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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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和刘肇基一样，把岳飞的名言“精忠报国”刻在铠甲后背上的马应魁也被杀害了。就在崇祯死前曾上书请求建立民军的云南绅士何刚投井自尽了。徐光启的助手陈于阶在扬州的天主教堂上吊自杀。参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73页（第二0八卷第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4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18页。陈于阶在死前显然有过思想斗争：“吾微员也，可以无死。然他日死何以见徐公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18页。与史可法一起殉难的文武官员名单，见史得威：《维扬殉节纪略》，第4—5页。
③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74页（第二0八卷，第8页）。
④ 以下引文根据王秀楚：《扬州十日记》，第518—536页。这次大屠杀是由多铎下令进行的，为的是给其他抵抗者一个榜样看看。他的士兵屠杀了五天，然后在第六天“封刀”。这样，臭名昭著的十日大屠杀的最后五天充满了满人和汉人无法无天的暴行。张德芳：《〈扬州十日记〉辨误》，第367页。
①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第523页。
② 同上书，第521—522页。
③ 许多妇女被掠为战利品。几个星期后，当满人进入南京时，南明首都的市民们惊恐地看着旗人鞭下这些像“猪”一样排成长队的战利品。那以后，多铎由洪承畴接替，随其部队回京。同行的满人挑选出所有年龄在14到30岁之间，并且体态适中的女俘，一同归去。她们知道北方是怎样的一块不毛之地，因此当她们被带出新华门时，都可怜地啼哭起来。很多年后，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的路人们还说见到过这些年龄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比如，一个汉人在东北见到过一个扬州口音、身穿兽皮的女人。他问她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但是她还未来得及回答，就被她的满族男人带走了。那时，东北地区男多女少。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5—146页。
①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第527页。
② 同上书，第536页。
③ 同上书。这个数字被谢国桢采纳，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2—73页。张德芳不同意王秀楚谈到的数目。根据当时扬州附近各个乡村的报告，这个地区人口总数是78960户，或者说是495497口。加上在17世纪扬州的人口统计数，张德芳认为这个地区（包括城市）总人口大约为100万。他估算说，在各种情况下，攻城时挤进这个城市的人口最大数量至多应该是20万—30万人。张德芳：《〈扬州十日记〉辨误》，第368—370页。这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①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②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
元戎亲帅五诸侯，
不肯西征据上游。
今夜庐州灯下见，
还疑公未死扬州。③
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 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①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②
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③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④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 诚。①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②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③
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 舞中国人民。①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②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③
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④
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⑤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⑥”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 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
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①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①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3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150页。顾炎武断定无人知道史可法的去向，有人说他逃走之后躲了起来。见同上书，第149页；夏允彝：《幸存录》，第38页。后来，在江北发生了一次起义，由一个名叫冯孝廉的人冒充史可法加以领导。冯孝廉在被俘以前进攻过潮州和无为州。平定这次起义的满族将领命令把史可法的母亲带来辨认。史老太太是与她的儿媳、史可法的弟弟史可模的遗孀李夫人一起被捕的。两个妇人说，这个起义的领袖不是史可法。不过，在这次偶然的机会里，清军的一位满族高级王公看上了漂亮的李夫人，想要娶她。于是派了一个使者把定婚礼物送到了她的住处。史可法的母亲不知所措，但李夫人却一口答应没有问题。她从定婚礼物中拿了一个金盒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她的女仆哭着出来说，李夫人要这个满族使者替她感谢这个贵族。使者打开金盒，看见里面摆着李夫人自己割下来的鼻子和耳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89页；又见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87—288页。
③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18—19页。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9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51页。根据18世纪史学家温睿临的说法，死刑后史可法的尸体没有被找到，这原因很简单，即宜尔顿将军没有来得及把这个英雄的名字刻在他的棺柩上，而棺柩在这个混乱期便被错放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5页。
③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6页。一份注明日期是1644年、但可能是后几年写成的时人记载说，多铎亲自下令把史可法的尸体埋在了梅花岭下。郑廉：《豫变纪略》第七卷，第14页。
④ 《明史》，第4112页。这座坟墓由当地老百姓看管，他们在春秋祭祀扫墓。郑廉：《豫变纪略》第七卷，第14页；又见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89页。另外，这是招慰史可法英灵的方式。
① 乾隆皇帝选出特别加以表扬的那些已成楷模的南明忠君之士，其实际功业远不如他们对政治暴力的抵制那么突出。事实上，他们的实际作用越小，他们的楷模作用就越大。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38页。不过，要指出的是，乾隆皇帝同意把记载史可法功绩的材料放进史馆中福王政权的档案里，因为他认为南京政权在它渡江以后就如同南宋政权一样。姚文田纂：《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9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176页。
③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6页。
④ 这场论战是由刘辉发起的，他批评吴晗的著作《史可法》（在1959年出版）。刘辉认为，因为史可法的大部分活动实际上是镇压农民起义，因此他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吴晗则应该为赞扬封建道德价值观而受到批判。书报供应社：《史可法评价问题汇编》，第1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的这场辩论因为林父而改变了方向，他认为史可法仍然是一个民族英雄，他的牺牲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同上书，第19页。不过，宗志皇继续加以批判。同上书，第59页。据文化大革命后一份赞扬史可法的文章说，在上海《文艺报》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座谈会的结论对史可法痛加斥责。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
① 前者见丁家桐的评论。书报供应社：《史可法评价问题汇编》，第58页。后者，罗咸的评论见上书，第33页。
②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6页。
③ 张岱：《石匮藏书》，第170页。
④ 李天根：《爝火录》，第6页。
⑤ 这些是夏允彝的话，引自刘约瑟：《史可法》，第161页。
⑥ 李天根：《爝火录》，第6页。诸葛武侯即指诸葛亮。
① 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92页（第一五四卷第12页）。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②
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率领。杨文（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 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①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②
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③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④
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
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 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①
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
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②
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
堪伤，寂寞鱼龙，
潜泣江头，
乞食村庄。
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③
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
