这样的时候比较少。但所幸的是，在很少的几次出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还都是清醒的。
一次是哥哥读高中的时候。按照文革时期的政策，那个时候，哥哥属于可以就业的长子。那时谁都不愿意下乡，有就业机会绝不相让。我们楼上就有一个母亲，为了高中毕业的大女儿不去下乡而提前退休，好让女儿去顶替母亲的工作。但没有想到的是，户口本却让小女儿给偷走了。小女儿自己去顶替了母亲。但是，我的哥哥却不愿意就业，偏偏喜欢谁都不愿意上的高中。家里是希望他能够就业帮助养家的，而且就是眼皮子底下的事情，就等着给他买饭盒去上班了。但是哥哥却三天没有吃饭，对父亲要求读高中。
父亲先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当然希望有人能帮助承担这个家庭的经济。但哥哥的愿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母亲只是不断地说，这孩子，真是傻，为什么放弃上班去上课呢。她表示听父亲的。三天后，父亲这样对母亲说：他现在想上高中，可能只会后悔两年，毕业后他再工作也不迟。但你现在不让他上高中，他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们不能做让孩子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疑难杂症在父亲手里轻易就解决了。
关于我的一次疑难杂症是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可以进北京，也可以回琴岛。我自己就在犹豫不决当中，是父亲帮我下的这个决心。他用手给我比划着：你们的路，有这么长，他把胳膊无穷地一伸。又说，我们的路，还有这么短，他用手指做了一个八字。所以，他说，考虑未来的时候，不要考虑我们。要考虑你们自己的前程。你们只有兄妹俩，倒是都集中在一起，将来还可以互相照应着。
父亲治家，基本是无为而治。他从来不管家务，但他对家的影响却很大。我家基本是一个“土八路”式的家庭，对待生活历来有一套自己固定的程式，这程式已经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的居家生活总是与周围的人家有着一些“格色”之处。
比如，我们的家传是：“吃要一流的，住要二流的，穿要三流的。”这里的意思一目了然。这是我父亲的治家方略。而我父亲对此贯彻得不折不扣，非常到位。比如：在六十年代钱还很紧张的时候，父亲在外面搞社教什么的，他每周回家一次。而那一天，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节日，我们全家就会去琴岛的一家老字号餐馆去吃砂锅。
记忆中吃沙锅也并不是多隆重，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就是一家四口，在一个垂着白色布帘的小房间里，一人一碗大米饭，一个冒着热气的砂锅摆在桌子中间，砂锅里的内容大部分都忘记了，只记得里面有粉条。在砂锅居的对面，就是一家电影院，每次吃完砂锅，还会去看一场电影。那时的电影不多，比较重复看的就是《革命家庭》和《列宁在十月》。平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两人，生活得很紧张。记得每天早晨我们两个人跟着母亲去上班，中间要走很长的一段石板楼梯，我看见这楼梯就头痛。为了赶快上完这楼梯，就赶紧快跑，结果虽然比母亲早上完楼梯，但力气也都消耗尽了，还得坐在马路边上等母亲。等母亲追上来时，又一起往前赶。我从小就知道了，你在路上作任何挣扎都是没有用的，早走完和晚走完，路程并没有就此而缩短。我们都盼望父亲回来的那天，我们会一整天都泡在外面，这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于就是现在，我也有一放假就往外跑的习惯，认为到外面吃饭，全家在外面游玩，才是真正的过节。
这样的治家风格使我们家的容貌就很对不起客人了。我们家长期以来家徒四壁，四个人有三张木板床，两间不大的房间，看上去就像是集体宿舍一样简单和整洁。但背包带却有四副，还是父亲的主意，他是土八路出身，一切靠部队供给惯了，也一切以战争为头等大事。他的意思是一旦打仗，就可以背起背包走天下。他告诉我们，只要发生战争，一定要去找组织，只要跟着组织，一定不会错。还教会我们在危机的时候首先要沉住气，什么都不管，这个他准备了大半生的“仗”一直没有打响。
在吃的方面，父亲却一直舍得花钱。每次喝酒喝到好处时，父亲便又吹上了。屡次运动，人家给他提的意见和贴的大字报，内容都是一样的：“大吃大喝，钱从哪里来？”父亲是搞商业的，那个时候，在商业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污腐败。
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大吃大喝，也就是到小饭店吃个阳春面，吃碗馄饨。再奢侈一点，就是全家到一家叫“劈柴院”的小吃街去吃刚下市的琵琵虾。那种浑身有刺的东西一般人不吃，我的母亲吃这样东西却是绝活，她能几下子就将琵琵的肉整个脱下来。她还会把整个虾吃到嘴里，但吐出来的却是整个的虾壳。那感觉就像她生来就是吃海鲜的，那样娴熟，那样到位，充满了节奏和美感。
小的时候，我的家乡琴岛栈桥一带，捞鲍鱼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如果你有亲戚在琴岛的海上飞机场里住，在海上机场的礁石堆里捞鲍鱼更是稀松的事情。稀松到鲍鱼肉可以挖下来喂鸡。小孩子们更看重的是鲍鱼皮，学名叫“石决明”的外壳，那是一种药材，药店里收购的。用鲍鱼皮换上几元钱，可以买很多的冰棍吃，奶油冰棍才5分钱一根。谁也不会想到时隔二十几年，鲍鱼会是海鲜中的大饕之菜。
七十年代的肉是凭票供应的。一家买两角钱的肉就可以包一次水饺。可肉票到了我父亲手里，总能吃出深刻印象来。
那一天，是星期天，母亲不休息。父亲说，咱们今天糊弄糊弄吧。我和哥哥听了都很兴奋，父亲只要说“糊弄”，那就是要大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父亲要用一斤肉做成萝卜汤。做法很简单，就是将肉切成大块丢到锅里煮，等到肉已经煮好的时候，便把一尺多长的青萝卜抱在怀里，用菜刀往锅里削。那架式有些像山西的刀削面，但气派却是棒极了。正好碰上哥哥的一帮同学来玩，都围在锅旁看我父亲抱着青萝卜往锅里削，大家都觉得好玩极了，谁也没有见过把饭做成这样有气魄的场面。眼见着萝卜越煮越绿，鲜美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楼房。不用说，那天的萝卜炖肉，是我们记忆中最好吃的。肉是鲜的，还很嫩，而萝卜是面的，却很香。
父亲有一朋友，我们叫他李爷爷，只老俩口，有点钱就琢磨着吃，爸爸常带我去李爷爷家喝酒。我吃过李奶奶包的小笼包，一口一个全是肉丸儿，好吃极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家舍得那样吃肉的。李爷爷在肉类加工厂认识人，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兔子架子，兔子肉被整块地切下来出口换外汇了，兔子架就可以很便宜地卖给职工。李爷爷很胖，每次会提十斤兔子架走几站路到我家楼下。我们家在四楼，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在楼下喊我们。我和哥哥都喜欢吃兔子架，兔子架煮出来的味道很鲜，吃完兔子架还可以卖骨头。十斤兔子架的骨头可以卖两角钱。两角钱可办的事就太多了，可以买1角钱九粒的花生酥糖，还可以买1分钱一串的橄榄，有三枚……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小吃。
关于松花蛋，我父亲最有故事讲。一吃松花蛋他就给我们讲他打莱阳的时候把松花蛋当成臭蛋倒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听了八百六十遍了，但父亲说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现在，松花蛋却成了好东西，春节的时候，一家才供应一斤松花蛋。有一次，春节的时候，我到外面玩，没有赶上吃饭，回来时正碰上父亲在厨房忙。父亲招招手把我叫进厨房，给了我一整个松花蛋。家里来人吃松花蛋都是和许多酒肴配到一起的，松花蛋是那一碟酒肴里面的四分之一。能有一整个松花蛋在手上，真是喜出望外。我二话没说，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