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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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甲申传信录》，第16页。看来这是最原始的记载，其他大多数记载则是由此衍生出来的。E。巴克豪斯和J。O。P。布兰德的叙述是以这一原始记载为基础的。《16—20世纪北京宫廷的编年记事》，第101—103页。在谈迁的描述中，崇祯帝最后的行为举止颇有尊严，皇上的酒量也被减到最低限度。他给成国公写完信后，“因命进酒，连饮数觥，叹曰：‘苦我满城百姓。’”谈迁：《国榷》，第6043页。许多当时的人对崇祯帝死时的悲壮场面，都有同样的印象，见《国榷》，第6052—6053页。崇祯帝死于公历1644年4月25日。
② 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一卷，第2页。崇祯帝尤其痛恨魏忠贤。在北京陷落前五天，他曾密令将魏忠贤的尸骨收来烧了，但此令未被执行。陈济生：《再生纪略》，第6页。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34页。
④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65页；张怡：《搜闻续笔》第1卷，第3页。帕拉福克斯说，崇祯帝曾咬破手指，用血写下遗言，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28—30页。
① 赵士锦：《甲申纪实》，第11页。作者正是从这位发现尸体的内侍那里听到这些情况的。
② 一位当时人写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7页。19世纪的藏书家和诗人吴骞评论：“读史者谓明之亡也，有君而无臣，以思陵非亡国之君也。”吴骞：《东江遗事》，1806年序（后由罗振玉编，1935年出版），第1页。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③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④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⑤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 “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①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②“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③
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④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⑤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
愧无半策匡时难，
惟有捐躯报主恩。①
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
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②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③：
浙江 6
续表
南直隶 5
江西 2
河南 2
山西 2
福建 1
湖广 1
四川 1
北直隶 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
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①：
南直隶 31
北直隶 21
陕西 17
山东 16
河南 15
江西 13
山西 12
湖广 10
续表
浙江 9
福建 7
四川 6
广东 3
云南 1
广西 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
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①：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②：
续表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
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①
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 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①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②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③
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④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 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①
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②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③
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 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①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②
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③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 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①，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②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③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④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
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⑤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 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
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①
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②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③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
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 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①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②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③
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④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 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①
③ 钱■：《甲申传信录》，第17页。
④ 冯梦龙：《甲申纪闻》，第5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5—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3页。
⑤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2页。16世纪末，北京常聚有数千乞丐，他们过了今日，不知明日，经常以赌博为生。其中很多人都熬不过京师寒冷的冬季。但尽管如此，每到春天，他们的数量似乎并未减少。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2页。
① 李自成进城之前，牛金星曾告诫他：现在已夺取了江山，一定不能放纵部下滥杀无辜。刘尚友：《定思小记》，第2页；又见钱■：《甲申传信录》，第17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4—136页。抢劫者都被当场处死，并将其四肢钉在正阳门西街的木桩上。赵士锦：《甲申纪实》，第9页。
② 陈鹤龄、陈克家：《明纪》第五十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