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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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①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②
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③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
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④该社建于1629年，　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①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②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③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④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⑤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见艾维四：《陈子龙》，第58页。　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①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②
②　邓尔麟：《科举政治》。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6—47页，及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第42—45页。晚明诗人王世贞曾提到“十七家大户”，其资产皆达50万两以上。傅衣凌：《明清时代》，第23页。著名的天主教徒、上海县人徐光启，曾对其家乡的商人受到极大妒忌和羡慕的情形做过描述。还有人说，有的江南大户用每只重15两的金碗待客，用最精美的绣品作浴巾。傅衣凌：《明代江南》，第29—30页。收藏艺术品也是一种摆阔方式，富商们尤嗜于此，因为他们认为——据晚明一位经营艺术品的商人说——一个人文雅还是粗俗，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古董。秦三迪和许承志：《安徽的商人文化及其保护者》，第22页。
④　15世纪后半期，明朝政府开始出卖监生资格。到16世纪，许多有钱人都有了这种“监生”头衔，因而可以参加乡试和出任下层官吏。至天启年间，许多富裕的平民还购买最低一级的童试资格，成为生员。这些新兴的下层乡绅在本地并不很受尊重，因为那里的乡绅通常都有正式功名；但在外地，尤其在城市中，他们的身份却大大高于一般平民，享有终身复除的特权。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1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第35页；山本英士：《日本1976年的明清史研究》，第17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30页。
①　谢肇浙（1567—1624）说，当时几乎所有官僚士大夫都有娈童。他们在京城外接客时，总是夸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书生。据谢肇浙说，同性恋从晋代开始在中国出现，公元3世纪末曾盛行一时，所有士大夫都热衷此道。及至宋朝，由于道学的兴起，同性恋之风衰落了；但到明末，特别是在中国东南地区，又再次兴盛起来。常听人说，福建和广东是这种性行为的中心；实际上同性恋在江南也是常见的。南方官员——谢氏说——将此风俗带到了北京，使这里的酒店也出现了许多少年男妓（小唱），作为侍者和歌童为士大夫服务。这些娈童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一带，还有一部分来自山东临清，故有“北”小唱和“南”小唱之分。谢肇浙：《五杂俎》第八卷，第4—5页。1633—1635年间曾侵袭福建海岸的达赤曼·汉斯·普特曼斯（Dutchman　Hans　Putmans），称中国人为“卑劣的鸡奸者”。C。R。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22—426页。这位葡萄牙人还指责说，鸡奸行为“在中国人当中既不受惩罚也不受歧视。”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3页。
②　李东：《见闻杂记》第十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几年前，东林党人赵南星便将经济衰退与挥霍浪费联系起来，极力抨击奢侈之风。他说，当时的人们，不论男女，都追求华服美食，挥金如土。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四卷，第5页。这种风气大约是从16世纪40年代兴起的，当时男子开始戴瓦楞骔帽，穿轻俏精美的暑袜和蒲鞋，宜兴出产的“黄草蒲鞋”尤为著名。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2页；又见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30—131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2页。华丽的饰服作为政治衰微和社会堕落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荀子（约公元前300—237）写道：“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笺注》，第227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假道学们特别提到，这些士大夫修习八股文极为严谨，但私生活却非常放荡，甚至发生反常的性行为。谢肇浙：《五条俎》第八卷，第5页。
②　昂贵的金银珠宝饰物，尤其是作成各种动物形态的精美头饰，在崇祯时期非常时髦。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2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31页。名门子弟并不全是花花公子。据晚明史料记载，也有许多权贵子弟倚势恃强，横行乡里，成了令人畏惧（以及令人鄙视）的土豪。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21页（第三十四卷）。
④　其中有一姓维持了21代，一姓维持了18代，四姓维持了17代。潘光旦在其开拓性研究中提出的这91个大姓，是根据他们在地方志中的出现和其他衡量其声望的标准选出的。从其在巍科人物中所占之比例，也可看出这些家族的声望和权势长久不衰这一事实。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嘉兴府得12人，其中10人是上述91家望族的子弟。清代共有巍科人物520人，嘉兴府得28人，其中17人出自上述望族。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96—98页。
⑤　因此，政府阻止这种逃税现象的努力，被大族势力挫败了。川胜守：《浙江嘉兴府的嵌田问题》。
①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7页。
②　《嘉兴的望族》，第125页。包鼎之父所言“齐大非偶”，出自《左传》第六卷。文中“安人”是六品官夫人的头衔。
③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2、126页。关于明末商、农、士之身份的混淆，及其在泰州学派思想中的反映，见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第173页。在明末的说教作品中，也有人极力维护严格的身份区别，这或许正是上述融合现象的一种反映。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第346页。
④　有明一代，南直隶（即江南）籍官员中无其他亲属同时任官者占59％，而浙江籍和福建籍官员中有姻亲同时在官府任职者分别占42％和34％。詹姆斯·B·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62—366、382—386页。江南望族之间的婚姻，作为超地方性的社会纽带，常常使其中许多成员产生大都市观念，从而促使他们超越地方利益的局限，逐渐卷入东林党运动一类的全国性政治争端。邓尔麟：《达官贵人》，及其《嘉定忠臣》。
①　如果说宋朝是以杭州和开封等大都会为中心的时期，那么晚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这些大都会之外，又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大市镇（通常是棉花贸易中心）。从1500年到1800年，苏州、松江、常州、太仓、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市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144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3—104页；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8—70页；弗雷德里克·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127—129页，及其《南京的变化》，第63—65页；P。阿尔瓦雷·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21—2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8—10页。
②　用功能分析的术语说，明朝晚期江南潜在的社会子系统比其他地区有更大的自主性。由于姓族、官府、或许还有经济子系统是相对独立和分离的，其身份的形成就更容易、更稳定。
③　台尔曼·格里姆：《中国明代儒教教育和政治》，第130—133页。
④　据1586年版绍兴府志载，当时如果不能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弟，连最贫穷的人也会感到羞耻。从商贾到差役，几乎人人都识字。何柄棣：《进身之阶》，第251页。罗乌斯基的数字表明，在中国的这一高度发达地区，男性中具有实用读写能力的，可能达到了35％或者更多。伊夫林·S·罗乌斯基：《清代的教育与大众文学》。
⑤　小林裕充等：《安徽绘画的盛期》，第25页。
⑥　T。S。费希尔：《顺从与效忠》第二部分，第133—137页。许多生员只知死背范文，和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四书五经。明朝末年，人们普遍认为，把时间全都用在钻研八股文上，会导致士大夫阶层的退化。后来，这种形式主义又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威拉德·J·彼得森：《苦果》，第56—58页。
①　孔尚任：《桃花扇》，第212—213页。“新治”指1644年福王建立的南明政权。主考官当然是钱谦益。
②　艾维四：《复社》，第337—338页。
③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6页。
④　下文所述应社和复社的兴起，及其同诗界的关系，主要依据朱倓：《明季南应社考》；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5—186页；艾维四：《复社》；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译注》，第13—20页。
①　李文治：《晚明民变》，第846、1400、1537页；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18—21页。
②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2页。该社后来由范文若命名为“拂水山房社”，成员多是常熟、华亭（松江）和昆山人。
③　袁宏道（1568—1610）一派宣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格，一味仿古只会扼杀文学的生命，主张诗人应摆脱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去抒发自己的性灵。里杰德·约翰·林恩：《正统与启蒙》，第237页。
④　据说，艾南英和陈子龙甚至为此动手互殴。艾维四：《陈子龙》，第39页。艾南英后曾率众抗清，在唐王政府中殉职。艾南英：《天佣子集》第六卷，第10—15页。
⑤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6页。
⑥　周钟的家族是金坛贵族。其父周泰时曾任云南布政使。徐鼒：《小腆纪传》，第206—207页。
①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5页。南社有16名成员，包括万应隆和吴应箕。
②　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九卷，第14—15页。
③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24页；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应”也暗指《易经》所谓“同响相应”之意。见阿特韦尔：《陈子龙》，第36页。
④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6—547页。此系吴伟业说。
⑤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3页。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53页。
②　应社成员中以负责招纳社员的孙淳最为积极。后来在复社中他也担负同样职责，并遍游天下社团。一位来自嘉兴的复社盟友说他“忘其身，惟取友是急，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76页。该社当时刊行的一部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文集，是张溥选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21页。
③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11—1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6—118页；贺凯：《苏州及魏忠贤的党羽》；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4—15页。
④　16世纪50和60年代，由于倭寇和中国海盗时常袭扰长江三角洲，一种以苏州香工会一类手工业行会为中心的强大地方自卫传统逐渐形成了。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5、123—125页；勒·P·路易·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5—20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0—211页。
①　1567年的暴乱，基本上是一次生员抗议科举舞弊现象的示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1及111—11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政治》，第11页；袁清：《城市暴动和骚乱》，第286页。
②　《明实录》隆庆朝第二十四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
③　1586年，霜冻毁掉了江东的果园。1587年，暴雨毁掉了成熟待收的庄稼。1588年，春旱造成了饥荒。1589年，又发生严重的夏旱，官府不得不赈济灾民。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又见森正夫：《16—18世纪的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4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1—22页。
④　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第286—28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3—14页。
⑤　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8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3—115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5—116页。
②　有的学者提出，东林党人代表了新兴商人阶级和中小地主的联盟，企图超越专制皇权而建立地主阶级的霸权。按照这种观点，东林党人是想通过反对集权专制主义和反对滥用特权迫使下层阶级铤而走险的大地主的利益，来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沟口雄三：《东林学派思想》，第173—175、195—196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56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页。按照一种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地主阶级内部包括几个不同阶层：贵族地主、乡绅地主和经营地主。其中第三者在江南抗税运动后期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以个人身份兴修水利，因而支持受其驱使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摆脱官府的赋税，有时还联合市绅一道同官府作对。李洵：《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第22页。
④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88—89页。一些大臣——有的与东林党有关系，有的则没有关系——联合起来抗拒陈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