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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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①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②
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③
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
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④
因此，一方面，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⑤他　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①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②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③
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　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③　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
①　《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
②　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
③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
④　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
⑤　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
⑥　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
①　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
②　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
①　1661、1663年间的庄廷■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
②　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
③　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①　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
②　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
③　同上书，第102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103页。
①　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
②　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
③　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①
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②
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
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　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①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②
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　大元帅。①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
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②
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①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②
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　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