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3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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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的生活中也有浪漫的插曲。我们家最浪漫的吃是在公园里。星期天去公园，母亲会提前蒸好葱油饼，拌点儿小凉菜，再炸点儿花生米，用饭盒盛着，便是我们家游玩的野餐。
到公园的门口，是我和哥哥要爸爸请客的好时候。爸爸请客很简单，就是要给我们每人买上一罐头瓶的散装啤酒喝。5分钱一罐头瓶。我和哥哥一人来上一罐头瓶，一仰脖就喝完了。
这样才算拉开了野餐的序幕，中间的玩耍都不记得了，好像出去就是为了吃。等到把所有的野餐摆好后，父亲便掏出小刀，在小树林里挑那笔直的小树枝，折断，再用小刀将树皮刮去，露出萝卜青色来，做成筷子，夹菜的时候会有很清香的味道。
5
父亲的能喝终于把他送到了病床上，他一生都期待的战场终于让他自己给挪到了病床上，看着父亲在病床上艰难地与疾病作斗争的时候，就感到他真的就是一个被捆绑在战车上的堂吉诃德。
就在父亲刚刚退休的第二年，他就第四次脑血栓中风躺倒了。
前面三次，他有轻微的脑中风，还只是胳膊有点不能动。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一般很快就好了。好了，父亲就照样喝酒，还沾沾自喜地宣称：我还是没有倒下，只要一天不倒下，我就要坚持一天喝下去。那态度就像是在战场上宣布；只要有我在，阵地就不会丢失。他手中的酒杯，就是他的战利口。
父亲刚刚瘫倒的时候，医生不让他再喝酒抽烟。他面呈沮丧，声调悲哀地说：“连喝酒和抽烟酌乐趣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谁还听不出他的毛病是什么，在他的生活里，已经没有别的乐趣了，只是喝酒和抽烟。
父亲病了。右脑大面积栓塞。左肢陷入瘫痪。嘴还歪着。这意味着他已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人不离身边地照顾他。但不论他是住在琴岛的疗养院里，还是转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他所到之处，总是会引起病房或治疗室的哄堂大笑。甚至在电梯里，他也能不失时机地表达他对生活的失望。这种失望他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常常是别人笑了，他却严肃着不笑，痛苦地坐在床上，使我们每一个笑过了的人，更觉出一种心疼。
也许，在别人听来，父亲的话带有几分神经质，毕竟他是脑子出了问题的人，还拌有轻度的脑萎缩。他年近七十，不能以正常人的意识去认识他。但我们熟悉父亲，熟悉他平时爱开玩笑和看破红尘的态度，便对他在病床上的话能够理解。
我当时正在广州出差，听到父亲瘫痪了，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他买了香港进口的“真人大造丸”，告诉父亲它的药效是“立竿见影”，这是说明书上写的。他不信，坐在床上阴沉着脸，说：
“你立个竿我看看，我看那影子在哪里，也只能是立爪见影吧。”
护士小姐给他背上了一个24小时监听心脏的“豪特”，他又不满意，一面任凭护士给他系好，一面不住嘴地说：
“你们的大夫老是怀疑我的心坏了。我的心要是坏了就好了，那就发大财了。”
护士和医生全都乐坏了，他还没有忘记针砭时弊呢。
除了医院的治疗，为了能让父亲早日康复，我无师自通地为父亲按摩、点穴，目的是让他失去知觉的胳膊、腿活动一番。在我的折腾下，他一边不情愿地让我按摩，一面大声嚷着：
“救命，于教授，你饶了我吧。”
我不解，我怎么成了教授了？父亲便白了我一眼，道：
“你们都是叫我受罪啊，你们这些‘叫受’。”
“那你以后还喝不喝酒了？”一个小护士不怀好意地问，据说此次犯病，就是因为在病中父亲又偷偷喝了很多的酒。
“喝，不倒下就喝。”父亲干脆利落地说。那话接得如此痛快，就像在战场上经受拷打的战士。
平时父亲是不太说话的，除了喝上酒。可自从他病了以后，他有很强的说话欲，把自己的思想及时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他形容自己是“偏口鱼”，因为他的嘴是歪的，又姓于。他的肩膀、胳膊及腿因为血脉不通，非常酸疼，我们大家都说疼好，疼说明有知觉，有希望，父亲却说：“谁说疼好就让谁去疼吧，我不想疼。”后来，从中日医院来了一个专家，也告诉他疼是好现象，他半信半疑地望着大夫，又说：“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
每次护士来给他打吊瓶，他就直瞪着眼看人家护士小姐。护士们与他熟了，就问：“看什么？”
“我现在跟我孙子一样，见了穿白大褂的就害怕。”
护士仍旧逗他，说：“人家还哭，那你怎么不哭？”
父亲是“土八路”出身，爱用一些军事用语。因为当初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于是，单位便请了一个战士小张来护理他。他与小战士配合默契。他说：
“小张，不好，有情况。”
小张就马上反应他是要上厕所。如果他说“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要大解。也多亏了这位小张，在父亲犯病的最初时期，给予了细心的照料，那种细心是我们做子女的难以做到的。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是只要病人的眼睛往哪里一看，他就能理解病人是想做什么。到底是当兵的。父亲说。
可是有了战士小张做标准，父亲以后可就难护理了。为了更好地治疗并能尽上孝道，我们就把父亲转到了北京的中日医院。中日医院设备齐全，每个病床前都有可以直接与值班护士对话的传声器，一按电钮就可以通话。父亲对此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按电钮。就是我们在身边，他也按，问他，也不会理我们，只肯与护士对话。
刚住进医院，自然要做各种检查。他对医生的态度很敏感。医生例行公事时，他多半不说话：医生态度和蔼，他会主动地说话。康复科的女医生也姓张，态度很和气，询问病史也很耐心。于是，父亲就很配合。医生为检查他的反应能力，指着站在一旁的我问：
“老于，你告诉我，这小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父亲看看我，没有马上回答。因为天热，我打扮得很简单，显得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一些。可不见得年轻一些老爸就不认识我了，虽然他是大面积脑栓塞，但他的智力很正常。
父亲很清楚地对张医生说：“那个小姑娘是我的女儿，那老姑娘是我老婆。”他又指了指我母亲。我们都乐了，并长舒了一口气，父亲的脑子是没有问题了。
张医生让他抬左胳膊，为指导他，将一简易的测试器放在他的肩头。父亲看了看测试器，又看看医生，说：
“大夫，你就是在我这里放上一个小金锭，说拿着就是你的，我也够不着了。”
张医生笑笑，让他努力。他努力地动，左胳膊纹丝不动，父亲又说：
“它真坏，一点也不听话，让它擦擦脸也不干。”
医生说：“老于，你不要着急，会康复的。”
父亲却说：“没有用，都一个模样：勾勾着手，拖拉着腿，扭扭着身子，歪歪着嘴。”父亲用山东话说这些他自己编的顺口溜，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我看到门外的病人都在往房间里看。大概他们都没有见过，在一个医院里，会有那么值得人们开怀的事情。
父亲并非耍贫嘴，他的是非非常分明。他有时比较任性，不肯或者说不敢多走路，总怕摔倒。有时我忍不住，就要对他发脾气。我犯急时他就用眼瞪我，一字一句地说：
“病人还没有不耐烦呢，护理病人的反倒不耐烦了，是你护理病人，还是病人护理你。”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自愧了几天，你不能不承认父亲的话是对的。实际上，我们着急的，也许并不是病人的病，而是因病人的病，而给健康的人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而已。由于父亲不能自理，医院给父亲配给了白天和晚上两个护工。护工都是男孩子，常常对父亲发急。而病中的父亲总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白天的那位护工陪他去烤电，态度很急躁。父亲在他呵斥下进入烤电室后，便不紧不慢地对小护工说：
“唐（护工的姓），来来来来，我已经交了钱了，这里面很暖和，你来试试。”此时正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人在风扇下面还要出汗，何况进入烤电室，可见父亲的用意。
晚上的护工较辛苦，要推父亲去几次厕所。小护工不乐意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睡好，睡好，不要老去厕所。”
父亲就批评上了，说：
“哪有你这样的护工，不给病人带来方便，反而要给病人带来不方便。”
“护工也不是奴隶。”护工反驳地说。
“对，护工不是奴隶，可也不能当老爷吧。”
他们的这番对话，让同房间的病人笑得睡不着。当早上我们去时，同房间的病人就将他们的对话告诉我们，我和母亲也都忍不住笑了，这就是父亲的特点，哪怕是在他偏瘫的时候，大脑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他会自言自语地评判着事情，什么“友好医院不友好”，“康复就是不康复”等。其实医院对他真的是不错的，但他在病中的敏感，使他的眼光也变得特别挑剔了。
我想起了一个传说，在日本的一动物园内，许多凶猛的动物展示过后，摆着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最凶猛的动物”。这就是人。这是从一方面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确是凶猛的，身体瘫了，但精神不倒。父亲并不是一个偷生的人，他甚至多次抱怨，死是这样的艰难，过程又是这样的长。但他始终顽强地表现着他的意识，显现着他的精神。他是用他的病例，说明了一个真理，人的肉体是可以摧毁的，但精神却是不能摧毁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不是水泥，不是钢铁，实在是一个人的生命意志。
父亲的一生基本可以盖棺论定了。
终其一生，以酒为友，因酒交友。就是现在，他就像一只“偏口鱼”一样地在床上生活着，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酒，每逢过年过节的日子，家里总要汇集一帮在京的老乡朋友。那时，父亲就坐在轮椅上，仍旧是家中老太爷的地位，以他的敬酒作为晚宴的开始。他的开场白很有国宴的水平。国庆的时候，他会说；“女士们先生们，祖国万岁。”春节的时候他的祝词最讲究：“老少爷们，我们又赢了一年，过完了年关，就是胜利。”
他的话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病人，更像智者。他三分之二的脑血管都栓塞了，没有糊涂已经是奇迹。他已经到了喝酒不说酒的程度，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是对着家里的小阿姨说：“小芳，八加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饭桌上算算术。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他用的是谐音，“九”就是“酒”。
喝酒喝到这个境界，我和老哥一致认为，基本可以让父亲随心所欲了。他已经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就算是个健康的人，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还不如让他把每一天都过得快乐一些。
父亲最欣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明天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看的一个外国电影，在第二天就要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男主角很大气地说了这样一句玩笑的话，死亡在即，他还是大杯喝酒，尽兴跳舞。每次父亲要我对未来作设想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来对付他：“不要把明天晚上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
父亲没有痛苦，他天天与酒为伍，歌舞升平。到今天，他已经偏瘫了十周年，酒量没有减，病情没好但也没有加重，还不时地注意到国家领导人今天又出访到了哪一个国家，这使得我必须随时在地球仪上寻找国家领导人的脚步，因为父亲会不断地问我，去的那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离中国有多远。
6
其实，要说我们家的酒量，最有水准的应该是我的母亲。自我记事以来，看见我们家的男性公民喝酒喝醉了无数次，但却没有见过我母亲醉过一次酒。
我的母亲再过一年就七十岁了。但见到她老人家的，就知道什么叫鹤发童颜。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里面都随了外公，个个都很上得了台面。我的两个舅舅中有一个酷似电影演员王心刚，有一个很像《奇袭白虎团》里的张勇手。两个姨妈，一个像秦怡，一个像秦怡的妹妹秦文。我母亲最大，是长女，受的苦也最多。虽然她不是姊妹中最漂亮的，但却是最有风度的。她一尘不染的气质，极像苏联教师，因为她的头发微卷，鼻子很高，皮肤细白，只要她不说话，她是可以扮演一个很有修养的老教授的，虽然她几乎没有上过什么学。
这样漂亮的母亲跟了父亲，据说在当时是与家庭闹了分裂的结果。外公不承认我的个子矮小、长相一般的父亲，说要跟母亲决裂。外婆也只是在母亲结婚的时候借给了她一套餐具，请完客后又都还了回去。但母亲不知为什么就是铁了心要跟父亲。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模样看上去很英俊的叔叔来家里玩，他跟父亲也很好，还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们喝高了，我们才知道，当初这个叔叔也是在部队追求母亲的人，但最后母亲竟然选了父亲。
应该说，除了喝酒，母亲与父亲还是相处得很好。父亲对待母亲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什么都听母亲的。后来，只是因为父亲的酒越喝越失控，母亲这才与父亲有了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很单纯，如果父亲没有喝酒，母亲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听着父亲给她讲一些很政治化的生活常识。母亲原来是在市委幼儿园工作，受过正宗的苏联育儿教育。我们家住在市委宿舍里时，经常会有很尊敬的声音响起：“郭阿姨好。”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身上却充满了文化人的品位，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很有小资味道。她对金钱几乎没有概念，花起钱来很有魄力。比如，我和哥哥小时候都有肝炎，她听说吃猪肝对肝有好处，就经常买食品店的酱肝给我们吃，经常是我和哥哥一人手上拿着一大块猪肝，当馒头吃，让过路的行人纷纷回头看我们。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一般她会让我们吃饱，吃足，吃够。发工资的日期，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日子。只要放学回家看到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包括大白兔奶糖、钙奶饼干。还有刚刚下市的稀罕的水果，就知道一定是母亲发工资了。我们家的生活水准在整个市委宿舍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家讲究吃喝，却是在宿舍里最有名的。我和哥哥的生活，也是我们同学中最好的。每次出去活动带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母亲不仅为我们准备好了主食，有时你会意外地在饭盒里面发现零食。中山路上的三八食品店几乎是我们家的食品柜，那里有什么好吃的新鲜玩意儿，基本都能在我们家里出现。当然，这只是在月初。到月底的时候，问母亲要钱没有，我们都感到很为难，总不能连看电影的钱都交不起。这个时候，父亲的作用就出现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给母亲变出五元钱。第二天我们家就会改善生活，吃肉馅的馄饨。
母亲的喝酒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因为父亲屡喝屡醉，让我们都对喝酒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父亲病倒以后，就看出来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